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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案例大全-“担当人性中最大的可能”

2021-04-02 16:55:46

  《豹变》由木心的部分旧作重新排序组成,给读者带来了崭新的阅读体验与收获。书名的含义是指由弱变强的蜕变过程。作为一部短篇循环体小说,每一篇小说的内容相对独立,其实又存在着“秘径”相连。而“担当人性中最大的可能”正是这样一条秘径。挖掘并把握住这一条秘径对于深入理解作品《豹变》具有重要的意义。

  “担当人性中最大的可能”一语来源于纪德的《地粮》,木心受之影响深远。关于这句话,木心有自己独特的体会,对他来说,“担当人性中最大的可能”是艺术。人性的深度是难以预测的,人性的探索也是无穷无尽的。木心“担当人性中最大的可能”的追求和实践在《豹变》的创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成为《豹变》最为鲜明的特征之一。实际上,木心正是通过艺术创作“担当人性中最大的可能”,实现了自己的“豹变”。

  本文以木心短篇循环体小说《豹变》为研究对象,以“担当人性中的最大可能”为线索分析《豹变》的书写策略、主题呈现、哲理内涵三方面内容。

  第一章探讨了木心“担当人性中最大的可能”的书写策略。木心首先通过“分身”与“隐身”的书写策略,一方面拓展个体的生命经验,深化对人性复杂的认识,一方面规避私人经历的局限,追求永恒意义的人性象征,建立起具有一定自传性又超越自传框架的“艺术”的“我”。

  第二章分析了木心“担当人性中最大的可能”的主题表现。作者有意以“我”的故事为实验场地,进行关于人性深度的探索。小说中的“我”怀着“爱与生命意志有无意义”的困惑,开启了人性的探索历程。在这个过程中,“我”旁观他人人性的种种可能,同时也发觉自己人性的可能,对人性的认知不断地深化。面对人性的百态,“我”最终给出了关于困惑的答案:肯定爱与生命意志的意义,实际上就是表达了肯定生命的坚定态度。这其实也是木心的答案。

  第三章揭示了木心“担当人性中最大的可能”的哲理内涵。贯穿《豹变》创作过程的哲理内涵是“知与爱”和“生命意志”,而这两方面的哲理内涵与尼采的哲学思想密不可分。“知与爱”其实指以一种美学视角去观照人性,实现最大程度、最高层次的人与人之间(我与他者)的相通。“生命意志”主要强调的是个体面对生命中的苦难,不断地与之抗争,在他的身上克服自己的时代,实现自我的超越。这两方面的哲理内涵,不仅是木心对尼采哲学的吸收,更是他深刻的人生感悟和认识,是他生命智慧的结晶,凝聚着他对生命力量的肯定与坚信。

  《豹变》这部短篇循环体小说不仅向我们展示了艺术家木心的精神成长史,以及他关于“人性”的深入思考与探究,同时也传达出木心对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深切关怀。木心“担当人性中最大的可能”的追求与实践启示我们,需要不断地拓展对他人与外界的认识,超越自我生命的局限,突破阻碍生命成长的困难,成就自己的“豹变”。

  第一节研究背景

  木心,本名孙璞,后改名为孙牧心。木心是其笔名。木心是一位融合中西又独具个性的作家和画家。1927年木心生于浙江乌镇,幼时接受较为系统的传统教育,又于茅盾书屋中博览西方名著,逐步养成世界性眼光。“十四五岁就知道瓦格纳跟尼采的那场争论。‘文革’之前就看卡夫卡。”1940年开始发表作品。1943年离家赴杭求学。进入上海美专、杭州艺专学习绘画,深受老师林风眠的影响。1956至1978年期间,木心三次入狱,二十二册自编的个人文集被抄没。第三次关押期间,木心私下写成一百三十二页,达六十五万字的《狱中手记》,管制解除时将其秘密带出。手稿的字迹小于米粒,至今已难以辨认。童明称看到手稿时,“感觉到一种极大的力量。”后来木心从中取出五则散文发表。文革结束,木心留学纽约。在纽约时,木心创作进入“二度青春”,作品发表于台湾文刊。1984年,经《联合文学》(创刊号)的隆重推介,木心深受台湾读者的瞩目,著作接连出版。1989到1995年,木心为旅美艺术家讲述世界文学史。讲课内容后根据陈丹青的笔记整理出版为《文学回忆录》和《木心谈木心:<文学回忆录>补遗》两本书。2006年内地开始出版木心书籍,反响热烈。同年木心回乡定居。2011年底木心去世。早在1993年,木心与童明商定将旧作的十六篇进行排序组成一部书。2011年,英文版《空房》出版,但此版本未收入作者原设想在内的三篇文章。2017年,中文版《豹变》出版,木心所设想的那本书终于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至今,内地已出版的木心著作有散文集《哥伦比亚的倒影》、《琼美卡随想录》、《即兴判断》、《素履之往》、《爱默生的恶客》;短篇小说集《温莎墓园日记》、《豹变》;诗集《西班牙三棵树》、《我纷纷的情欲》、《巴珑》、《伪所罗门书》、《云雀叫了一整天》、《诗经演》;访谈录《鱼丽之演》以及木心讲述,陈丹青笔录的《文学回忆录》、《木心谈木心:<文学回忆录>补遗》。

