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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案例实践-自媒体时代下网络舆情监管

2021-04-12 14:32:35

  在“每个人都有麦克风”的自媒体时代,前所未有的舆论自由导致在线舆论“井喷”,其有效的治理必将成为严峻的考验和新的挑战。因此,本文的研究方向是从多主体参与治理的角度出发,分析了政府如何解决自媒体时代网络舆论治理的困境,并提出了具体的对策与解决方案。

  通过阅读国内外大量相关文献,吸收了前几代人的研究成果,形成了本文的构想。首先,本文从网络舆论的相关概念入手,以治理理论、危机管理理论和议程设置理论为本文的理论基础。其次,引出当前的治理困境:政府外部的实体难以参与治理、治理方法落后、对公众舆论的反应缓慢而落后,并且缺乏系统和完整的法律基础。然后,归结治理问题的原因如下:落后的意识、分析和预测能力不足、处理方法不科学以及体制不完整。最后,本文对网络舆情治理的对策提供了启示。树立正确的网络舆论治理观念、,加强网络舆论治理机制、完善网络舆论法律体系管理、提高网络舆论应对技术水平、完善主体舆论治理体系,从而全面提升我国网络舆情治理水平,促使网络舆情治理工作获得更好更快的发展。

  关键词:自媒体;舆情治理;危机管理;网络舆情

  1.1研究背景

  2017年1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了第3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统计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底,中国互联网用户总数为7.31亿,网民人口规模与欧洲人口总量相当。全年新增互联网用户为4299万,增长率为6.2%。互联网普及率为53.2%,比全球平均水平高3.1个百分点,比亚洲平均水平高7.6个百分点。其中,手机网民总数高达6.95亿,连续三年增长率超过10%。互联网的发展颠覆了传统媒体的格局,促进了新媒体时代公共发言平台的形成,博客、微信、论坛、互联网新闻和互联网日志等新媒体显示出强大的传播能力,持续更新信息并成为海量信息交流的主要手段。新媒体时代已经进入“大众麦克风”时代,基于互联网的新媒体已经成为引导舆论和互联网舆论的重要平台。

  过去,舆论监督一直是政府工作的内容,当时,互联网还不流行,并且由于通信限制,人们很难形成舆论事件。因此,当时的舆论监督主要是基于舆论收集。但是,进入互联网时代后,公众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表达自己的观点,而网络舆论已逐渐开始形成舆论事件,一些重大的舆论事件甚至影响了国家的稳定。因此,政府开始重视对网络舆情的监管。但是,由于缺乏必要的快速沟通渠道,政府的在线舆论监管仍以在线舆论的收集和反馈为基础。后来,随着中国自媒体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自媒体来行使自己的话语权和监督权,成为人们与政府互动的主要渠道。由于自媒体是一种新媒体,因此各国政府对媒体的了解相对有限,人们的参与也相对活跃,因此给政府的在线舆论监管带来了很多问题和挑战。

  1.2研究目的和意义

  1.2.1研究目的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新媒体和自媒体的飞速发展,互联网用户和受众数量迅速增加,网络信息的传播与发散以及由此产生的舆论越来越受到关注,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并逐渐与报纸等传统媒体融合,成为民意的“放大镜”,并在公共的意识形态、文化教育、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的形成和变化中发挥重要作用。由于自媒体的即时性、开放性、交流性以及自由性等特点,自媒体已成为公众表达其意愿和要求的重要平台,在线舆论也出现了“井喷”。本文试图总结和分析在媒体时代网络信息爆炸性增长的新形势下互联网舆论治理实践的成就和不足,提出更全面的互联网舆论应对策略,探索互联网舆论治理的发展路径。

  1.2.2研究意义

  当前,我国的网络监管法律体系还不完善。但是,政府的网络监督应逐步走上法制建设的轨道,有关部门应当建立规范的法律监督体系。如何将政府的网络监督纳入制度化轨道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分析了我国网络监管的发展状况,以及我国网络法律的建设和完善,特别是网络监管的法律建设方面,为依法进行网络监管提供了深刻的理论分析。同时,这些研究可以帮助各级政府及时解决群众关注的切身利益问题,促进政府与群众的对话与交流,进一步促进群众参与和政治讨论,维护社会稳定与和谐。

  1.3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1.3.1国内研究现状

  近年来,中国学者和政府部门对在线舆论的研究与分析越来越重视,可以概括为:

  一种是对网络舆情的概念和内涵的研究:王国华(2017)等人认为,网络舆情是由各种事件的刺激产生的,并通过互联网传播,是每个人的认知、情感、态度与行动倾向的总和。[1]葛琳玲(2017)指出,网络舆论是当今互联网技术发大的今天,是互联网用户对公共事件和其他新情况的偏见等组成的新形势,是公众对政治、经济和社会事件的态度的反映。[2]

  二是对网络舆情管理必要性的研究。在分析了网络舆情对政府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后,汪寅(2011)认为网络舆情已成为各级政府领导的主要决策基础,在线舆论改变了政府的管理理念、管理方法以及职能转变,并且影响力日益突出。[3]匡翠华(2017)指出,在当今社会,中国公民的社会形态已经完全围绕微博、微信和其他自媒体展开,这些平台刺激并产生了各种社会影响,给政府控制舆论带来了挑战。[4]

  三是研究网络舆情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在充分研究了中国处理网络舆情的过程后,赫晓伟(2015)认为,网络舆情代理专业人才仍然严重不足、网络舆论工作缺乏系统性、没有行业规范等。[5]李智超(2017)认为,网络舆论仍然存在危机治理能力不足、社会信息披露不真实的问题。

  四是网络舆情管理策略研究。谭威威(2014)指出,当网络舆论出现时,政府应尽快发布信息,并应在短时间内迅速报道和跟踪信息披露。[6]李庆源(2017)认为,在当前我媒体时代的背景下,紧急情况是不可避免的,政府应树立现代舆论观念,提高其回应舆论的能力,完善信息披露机制,深化消息来源治理,畅通在线举报渠道。[7]

  1.3.2国外研究现状

  西方发达国家对网络民意的研究和回应更加关注互联网技术对人们日常生活和公共关系的影响、互联网用户的素质以及民意领袖的作用。最有影响力的研究包括:Michael Regist(2013)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动荡,公共价值观念缺乏统一的评估标准。因此,公众应当站在政府的立场上,以明智和理解的心态看待发生的事情。[8]美国学者Keith Sunstein(2010)撰写了《信息乌托邦》一书,从不同角度对数字网络进行了深入而详细的研究,旨在找出信息之间的联系与规律,同时还涉及到政治事务与经济领域。[9]Inpoman和Chris Willis(2015)认为网络资源是公开的,每个人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强大工具,自由发言并寻求网络合作。[10]Andrew Keane(2012)讨论了网络世界中的“剪贴文化”,认为其正在改变人们的世界观,并且在线博客的个人观点已成为领导公众的舆论指标。[11]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在新媒体时代之前,西方国家已经进行了关于新媒体传播特征对政府网络舆论反应和指导的影响的研究,但主要是基于思辨性研究。

  1.4研究思路

  本文主要遵循的是“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研究主线,以“自媒体兴起”现象为切入点,通过理论和实践分析形成了自己的研究思想。首先,作者对我媒体进行了相关研究,以了解自媒体的概念定义、网络舆论的相关理论和特征,使自己对自媒体有了清晰的认识和准确的定位。其次,作者阅读了许多有关网络舆论的相关文献,然后在分析自媒体时代网络舆情治理现状的基础上,探讨了中国网络舆情治理的困境与挑战,并为之后的内容提供了思路。最后,提供了摆脱网络舆论治理困境的方法,基于中国在线舆论治理的现状,我们就提高意识、加强建设、改进技术、完善保障、注重指导和经验学习等方面为当前问题提供合理的建议,有效改善我国网络舆情应对策略改革。

  图1.研究思路图

  第二章概念界定与相关理论

  2.1概念界定

  2.1.1自媒体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已经扩展到人们生活的每个角落,人们的生活习惯也相应发生了变化。近年来,随着一种依靠网络技术的新型媒体——自助媒体技术的迅速发展,世界开始进入自助媒体时代。