  第二节研究现状

  在木心的著作尚未在内地出版时,木心的文章已散发在部分刊物上,引起了一部分人的注意。翁奕波的论文《沉潜于人生体验中的理性思维——美华作家木心散文管窥》(2002),是国内最早关于木心作品的研究文献。同属于早期关注者的陈村则对木心的创作大加赞赏:“无力总结出木心的伟大意义”,“读罢如遭雷击”。2006年著作出版后,木心及其作品更是吸引了诸多学者、作者、普通读者的关注。木心的作品收获赞誉的同时也饱受争议,以孙郁和张柠为代表的评论家对木心作品持有不同观点。孙郁认为木心的文章学层面价值超越当代作家,张柠则认为木心是“被高估的文学大师”,文字是“软而轻的”。在褒贬相参的传播过程中,有关木心及其文学创作的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目前来说,关于木心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以下这些方面:

  第一类是关于木心生平的研究。代表性成果有陈丹青的《木心:一个无解的谜》、《我的师尊木心先生》等文章以及著作《张岪与木心》;刘瑞琳主编的《木心纪念专号》系列四册(第四册改为《木心研究专号》);夏春锦的著作《木心考索》。这方面的文献是主要关于木心生平与创作的介绍、回忆或考证,作者主要是木心的好友或读者,文章往往饱含深情地表现木心的人格魅力和传奇的人生。还有部分研究深入探究木心的生平与创作的关系。如徐广华的论文《流散文化身份与知性写作——木心散论》认为木心在流散语境下具有旅居者、文化调节者和与西方文化对话者三种文化身份,这是木心知性写作的前提;胡美馨在《在世界文化家园里心怀慈悲——略论木心的飞散性》指出木心在飞散视角下对现代性问题进行思辨和关怀。

  第二类是关于文学创作的研究,主要探讨木心创作的精神内蕴、文本形式或艺术风格等方面。李静《“你是含苞欲放的哲学家”——木心散论》论述木心作品的哲理深意。周启星在《“塔外人”的心灵观照——论木心作品的悲剧精神》中指出木心作品悲剧精神的内蕴表现在命运悲剧、文化悲剧、哲学悲剧的反抗。卢虹贝《木心文学创作中的“文本再生”现象研究》在大量的文本考察的基础上找到部分作品的“原文本”,探讨木心“文本再生”策略的具体体现。还有部分研究注意到木心的文体的杂糅性。陈联《木心的文体尝试》认为木心作品融入西方印象主义绘画因素、音乐性因素。童明在《世界性美学思维振复汉语文学一一木心风格的意义》中将木心的创作置于动西文化的大背景之下,认为木心的作品具有世界性美学思维,实现了尼采诗与哲学重归一体的理想。童明还首次提出木心属于飞散作家系列。陈云昊《“回忆式的运作”——论木心的文学风格》指出“回忆式的运作”是木心的哲学观,也是木心文学风格的实现方式。这部分研究论文深入文本内部探讨木心创作的特质,具有一定的开创性。

  第三类是关于文艺思想的研究。这方面研究主要论述木心的文艺观、创作观等其他观念。高铭《论木心的文艺观》分析木心的文艺观的来源、内容和意义,是关于其文艺观较为系统的梳理和研究。其中指出木心文艺观对尼采文艺观的吸收主要在于悲剧精神和对现代文化的批判两方面。陈海迪《论木心文艺思想对尼采的接受与阐发》指出木心文艺观对尼采的接受与阐发主要表现在悲剧精神、虚无主义思想、美学智慧、对现代文化的批判四个方面。由此,可以较为全面地了解木心与尼采思想的异同。这方面的研究有助于理解木心独特的文艺思想,从而加深对木心创作的认识。

  其他的研究还有从翻译、传播、接受美学等方面入手的,如卢巧丹《木心短篇小说在英语世界的文化飞散之旅》、刘丹丹《木心作品在中国大陆的传播与接受研究》、曹梦霞《从接受美学看“木心热”》等论文。

  至今,专论木心短篇循环体小说《豹变》的研究较少,仅有两篇期刊论文:甘宇慧的《<豹变>:一个艺术家的精神成长史》和龚刚的《灵肉的磨难与“生殉”的彻悟——略论木心<豹变>的生命哲学理念》。前者基于文本分析,认为《豹变》实质是关于木心精神成长的自传体小说,但没有挖掘出木心成长背后的哲学智慧和精神意蕴;后者则主要以随感式文体分析《豹变》蕴含的生命哲学,探讨不够深入、全面。而木心生前一直计划写作长篇小说,但终未写出。而童明在《豹变》的代序里提到“按照木心先生的心愿,以现在的顺序呈现的十六篇是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可见《豹变》一书的重要性。《豹变》的十六个短篇都是旧作,但以此面貌出版,亦是新作,全新的《豹变》指向全新的研究空间,等待学者的探索。

  第三节研究方法与内容构成

  本文以木心短篇循环体小说《豹变》为研究对象,以“担当人性中的最大可能”为线索分析《豹变》的书写策略、主题呈现、哲理内涵,力图对《豹变》进行深入分析和阐释,以达到对这部小说集的较为全面准确的理解。

  第一节主要分析作者“担当人性中最大的可能”而采用的“分身”与“隐身”的书写策略,准确把握《豹变》的第一人称叙述特征。第二节分析木心“担当人性中最大的可能”的主题呈现。基于《豹变》各短篇小说的内容,梳理出故事叙述的脉络,从“困惑”、“探索”、“回答”三个阶段展现“我”的探求人性深度的历程。第三节揭示木心“担当人性中最大的可能”的哲理内涵为“知与爱”和“生命意志”两个方面,深入分析两者的含义与意义。

  第一章书写策略

  木心选择通过艺术创作“担当人性中最大的可能”,这在《豹变》的创作中首先表现在木心所采用的“分身”与“隐身”的书写策略。木心一方面通过“分身”同时进行不同的人生,又有进一步的自我飞散,从而得以延展生命的体验,拓宽对人性的认知,另一方面以“隐身”消解具体的个人性、私人性,超越个体经历的限制与束缚,追求永恒意义的人性象征。《豹变》十六篇短篇小说中,除《SOS》、之外,其余的十五篇皆以叙述者“我”的视角进行叙述,而“我”便是由木心的“分身”与“隐身”建构的。

  第一节分身

  所谓“分身”,是指木心化身为《豹变》中多个不同的“我”,以“我”为叙述者讲述自身或他者的人生遭遇,在表露自己内心的同时也对他人、外界进行观察和判断。而且木心的“分身”具有飞散性质,在跨民族、跨文化的语境中仍然保持着对“人”的关注。自我的认知和对他人、外界的认知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从而拓深了对时代、世界、生命的认识。

  木心以为人的一生有限,期望可以拥有二生、三生同时进行,由此产生“分身”的欲望。“用‘第一人称’聊慰‘分身’‘化身’的欲望,宽解对天然‘本身’的厌恶。”木心偏爱第一人称,“就在于那些‘我’可由我仲裁、做主”,由此木心全然自主地构想小说中的“我”,实现自己的“分身”。在《豹变》的具体文本中,《童年随之而去》、《夏明珠》中的“我”都是家境优渥的小少爷,分别对应着二战前的孩童时期和二战期间的少年时代。《空房》的“我”是战后时期的一位青年。《芳芳NO.4》的“我”是在建国后至文革期间的音乐家。《地下室手记》、《西邻子》的“我”是历经浩劫的作家。《一车十八人》中的“我”是一名研究员,故事的时空背景未明。《同车人的啜泣》的“我”的身份及所处环境也比较模糊。《静静下午茶》里“我”是一个英国女性。《魏玛早春》的叙述者未明。《路工》、《林肯中心的鼓声》、《明天不散步了》、《温莎墓园日记》的“我”则又是生活在纽约的男性。由此可见,《豹变》中的“我”并不是同一个人,有的“我”甚至是作者有意进行模糊处理的。但是“我”的处境是复杂多样的,面对着不同的人或事,经历着属于那个“我”自身的困惑和考验。木心便是通过这样的小说创作达到延伸、拓展自身生命体验的目的。“写古人很难,可是很有快感,好像另做了一世人。”说的便是这番效果,《豹变》虽然基本写的都是现代人,但也具有同样的效果。

  《豹变》中的“我”跨越东西民族与文化之间的藩篱,是木心自我飞散的体现。“在当代的文学创作和文化实践中,飞散成为一种新概念、新视角,含有文化跨民族性、文化翻译、文化旅行、文化混合等涵意”,跨民族、跨文化是飞散的主要特点。《豹变》前九篇小说的背景是国内,后七篇则在国外。这大体与木心出国的经历呼应,是其飞散状态的直接体现。作者的飞散意识在《地下室手记》中已经初步显露,“我”与西方艺术家自如无碍的对话便是世界性思维的体现。而到了《静静下午茶》及其之后的篇章,木心的飞散性则集中地表现出来。木心通过“分身”时而走进西式家庭,揣摩平凡人性中的自私与猥琐;时而回忆旧事,表达“我”对东西方宗教的质疑,对人间与艺术的珍爱;时而在纽约路上观察形形色色的行人,或是感慨现代文化与生命的异化。在最后的两篇“散步”形式的小说,《明天不散步了》、《温莎墓园的日记》“更是自由往返于东方和西方,驰骋于历史与现实,各种文明和艺术的光影交错,使人目眩神迷。”木心正是通过“分身”进行自我飞散,既捕捉到不同文化与生命的差异与特性,也看到他们之间的共性与相通,在沟通东西文化经验的过程中持续探索人的本质,在世界性文化的视野中探讨人类共同面对的、具有永恒意义的问题。