  自媒体上,直接翻译来自于美国学者提出的“We Media”一词。关于自媒体,世界上较权威的定义来自美国学者格里梅尔等人于2003年7月在美国新闻协会媒体中心发表的研究报告,自媒体是普通大众通过数字技术连接到全球知识系统之后,公众提供和分享与自己相关自己的事实和新闻的方式。”

  自媒体发展于美国,其从传统的博客演变而来,借助于诸如移动电话之类的移动通信终端,迅速发展成为一种新的媒体形式。[12]最著名的自媒体网站是Facebook和Twitter,它们都是起源于美国并迅速辐射世界的大型社交网络平台。用户可以通过该平台发布文本、图片、视频、音乐、游戏和其他信息。其他用户只需单击用户主页即可浏览,并通过转发、共享等与其他人分享以再次传播。2011年7月6日,美国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在推特上就预算、就业和教育相关的问题上对网民进行了在线访谈,成为美国第一位与民众在推特上进行在线访谈的总统。[13]

  在中国,自媒体技术起步较晚。新浪于2009年8月发布了新浪微博的内部测试版,成为首个提供自助媒体平台服务的中文门户,腾讯之后也推出了微博服务。截至2013年12月,新浪和腾讯这两个中国微博网站注册了超过7亿用户。可以说,中国已经进入自媒体时代。

  2.1.2网络舆情

  网络舆情,即人们通过网络技术和在线社区平台的渠道,根据他们的生活习惯、教育背景、民俗习惯、道德观念和政治见解,与自身利益相关的各种事件等表达出观点、情绪、态度和愿望等情况的总结。从事件的发生到形成舆论,传统媒体通常需要1-2天,而收集舆论则需要1-2周甚至更长的时间。传统公共媒体发布周期长加大了政府与公众之间的距离,使舆论收集工作效率低下,无法为政府的行政行为提供参考。互联网的发展使民意表达更加多样化,民意收集更加直观和清晰。随着公众对互联网的不断深入和广泛使用,越来越多的人在互联网上表达自己的看法和态度,这使得网络舆论对政府行为的影响越来越强。网络舆论的多样化和可视化使舆论的收集更加直观和便捷,这也使政府对某些事件的处理速度更快,民意收集更加方便。

  2.1.3舆情管理

  舆论管理理论强调政府在舆论发展中指导舆论的作用,其认为“所谓的舆论管理是为民众设立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内它们可以做出适应于总统对政治事件或者总统行为的预测。”这样,促使政府行为可以满足公民的期望,并获得公民对政府行为的支持。舆论管理是通过明确的公众政治宣传、隐性的舆论指导和“同意制造”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的。为了把握舆情,引导营造舆论氛围,西方政客逐渐将“舆论宣传”改为“舆论管理”,“舆论管理被视为一战中的一项杰出技术。今天,它已逐渐成为政府部门和企业的日常活动。”[14]宣传的主要方法可分为两类:显性的政治宣传(新闻发布会、政客拉票等),以及隐性的政治“舆论氛围创造”,例如民意测验等。美国学者本杰明·靳斯伯格(Benjamin Ginsberg)指出:“通过公关手段、媒体和民意调查,现代国家已逐渐学习并掌握了许多操纵和管理舆论的方法。”对于民意调查的实质性目的,美国学者席勒明确指出进行民意调查的本质是一项社会政策活动。”

  2.2相关理论

  2.2.1治理理论

  治理的概念源于古典拉丁文及古希腊文中“Steering”一词,意为控制、引导和操纵,在特定范围内行使权威。“治理危机”即“Crisis in Governance”这一概念第一次出现,是1989年被世界银行应用之时,后来,“治理”一词就开始就被广泛地应用于政治发展的研究之中。[15]20世纪90年代以来,治理理论成为国际学术界最前沿热门的研究主题,并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