  第二节隐身

  所谓“隐身”,是指木心实践艺术家(我)的隐退,拒绝将自己的创作进行有限的个人化的阐释,是为了让艺术作品挣脱历史语境和个人语境的束缚,在时间的淘洗中达成一种更广大而直观的象征意义。木心如陶醉在自己倒影里的那耳喀索斯,倒影与那耳喀索斯的距离就是木心的隐退空间,由此在最个人性的作品里存在着最高的人性,《豹变》中的“我”是我的倒影,是超自我的自我。

  木心一直谨记福楼拜的遗训“呈现艺术,隐退艺术家”。上世纪八十年代,木心恢复写作,在台湾掀起一阵“木心热”。《联合文学》创刊号记载,木心被访谈者问及“木心是谁”时,他即引用“呈现艺术,隐退艺术家”作答。在其他采访中也尽量拒绝进行个人的往事回忆。《豹变》里的“我”与作者本人存在部分相似。例如,“我”的角色有少爷、画家、音乐家、作家等,《静静下午茶》之前的“我”位于国内环境,依序经过二战前,二战中、二战后、建国后、文革时、文革后;之后大部分短篇的“我”是身在纽约的男性。不过,尽管《豹变》具有一定的自传性,但木心始终更注重强调艺术创作的全自主性与虚构性:“艺术家,是假口袋里装真东西。”“当袋子是真的时,袋子里的东西是假的了。”由此,小说素材的现实性遭到相对的回避,木心隐退文字背后。而在有关民族历史的磨难的书写和谈话中,木心对“隐身”的坚持尤为突出。1956至1978年期间,木心曾三次入狱。然而,他的作品里未曾直接表现过这段时期的悲惨经历和心灵创伤。《地下室手记》写于木心第三次囚禁期间。当时他被关押在潮湿的防空洞中长达四个月,夏天也必须穿着棉裤,每日都要写检查,只靠着一盏电灯,与笔墨纸度日。在《关于<狱中手稿>的对话》中木心也再三表达自己的“隐身”态度:“不会因为艺术家吃苦受难愈多,他的作品就愈有价值。”“先生,你是想在这次关于手稿的对话中,得到作者的浪漫而写实的表述吧,而我所取以自处的位置是定格、淡出……先生,我们不是一开头就约定‘略去次要的时空属性’吗,那末不必有期于手稿作者过多的自白。”木心不在现实中诉苦,追求“定格”、“淡出”,总是自觉保持艺术与人生的距离,希望把关注的目光引到作品上。

  木心坚持实践艺术家的隐退,是因为他知道艺术家的个人性是具体而短暂的,而艺术作品的意义是开放而长久的。木心将“艺术家”视为“第一重意义”,“艺术”视为“第二重意义”。在《明天不散步了》一文中,木心结尾处写道:“任何事物,当它失去第一重意义时,便有第二重意义显出来,时常觉得是第二重意义更容易由我靠近,与我适合。犹如墓碑上倚着一辆童车,热面包压着三页遗嘱。”《明天不散步了》是一篇意识流作品。“我”在散步途中,由于所视所感,接二连三地引发思索。比如由大雨中的纽约联想到大雨中的伦敦,又遥想到古代交战的平原,“大雨来了,也就以雨为主,战中是次要的”。全文进行的意识流动皆是由现实之感流向哲理之思。联系结尾处的譬喻,“犹如墓碑上倚着一辆童车,热面包压着三页遗嘱。”可知,“第一重意义”应是具体的或单一的现实意义,如“墓碑”意味“死”,是当下的具体时空所表明的意义,而“第二重意义”是超越的或多维的抽象意义,“墓碑上倚着一辆童车”,意思是“死中有生,生中有生”,这便是超越时空限制而进行的阐释。“敦煌壁画云岗石雕的兴起是宗教的弘法,现今作为艺术来欣赏,是美学的观照——当事物的第一重意义消去之后,可能有第二重意义出来,往往是第二重意义更深远更近乎事物的本质,我喜欢且也习惯沉醉在第二重意义里。”具体来说,木心认为艺术价值、美学价值更深远更接近事物本质。由此,我们也更清楚地理解:木心认为如果艺术家的人生与艺术作品联系过于紧密,那么作品内涵意向往往被束缚,呈现单一化倾向,甚至僵化,现实意义占据主导,而当艺术家逝去,作品的光芒也会暗淡。“隐身”为木心个人经验的成功艺术化提供保障。《豹变》中部分短篇中“我”与时空背景的有意模糊,便是超越具体的历史语境和自传框架追求的结果。经过艺术化处理的个人性不再具有“第一重意义”,而是以“第二重意义”呈现在文学中,呈现超越时空的人性,永具生命力。