  在现代政府治理理念的影响下,我国政府已逐渐由传统管理方式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但传统的习惯性思维的影响仍然存在,部分地方政府压制、封堵舆情的情况还时有发生,但这却只能导致政府在舆情引导中处于被动地位。网络舆情治理本质上来说就是中断危机事件一连串影响的整个过程。若其能在公共事件中发挥其特点和作用,社会舆论的大环境自然就能够被合理优化。自媒体时代网络舆情的治理,就是依靠治理理论中,政府、社会以及民众之间的相互关联,将政府有形的手和第三方无形的手相结合,更好地实现公共服务。

  2.2.2危机管理理论

  公共危机是在社会运行过程中,危及公共安全和正常秩序,或者对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产生威胁的危机事件。政府面对各种危机事件,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管理活动,最大程度减少和降低危机给民众带来的伤害,从而产生了“危机管理”。美国学者罗伯特·希斯(Robrt Heath)被公认为危机管理大师,他在《危机管理》一书中首次提出危机管理4R模式,分别由缩减力(Reduction)、预备力(Readiness)、反应力(Response)、恢复力(Recovery)四个阶段组成。缩减力(Reduction)指的是危机管理者要努力防范于未然,使危机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预备力(Readiness)即指危机发生前就要提前做好计划和应对措施;反应力(Response)指当危机发生,管理者要第一时间及时出击制止危机蔓延的势头;恢复力(Recovery)指危机过后要对恢复工作进行有效管理。[16]可见,危机管理不同于通常状态下的政府行政管理和一般的公共管理,它是围绕危机事件整个周期进行预防、处理和完善。虽然公共危机管理参与的主体是多元化的,但是政府的主体地位仍然是坚不可摧,作为最重要的角色,能否在危机发生前做好准备,对危机的发生及时处置,减少危机的攻击力和影响力,及时恢复和消除公众恐慌,是决定危机管理成功与否的几项关键因素。自媒体时代的网络舆情治理也是危机管理的一种表现形式,政府部门应该根据危机管理理论对网络舆情发展的整个过程作出一系列控制和防御行为,遵从危机管理时间性、效率性、协同性、科学性的原则,采用监测、预警、评估、引导、总结等一系列手段,从而达到控制网络舆情发展,稳定社会意识形态的作用。

  图2.1危机管理4R模式

  2.2.3议程设置理论

  最早对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投入关注的是美国作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其著作《公众舆论》被称为此理论的奠基之作,他在书中提到大众媒体的报道形成人们头脑中“关于外部世界的图像”,并由此影响人们的行为。在此基础之上,美国传播学家麦库姆斯(Maxwell McCombs)和肖(Donald Shaw)于1972年在《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一文中正式提出“议程设置理论”。两位学者认为,大众传播通过提供信息左右着人们关注事情的先后顺序,具有设置“议事日程”的作用,通过各种“议程”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大事”的判断。[17]基于议程设置理论,笔者认为,大众对于某些问题和事件的认知过程,是通过媒体影响社会舆论而产生的;也就是说,媒体就是具有这样一种“力量”,通过反复传播某个新闻或者报道,强化该主旨意义在公众心中的重要程度,引导和告诉公众应该“想什么”。

  第三章自媒体时代网络舆情治理的困境

  3.1恢复力困境:政府公信力下降

  在自媒体时代,人们可以在更直观地查看关于事件的照片或信息,这使人们对所看到信息的真实性充满信心。一些谣言利用了公众普遍认同眼见为实这一特点,捏造了带有相应照片的虚假谣言,以提高其信息的真实性和可信度。最初,公众并不完全相信这些谣言,但是由于政府微博缺乏及时的验证和清晰的反馈,促使人们逐渐开始相信这些谣言,并被犯罪分子利用,最终形成了更大的舆论事件。但是,由于缺乏对网络舆论的关注,政府官员在面对公众质疑时仍然采用传统媒体时代的态度,错过了最佳的反馈期。在公众对政府失去信任并开始相信这些谣言导致了较大规模的舆论之后,相关政府部门想要解决这些谣言以消除影响时已经为时已晚。当越来越多的不信任感累积时,人民甚至会怀疑政府的执政能力。而这些质疑政府执政能力的舆论已成为一些官员眼中的“暴民”。结果,形成了更加恶性的循环,最终导致政府在人民中间失去了公信力。一些政府工作人员也将人们的正常监督行为视为恶意的“麻烦”,使人民和政府站在两个相对立面,这不仅不利于社会的健康稳定发展,甚至有可能危及政权的稳定。