  第二章主题呈现

  “担当人性中最大的可能”的追求除了体现在木心的书写策略上,还主要体现在《豹变》的主题意蕴中。《豹变》的十六篇短篇小说基本上都与对人性的这个主题有关,而以现在的顺序呈现的十六篇小说实际上表现木心关于人性的一个深刻的思考过程。木心首先在第一篇《SOS》中提出一个关于人性的困惑:人性中的爱和生命意志有无意义?然后在接下来的各篇小说展示了关于人性的探索:在了解人性百态的过程中,“我”关于人性的认识逐渐深化与成熟。在最后一篇《温莎墓园日记》中作出了关于人性的困惑的回答:肯定人性中的爱与生命意志的意义。

  第一节困惑

  在短篇循环体小说的结构中,首篇的故事内容常常与整部小说集的主题有所关联。首篇《SOS》通过一场悲剧提出了《豹变》这部小说集所要探讨的问题,即思考人性中的爱与生命意志是否存在意义?这个困惑贯穿了“我”探索人性的整个过程,引导“我”持续并深入地进行探索,“我”的对于人性的认识也随之复杂而成熟起来。

  《SOS》讲述一个医生在危船沉没之际,放弃自己求生的机会而选择救助一位临产的孕妇。但在婴儿出生之后,船即沉没。“她抱婴儿,他抱她……海水墙一样倒进来/灌满舱房/(水里灯还亮)/灯灭。”这个简短的故事充满着矛盾与张力。医生选择不顾自己的性命去救助孕妇,在那个选择的瞬间是在以自己的“死”换孕妇与婴儿的“生”。这个牺牲自我的交换是否有意义呢?结局显示,换来的“生”是极为短暂的,三人都不可避免地走向了灭亡。童明认为此篇在隐隐宣示“人类会遭遇不可预知的灾难,但在符合文明的人性中,博爱(爱他人、爱生命)和生命意志力不会泯灭”,意思是,人性里的高贵与伟大不会因为死亡而消逝,或者可以说通过死亡得以彰显与发扬,会永久地存在。那么,若如童明所理解的那般,结尾处的悲剧表达了对人性中的博爱和生命意志的坚信与肯定。但是实际上还存在另一种解读,故事里的医生的救助行为并没有真正换来他人的新生,反而葬送了他自身的性命。作者也可能通过这样的悲剧在暗示博爱和生命意志是无用的或者是无意义的。“SOS”是国际求救信号,三个字母组合本无实际意义,但在日常中,通常被理解为以下二者的缩写:“save our ship(拯救我们的船)”,以及“save our soul(拯救我们的灵魂)”,这两个涵义贴合《SOS》一文的内容,将其联系起来理解,给予我们启示:我们需要拯救的不只是人的性命,还有人的灵魂,更具体来说,需要思考是否要肯定、信仰人性里的爱与生命意志呢?

  木心借首篇《SOS》的悲剧提出一个与人性相关的重要困惑:人性的博爱和生命意志是有意义的还是徒劳的?人对此的态度应该是坚信还是怀疑?这困惑引导“我”观察、思索人,开启人性探索的历程,“我”看到他者人性的种种可能,看到自己的“可能”,对人性的探索与认知不断深化。

  第二节探索

  《SOS》之后的短篇小说展示了“我”由懵懂无知到深谙人性的成长历程。各篇中的“我”虽不一定是同一个人,但其人格与所关注的问题隐约存在一致之处,以目前短篇的排序来看,确是依照童年、少年、青年、中年的阶段呈现,有意表现为成长史。“我”天性喜好外观或自省,经常揣摩他人与自我,从人的表象探求人性的真相,也正是通过对人性的深度的好奇与探索,才促进“我”的成长与成熟。“我”的成长历程实际上就是不断深入探索人性的过程。

  童年的“我”已经初步显露自身的天性:常以旁观者的姿态,审视他人或自己。从《童年随之而去》里,“我”质疑和尚住在尼姑庵,和尚私下抽香烟等事便可看出来。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特点,让“我”从小便善于观察人,透过人的表象挖掘出人性的深度。由于“我”珍爱的盌得而复失,母亲的一句教导“这种事以后多着呢”,让懵懂的心灵有所思考。虽然当时“我”未曾领悟那句话的涵义,但通过那只得而复失的盌和母亲的教言,现实的人生已经向“我”打开了一扇门,逐渐显现人生的复杂。