  3.2缩减力困境:手段单一落后

  当前治理手段的单一落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实际操作中过于强调行政命令和行政管理。过度行政化使得社会资源配置模式过于单一,通常通过实施网站管理系统,要求网站BBS和互动栏目的管理者明确工作要求,严格把控帖子内容,通常会删除一些网民意愿表达的信息,致使网络不能全面反映民意,甚至会形成政府的误判。第二,仍然采用传统应对收集方式。[18]很多政府部门在遇到舆情危机时,将“防人之口”作为整顿舆论环境的出发点,用“封、堵、捂、压”等方式作以应对,公众由此产生的强烈反感往往会引发更大舆情,违背了治理的本质;另外舆情收集分析方式也亟待改进,没有普遍采用网络技术方式进行全面分析。面对海量的网络舆情信息,传统的人工手段及层层文件审批存在着极大弊端,缓慢的信息整理与网络舆情变化发展不相匹配,也无法实现监测和预警,严重时甚至导致网络舆情危机恶化。第三,所谓“创新”不新且流于形式。新闻发布会是当前大多数政府面对舆情的爆发采用的的主要应对方式,往往没有公众急于获取的实质性“干货”,并未回应公众和媒体最关心的问题,缺乏说服力。

  3.3反应力困境:反馈缓慢滞后

  自媒体演进如斯,公共事件的发生所引发的舆情通过自媒体平台迅速传播,网络上任意两点的信息传递几乎没有时间间隔。在此巨大的冲击下,对舆情的快速反应是自媒体时代的一个基本要求,信息发布的及时与否决定了事件不同的走向。由于受到平台等的限制,传统媒体“我发你看”、信息单向传播模式等决定了传统舆情的发展速度和缓,相对易于控制,而自媒体时代的来临使得舆情“黄金24小时”回应法则已显无力。

  应急管理4R模式中,反应阶段的一般步骤分为“确认危机、隔离危机、处理危机、总结危机”的紧凑环节,然而当前,我国的舆情治理工作还处于政府全面管控阶段,一旦发生舆情,多数都是自下而上、层层汇报,采取的应对策略往往也不够高效快捷,失去了治理舆情的最优时机。导致这种现状的除了意识滞后的问题,再者就是对当下通过自媒体交流的信息传播规律缺乏掌握,对传播特点缺乏认知。“参照前例”、“走好流程”、“领导把关”这些成为舆情治理工作反应滞后的“借口”,但网络舆情是发酵器,一旦出现情况,就会不断蔓延,和公众的生命安全和社会的安定相比,第一时间的应对与告知更为重要。

  比如2009年7月23日在内蒙古赤峰市发生的“水中毒事件”中,直到事发后第四天政府才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全体市民告知发生的原因。而在这三天时间里,由刚开始的只有一些居民中毒到三千多人受害。除此以外,有人蓄意投毒的谣言也全面散播开来,导致城市居民出现巨大恐慌。诸如此类的政府面对舆情时的“慢语”时有发生,对于政府公信力是一种挑战,对于社会稳定也造成一定影响。

  3.4预备力困境:法律震慑力不足

  2014年年中,一篇内容为“北医三院大夫李芊在火车上助产被法院判为非法行医”的文章在微信朋友圈被疯狂转发,但经调查,此事此人根本不存在,纯属传谣造谣的恶性事件。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时隔半年,这篇文章又被“换汤不换药”地挂在网上进行传播。后经过调查,该文章传播者为同一人,此人最终仅被处罚款500元的处罚,令舆论一片哗然。专家认为,之所以网络谣言可以不断涌现,就是由于司法解释对谣言和损失之间的因果难以认定,从而造成法律适用不一、违法成本过低、处罚标准不一的尴尬局面。

  由于网络信息的传递环境极度虚拟化,信息的传播途径各式各样,具有很大程度的盲目性,公众的隐私与个人信息很容易被泄露,甚至经常导致网络舆情异化,一些网络舆情和谣言常常会造成公众心理恐慌,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常见的还有网络舆论侵权、淫秽色情信息传播以及极端危害国家安全等案件,需要明确的法律条款来进行强制约束和惩治此类行为,否则这些都会扰乱网络舆情治理的步伐。然而,当前与自媒体的迅猛发展速度相比,我国相关网络立法的滞后是极其明显的。在经历了数年“野蛮生长”后,我国网络环境内许多言论和行为都突破了道德和法律的底线,必须建立统一的制度规范。

  第四章自媒体时代网络舆情治理困境的成因

  4.1应对网络舆情的意识落后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大众思想受到各种信息冲击和影响,呈现“百花齐放”态势,公共事件自媒体集体轰炸式讨论,从而引发网络舆情的速度也同时在不断加快。由于人们的意识认知往往会无形中影响着自身的行动和策略,故而舆情治理遭遇的种种危害和阻碍也正是由于错误落后的观念造就的。应对舆情的意识落后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网络舆情意识薄弱,重视不够。政府、公共机构等对舆情应对的必要性和重要程度认识不到位,沿用传统的思维方式看待网络舆情问题,没有充分理解自媒体强大力量带来的后果,有的听之任之,重视事件处理而忽视舆情,认为事件处理好了就不用承担责任,网上爱说什么说什么;或者认为舆情可以靠“捂”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常常造成被动局面,“当真理还在穿鞋的时候,谎言已走出了千里之遥”。第二,缺乏完整的治理思路。目前我国政府及公共机构仍存在对舆情解决的积极性不高的问题,本末倒置的治理思路使得舆情发生和发展严重时才采取措施,面对突发情况,在不了解舆情发展规律的情况下,更加不知如何引导和采取措施,所以说缺乏完整的突发性舆情治理思路体系。第三,未正确认识自媒体网络舆情特征和作用。有些政府和公共机构等由于缺乏现代舆情意识,并未意识到网络舆情的潜在引导力。与极端漠视舆情影响力相比,又陷入网络舆情是“洪水猛兽”的另一极端思维,害怕、恐惧应对网络舆情,认为网络舆情如洪水猛兽,触碰不得,控制不住,担心无法掌控舆情发展,反而卷入事件,成为网民的众矢之的,因而敬而远之。

  图4.1被访谈者心目中政对网络舆情的主要态度

  4.2网络舆情分析预判能力不足

  4R危机管理理论中的预备力(Readiness)这一环节就是要求危机发生前就要提前做好计划和应对措施,建立完善监视系统,对可能发生危机或加剧危机的特定环境进行监视,及时掌握到其中的不良变化,从而针对这些影响作出应对措施,从而能做好预防工作,减少危机的冲击。也就是说,事情发生后的解决措施并不可能尽善尽美,要想在舆情治理中取得不错的效果,首先在源头上把好关或者在更早的时间点做好准备和预防措施。然而目前我国政府网络舆情的分析预判能力仍显薄弱,相反占主导地位的仍然还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心态,对舆情的“可能发生”不敏感,通常在舆情逐渐扩大的过程中再想办法处置,缺乏未雨绸缪的舆情预判意识和工作规划,并且舆情提前判断的难度逐渐增大,因为与其相关的学科问题越来越复杂,比如涉及到心理学、网络动力学和社会学等多个领域,对专业化的要求更高,难度也更大。本文的深度访谈中涉及16名舆情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笔者通过总结他们对当前状况的认识,进一步了解政府网络舆情分析预判能力的现实状况。