  随着年岁的增长,“我”观察人性的目光越趋冷静。《空房》一文中,“我”面对荒山废庙里,出现的一间粉色空房,以及散乱一地的柯达匣子和署名“良”、“梅”的传情信件,我并没有盲目坠入关于“良”、“梅”爱情的幻想中,而是理性地进行了七项推断,“每一项都把想像力和历史、和人性的复杂联系,逐一质疑了可能会过分浪漫的解读。”《芳芳No.4》里,“我”对芳芳认识之透彻令人赞叹。芳芳前后呈现四个有所差别的状态。芳芳No.1,芳芳No.2是青涩又灵动的姑娘,经历劳改的芳芳No.3是婀娜成熟的女性,而“十年浩劫”之后的芳芳No.4已是粗鲁猥琐的妇人。芳芳No.4与“我”相见时言行粗俗,但之后却给“我”寄来一封感怀往昔的深情动人的信,“我”诧异之余深受感动。而故事的最后,“我”却判定芳芳NO.4的虚伪与做作。判断的缘由不只与文革中人性的异化有关,更是与芳芳与生俱来的性情相关,芳芳待人处世都有所保留,注重自我保全,“上帝只给她二分之一四分之一的心”。唯有真正理解前三个芳芳,才能识破第四个芳芳的虚伪。木心也曾说:“如果天性纯良,噩运损伤不了内心,如果天性十分纯良,会反弹出一种自卫力,所谓‘显出骨子来’。”这正如《地下室手记》里的“我”。

  在《地下室手记》的“我”冷静旁观的不再是他人或过去的“我”,而是身处灾难的当下的自己,将剖析人性的目光转向了自身。如文中所说“我现在反而成了圣安东尼,地窖中终年修行……未来的我,势必要追忆这段时日而称之为嘉年华。”在《关于<狱中手稿>的对话》里木心谈到“事件的悲惨,实乃人性之所万难承受,人性不要有此种担当,没有此种担当才是人性的自然生态,但浩劫到来,只能奋起搏斗。”面对浩劫的苦难,平凡的人是难以承受的,而“我”通过旁观自我,从现实处境抽离一层;又借以想象,使自己超越有限时空,与古今艺术家对话,两者相结合,获取对灾难的最大承受力和抵抗力。这种“旁观”与“超越”是在探寻自我生命的最大可能,也因如此才在绝望中生存下来。

  以上的短篇及其他的小说都不离人性探讨的主题,《夏明珠》里夏女士不惧日军强暴反而英勇抗争的精神;《空房》里的“我”排除了浪漫虚幻的猜测,始终也“没有排除人性中爱的坚韧”;《地下室手记》里的“我”超越现实苦难和个体限制,坚守对艺术创作的热爱;《西邻子》、《圆光》里也表现征服苦难的精神,《魏玛早春》中那一棵树的奇迹现象,以及歌德与海涅关于《浮士德》写作的较量,体现蓬勃的生命创造力。这些篇章都寄寓着作者对爱与生命意志的赞美。《豹变》里同样表现了现代人人性的异化、生命意志萎顿、爱的能力的缺失的现象。如上文所说的《芳芳NO.4》,而在《一车十八人》中除“我”之外的十六个男人对李山的侮辱、嘲讽,体现的都是人的邪恶与阴暗。《同车人的啜泣》中描述新婚男子“导管式”情绪调节机制,“人是导管,快乐流过,悲哀流过”,以轻易的回避和遗忘的方式处理生活的痛苦,表现平凡人的浅薄与庸俗。《林肯中心的鼓声》则以“我”对象征“生命意志”的鼓声的感叹,讽刺现代人的生命意志失落的悲哀境遇。由此“我”见过了他者和自我的种种人性的可能,或险恶诡谲,或浅薄庸俗,或纯良高贵。人性里有爱与恨,有善与恶,有生命意志的张扬,也有生命意志的萎顿,面对多重复杂的人性,心里失望与希望、怀疑与相信并存,然而充满矛盾的“我”最终在《温莎墓园日记》中给出了首篇困惑答案。

  第三节回答

  在尾篇《温莎墓园日记》里,木心终于对首篇里的困惑作出了回答:肯定人性中的爱与生命意志的意义。“往过去看,一代比一代多情,往未来看,一代比一代无情。”现代社会是一座“墓园”,埋葬着人类关于“爱”的记忆与“爱”的能力。“我”与一个未曾谋面的陌生人,通过生丁的轮流翻转,建立起如同“爱的誓约”、包含生命意志的灵魂联系。