  图4.2被访谈的舆情工作人员对着福预判回应能力的评价

  4.3网络舆情处理方法不科学

  自媒体时代的网络舆情是社情民意的集中反映,处理舆情的办法是否科学成为社会治理的关键核心,直接决定了舆情发展的态势和社会的安定。舆情处理办法不科学,极容易导致次生舆情,使得公共事件的负面影响力进一步迅速扩大。当前网络舆情监测办法不科学、应对方式不科学等仍是影响舆情治理的原因。监测方法不科学:笔者了解到,当前人工监测和手动搜索仍是政府的主要舆情监测手段,许多政府有关部门工作人员每日在网页上搜索关键字查看是否发生有关舆情,这已经与自媒体时代的网络现实严重“脱轨”,不适应这个时代的需要。政府部门网络舆情监测和技术手段落后,大数据技术没有得到很好的运用,没有引进强有力的智能化信息采集系统,缺少舆情监测专业人员,无法全面收集、筛选、整合网络上的各类信息,无法实时跟踪统计网络上的热点、动态、观点,造成网络舆情处理方法没有“指南针”和“风向标”。

  图4.3被访谈者对政府否科学处理网络舆情的意见分布

  4.4网络平台缺乏技术支持

  当前,一些网络平台的运营维护机构缺乏先进的科学技术支撑,没有及时对网络语言环境进行净化管理,在实人认证方面也存在技术问题,从而使得政府的发生平台不能较好地发挥应有的职能。当网络舆情爆发的时候,网络平台运营维护机构没有协助政府发生或者澄清谣言,并在第一时间里遏制住事态的苗头,即使是很小的一件事也会使政府在群众中孤立开来,从而使得政府失去群众的支持与用户,为公信危机埋下隐患。但是网络平台对于技术的滥用也会造成威胁:一方面,我国网络通过“防火墙”措施对网民有限开放,迫使被压抑的网民“翻墙”了解事情原委,但是他们获取的信息真实性无法考证,极易激化网民的不满情绪。另一方面,第三次信息技术中兴起的“云计算”突破传统的物理防火墙,加剧了网络安全的风险,使得数据能够存储在其他远程服务器上,对网络主管部门的监管与追责提出了巨大挑战。

  第五章自媒体时代网络舆情治理出路

  5.1树立网络舆情治理的正确观念

  在自媒体时代,网络科技的无限发达,网络舆情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影响到各级政府的决策。自媒体成为民主监督的重要力量,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将持续在公共领域发挥民意汹涌表达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来看,网络民主政治参与的蓬勃发展必将成为国家民主进程的先锋,加强对网络舆情的重视程度、加深危机意识是舆情治理主体的迫切任务和必然选择。尤其是政府领导干部作为网络舆情治理的“指挥者”,不仅要掌握网络媒体传播规律,掌握与网民沟通的方法,第一时间在最快速和强大的自媒体平台上,对网络舆情进行深入细致的关注和了解,并且凝聚民智、了解民心,促进科学民主决策的产生。另外,4R危机管理理论中强调,被忽视的工作环节一旦能被重视往往能够极大地减少危机的成本与损失,所以这就要求舆情治理者必须树立危机意识并建立危机管理、培养解决社会问题、防止重大网络舆情危机爆发的意识,作为政府生存发展的“法则”根植于其中。危机管理理论要求治理者提升对舆情的重视程度,对社会事件进行风险评估,一旦发现存在风险,就采取有效的方法对其进行治理。同时,4R危机管理理论中的缩减力(Reduction)环节要求危机管理者要努力防范于未然,提高思想素质,使其即使面对危机,也能把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不至于演变成更严重的社会事件。