  “我”在墓园里偶见一枚生丁,随手拿来又放回,奇遇便从此处开始。接着插叙温莎公爵夫人的去世以及关于公爵夫妇爱情的往事,感慨“这分明是最通俗的无情滥情的一百年”。后来“我”注意到生丁被翻转。于是“我”把生丁再翻成林肯像一面,几天后再去,生丁却是纪念堂一面。与陌生人的轮流几次翻转生丁后,信息涵义深化为:“此存在/此没忘怀/此愿意持续”。翻转次数越多,涵义变为“此至今犹然存在/此怎能忘怀呢/此已无法中断这个持续了”。这涵义的形成与深化,与前文所叙的温莎情侣的爱情注定被遗忘的命运形成明显的对比,暗自流露出“我”相信真爱的存在,不愿遗忘的心理,也表现出对无情的现代社会的一种反抗。多次的翻转,让“我”形成对陌生的他者坚定的感情。而得知公爵夫人的爱的信物(首饰)将被拍卖的消息,又受到生丁上的印字“许多个化为一个”的启示,我意识到生丁翻转的涵义最后的走向不止一种,甚至可能是令人失望的。但即使如此,我的坚信没有动摇:“若生丁不再,先应解释为有第三者介入,就得再放一个色泽相仿的生丁在那里,作林肯像的正面。且深信,倘彼来不见生丁,彼思,彼也将另一生丁置于原位,作纪念堂的反面。”故事的最后“我”与陌生人之间的笃信引导了两人的相见。那一枚生丁在世俗之中是如此的廉价,然而因为生丁蕴藏着“我”与他人坚定的感情与信仰,也如同公爵夫人的红宝石项链那般的珍贵,这是对无情的商业文化与薄情滥情的现代社会的深深的反讽和抗争。

  至此,我们可以明白“许多个化为一个”意味着,无论世事变迁,无论人情堕落,“我”在许多可能中都将坚定人性里“爱”的可能,都将坚持对“爱”的探求和守护,同时还表明生丁建立的联系将两个素不相识的人连接在了一起,实现了人与人的相通,也是超越自身的生命意志的体现。总之,木心以“许多个化为一个”回答了困惑,表达出对人性中爱与生命意志深深的肯定。

  第三章哲理内涵

  木心深受尼采思想的影响,曾言:“尼采,我一跟到底。”又表示尼采是他“精神上的情人”。木心“担当人性中最大的可能”的追求与实践指向的哲理内涵是“知与爱”和“生命意志”。“知与爱”的含义偏重我与他者的融合,“生命意志”则强调的是自我的超越,这两方面的哲理内涵与尼采的哲学思想紧密相连,都是对人类本体生命的最高意义的肯定。

  第一节知与爱

  木心所言的“知与爱”与尼采式的美学智慧相通,从审美的视角出发看待人类的存在和人性的多重,可以实现人与人之间最大程度、更高层面上的互通融合。

  关于“知与爱”的内涵,木心的理解是“知是哲学,爱是艺术”。其实,木心所言“知与爱”与尼采的思想相通。“什么是尼采式的智慧?一言以蔽之:美学智慧。”在尼采看来,宇宙不以人类为中心,世界万物包括人类都属于“宇宙意志”的艺术创作,作为一种广义的美学现象而存在。人类的认知受自身所限,由而尼采提出“重估一切价值”,质疑苏格拉底以来的理性传统和基督教的宗教道德,以解放各类僵化的知识对生命的束缚,高度地肯定生命。木心思考问题以宇宙观为基础,吸收尼采式美学智慧,跳出人类中心认知论的圈套,以审美的视角来看待人类的生存。《魏玛早春》前两节暗喻这一视角。先是将早春拟人化进行描述,然后以“但春天怎会是个人”为第一节的结尾,跳出人类中心认知论的思维。第二节以诸神偶然间创造人间花草为喻,喻指世界万物是“宇宙意志”的艺术品。

  木心的“知与爱”是一种在审美领域中看待人的存在、人性复杂的视角,这类视角超越政治、道德等世俗规范。木心曾在文学课上对学生说:“我憎恶人类,但迷恋人性的深度。已知的人性,已够我惊叹,未知的人性,更令我探索。你们都是我探索的对象——别害怕,我超乎善恶。”《豹变》中的小说对人性的表现有善有恶。《夏明珠》表现夏女士反抗日军欺辱的坚贞品格;《芳芳No.4》里芳芳的多重人性;《一车十八人》刻画众多的人的丑恶嘴脸;《同车人的啜泣》、《静静的下午茶》、点出了平凡人的浅薄、自私。《路工》通过对纽约路人的观察,表现人的善良、真诚、市侩、恶俗等等品性。木心深知人性的复杂、深入生命本身,以复杂的美学判断进行审视,观照人性的善恶而不执着其中便是对人类的“知与爱”的表现。

  木心在诗歌《知与爱》中说:“我愿他人活在我身上/我愿自己活在他人身上/这是“知”/我曾经活在他人身上/他人曾经活在我身上/这是“爱”/雷奥纳多说/知得愈多,爱得愈多/爱得愈多,知得愈多/知与爱永成正比”。从这首诗中可知,木心的“知与爱”还强调我与他者的相通。如上文所示那般,木心化身为《豹变》中的“我”,进行关于他人或自身人性的观照正是我与他者相通的体现。由于木心的美学智慧,“知与爱”的内涵不止于普通语境之下的“对人的认知和关爱”,还指向了最大程度、更高层次的人性相通,是一种超越善恶观等世俗规范,对人类整体的“大知”和“大爱”。在尾篇《温莎墓园日记》里,“知与爱”不再限于具体的人,指向了抽象意义上的人,即更广大的他者。造成生丁的翻动,只知是“人”、“人意”,而不知也无意了解他人的品质仪态年龄性别。因此通过生丁翻转建立的“知与爱”实际上指向的是抽象的他者,因为对于翻动生丁的“此”与“彼”来说,对方皆是“精纯的人的一念”。由此“许多个化为一个”不只是对“知与爱”的坚守,还意味着,“此”与“彼”的相通融合,“此”与“彼”的合一,表达的理念是:因为“知与爱”的存在,“我”的生命体验可以与广大的他者互通。由此可以不断地扩宽自己的感受与理解的边界,深入了解人性与生命的复杂,达到对生命的最高意义上的肯定。

  第二节生命意志

  另一方面的哲理内涵正是尼采式的“生命意志”,在个体身上表现为,面对现实的苦难和压迫,始终保持抗争的状态,克服自己的时代,不断地超越自己,以“人的忤逆”高扬生命的力量。

  在尼采哲学中,“生命意志”(“权力意志”)是指生命存在一种追求权力的内在冲动,“要同化、要当主人、要充盈、要变得更强大”,呈现一种不断超越本身、突破一切障碍的内在动力。而且“生命意志”超越个体的生死,肯定生生不息的生命本体,“生命意志在其最高类型的牺牲中,为自身的不可穷竭而欢欣鼓舞”。因此对于个体的生命来说,生命无常而短暂,但“生命意志”要求人去征服、对抗外在的环境,要求人不断超越自身所达到的状态,要求人在面对自我的毁灭时仍然对生命怀抱信念,做到真正的肯定生命。

  木心原计划写作一部现实自传体小说《瓷国回忆录》,但由于找到新的美学原则:“写他人,他人在我身上,我在他人身上”(“知与爱”),所以将计划搁置。在《文学回忆录》中木心谈到尼采的一句话:“在他自己身上克服他的时代,成为无时代的人。”木心受之启发说:“我在我身上,一辈子以自己为素材,狠狠克服这个倒霉的时代……假如我要写现实的、自传性的回忆,那我就写我如何在自己身上克服我的时代。“克服我的时代”其实就是“生命意志”的体现。《豹变》正是展现了一个人克服自身时代的过程。首篇《SOS》已为全书定下了悲剧的基调,这悲剧性的基调一直或隐或显地流动在各篇中:童年里丢失的盌,夏明珠之死,废墟里的空房,芳芳的异化,地下室的囚禁……虽然“我”位于劫难的背景之下,但是如前文所示那般,“我”始终进行与人性相关的探索,保持对外界、他人的冷静审视,这个过程实际上也是“我”的反抗过程。《西邻子》中“我”想要以别人的童年照弥补“我”的童年照片被毁的缺憾,以达到蔑视那场十年“火灾”的目的。《圆光》中“第三种圆光”的故事里,“我”对长者面对磨难的幽默态度的欣赏,也寓意着“我”对苦难的超越精神。《林肯中心的鼓声》中“我”激赏那“使我回近宇宙”的鼓声,暗含“我”对现代文明的深刻的批判,也表现出自己审视时代潮流的清醒姿态。在整个过程中“我”都未曾向外在的压迫屈服,人格也逐渐地成熟起来。

  “生命意志”不只是对外界的超越,更根本的是对自我生命的超越。如果说“克服我的时代”是个体生命对外在世界的抗衡,那么“超越自我”则是个体生命对人本身局限的反抗。《地下室手记》中的“我”选择“在绝望中求永生”,因为“艺术对我的教养此时就是生命意志”。身处灾难中的“我”没有被现实的苦难压倒,反而从中抽离,静观当时的现实状况,这是第一层超越。同时“我”通过自己的想象超越自身、超越当下的时空与古今艺术家对话,“穿越有限的个体进入无限的整体,穿越当下的时空进入超历史的时空。,这是更深的一层超越,由此可知,个体生命凭着生命意志,不仅能克服外界环境,而且可以超越自身局限,进行最根本的反抗。那么在这个持续超越、涵盖一切可能的过程中,人性的可能不断地得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