  5.2加强网络舆情治理机制建设

  面对常态化的网络舆情应对形势,借助式力量和暂时性决策不仅无法满足其需要,还经常会造成舆情的不可控和扩散,因此加强网络舆情常态化引导机制的建设是政府提高治理能力的必然选择。第一,畅通舆情表达渠道。“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执政之基完全离不开民意的支持,重视民意的收集是落实公民权利、保证社会稳定的必要选择。开展各级政府领导干部接访下访活动,开辟同人民群众联系的直接渠道,深入群众、了解民意;各治理主体开通微信公众号、官方微博、官方网站,专人及时收集并解决留言问题;完善网上信访制度,及时收知线上信访问题并作出反馈,让群众在线下同时“访到想访的人,说出想说的话”。第二,规范新闻发言人制度。完善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可以使治理主体在新的舆论传播形势中把握话语权、赢得主动权,应当定期做好培训,提高新闻发言人应急能力,做好发布前会商和统一口径等工作,主动进行正确导向的“第一手”新闻发布。第三,培育“意见领袖”。专家、学者、知名人士、网民中活跃的积极分子、知名博主都可被培养为“意见领袖”,他们把握着网民的心理需求和新媒体传播方式,言论具有权威性;政务机关要发挥社会资源力量,请相关权威人士和专家为公众提供最可靠的信息知识,有效引导网络舆情。第四,建立专业网评员队伍。应当在政府机关、公共组织、大型企业及高校内选择具有高思想政治素质、强政治敏感性和鉴别力,能较好把握正确舆论导向的网民,在平日新闻和舆情事件的报道中,进行积极留言评论,维护正面评论、压倒负面消息。

  5.3完善网络舆情法制体系

  我国应在已出台的法律、法规、规章的基础之上,尽快完善以下几方面立法,满足自媒体时代的需求:第一,制定出台规范网民行为的法律——《网民行为规范法》。虽然对网民在互联网世界的失范行为进行界定有难度,但网民在网络世界的不当行为会延伸到现实世界当中产生更大的后果,这就需要对网民的行为进行界定,制定法律法规。应在总结现行的《关于规范党员干部网络行为的意见》等规章的基础上,尽快出台《网民行为规范法》,禁止散布不良信息、错误言论和进行非法活动、违规行为。第二,制定出台管理网络运营管理者的法律——《网络运营管理法》。明确网络运营部门、监管部门的权利和责任,加大网络违法行为的代价和成本。依法规范网络管理活动、网络运营商的网络行为,依法规范社会组织及各类网站对敏感事件的防治,坚决阻止不实报道和不良炒作,维护网络秩序稳定。第三,制定出台保护公民隐私信息的法律——《个人信息保护法》。近年来由于个人信息的不当收集、滥用和泄露,导致个人受害事件不断发生。2016年,正是由于学生信息泄露,导致其遭到电信诈骗,被骗取大笔学费后自杀。这些负面事件的发生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从而也造成了网络舆情的爆发,并且在无相关法律条文规定的情况下,人肉搜索成为无限曝光个人隐私途径。《个人信息保护法》可促进个人信息合理利用,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为监管部门提供有效的强制措施依据。

  5.4提升网络舆情应对技术水平

  在当前大数据撬动科学决策的时代,网络舆情治理技术创新,首先就要抓住大数据这把治理的“利剑”。无数的网络留言、视频、图片等等网络信息每秒无限量涌入自媒体平台,凭借人工分析根本无法追赶数字的速度。具体说来,大数据技术不仅能够在浩瀚的信息海洋里自动搜索个人信息和网络行为痕迹,对网络用户的行为习惯进行综合分析并形成独立“画像”,进行个性化管理,并且能够对整个互联网数据进行深入发掘,构建对过程更加关注的舆情分析法,形成集分析、研判、预测为一体的新型舆情治理过程。其次,利用大数据手段对网络上各种信息进行过滤和防堵,及时从源头控制各类有害信息的发布和扩散。例如通过PICS(Platform for InternetContent Selection)和P3P(Platform for Privacy Preferences Project)等软件和技术对信息内容进行分级管理,并且处理好全网舆情监测与敏感话题等重点自动监测的关系。运用防火墙技术、入侵监控技术、数据加密技术、认证和数字签名技术等多项安全技术,保障网络信息安全。第三,要构建大数据共享平台,打破“信息孤岛”,尤其是建立专业的工具库、口径库和案例库,鼓励政府、企业等将掌握的数据资源进行合法化交流共享,有利于网络舆情各治理主体开展跨部门、跨行业、跨领域合作,及时向公众回应危机事件,有效治理网络舆情。最后,利用政府应急管理内外网、服务网、信息资源库等平台构成的基本体系,进一步构建危机事件舆情信息的主要公布平台,建设更加完整的电子政务系统,使网络媒体更好地服务于突发事件信息公开。  

  1970属蛇女56岁后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