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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写作模式-网络群体性事件应对策略研究

2021-04-19 11:42:15

  随着互联网时代崛起,互联网已然变成能够改变人们工作方式甚至生活方式的工具。同时,现代社会中的群体性事件在网络时代中也得以充分的展现,甚至呈无限扩张趋势。近几年频发的互联网群体性事件以其虚拟性与现实性并存、传播速度极快,影响范围极广、事件复杂,控制难度大对网络社会乃至现实社会造成巨大的冲击,严重影响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破坏社会秩序。因此,研究网络群体性事件的问题的应对策略,是一项十分紧迫的课题。

  论文运用citespace可视化分析软件,综合分析国内外网络群体性事件研究的现状,厘清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内涵、类型、特征及其影响,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深入剖析出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现实诱因,进而得出集合事前预警、事中处置和事后修复为一体的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应对策略。

  论文共由三个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论文通过文献研究法,对比分析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联系与区别,分析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性质,推理出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定义,进而重点研究其类型、特征及影响。

  第二部分,通过梳理我国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理论基础,结合重点案例,运用实证研究等方法找出我国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现实成因。

  第三部分,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事前预警机制、事中处置对策和事后修复机制出发,提出三步走的综合治理机制,力求以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来应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一)研究背景

  在我国的社会活动中,大众遇到的社会矛盾越来越多,并且以多元化的形式诉求表现出来并在网络中不断分化。因此网络环境中的话语浓度和强度不断提高,虚拟网络与现实生活的互动效应越来越严重。正是在这种大环境下,网络谣言开始肆意传播。不了解情况的大众群体往往会受到误导进而转发不实信息,由此导致的网络群体性事件越来越多。因此,在当前社会背景下需要迫切解决的一个问题是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治理研究。

  (二)研究意义

  理论意义:从学术界的现状把握出发,对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研究一般是以自己的专业领域切入点。本文在科塞的社会冲突理论的基础上,跳出了冲突理论中非心理因素的导致社会冲突的角度,通过将其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进行结合讨论。其次,拓展了社会心理学中关于群体信息传播的理论,通过将其与传播学、心理学等理论进行结合使得研究更具有科学性。

  现实意义:随着改革开放逐渐进入深水区,社会上很多冲突就慢慢显现了出来。信息大爆炸使得网络技术大范围普及,网络在给公众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暴露了诸多相应的社会问题。笔者将以互联网群体性事件的成因与解决方法入手研究,以期望能够为政府、公安机关以及媒体处理网络群体性事件提供有效的指导。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从行政文化方面研究得出研究的相关文献资料和数据选自中国知网(CNKI)。通过选择网络群体性事件和网络舆情为主题词进行检索,梳理互联网群体性事件的研究成果和发展走势。文献来源年限为2000-2019年,类别为CNKI所收录的全部期刊文献,学术性论文共计707篇。通过相关文献数据进行规范处理,进而运用CiteSpaceⅢ可视化分析工具绘制2000-2019年互联网群体性事件研究知识图谱。

  (一)研究者与研究机构图谱

  促使一个研究领域高速发展的核心力量是研究者,而研究者们开展互联网群体性事件研究的重要载体正是其研究机构。以网络群体性事件研究成果为基础,本人通过对互联网群体性研究的主要作者和主要的研究机构进行研究和归纳,利用CiteSpaceⅢ的可视化功能描绘出网络群体性事件研究的核心作者图谱(见图1)和主要研究机构图谱(见图2),呈现出研究者们和研究机构对于网络群体性研究这个文化领域的地位和影响力。

  图1网络群体性事件研究的核心作者图谱演示

  图1是网络群体性事件研究的核心作者图谱演示。从该图谱可以了解到,郝其宏、李小平、杨久华、朱宏胜等学者所在的节点较大,说明这几位学者发表的学术论文量大、次多,取得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由冷到暖的颜色变化代表着学术研究时间的从先前到如今,连线则象征着节点间的合作关系。因此,可以看出余爽与丁宁,殷聪与黄炜,罗锋与王权,杨柳与邓春林,姜健、高袅和张宏等在网群事件研究领域有很多的合作,而其他学者在网群事件研究中则显现出独立性。

  图2网络群体性事件研究的主要机构图谱演示

  图2是网群事件主要研究机构的图谱演示。由图谱可以轻易看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江苏师范大学管理科学研究中心、中华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在互联网络群体类事件研究的领域成果比较丰厚。其中,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在公安学研究成果高达8篇,其他研究机构的单位结果大部分在2-5篇区间内。

  联合图1与图2不难看出,研究机构中核心作者比较多,网络群体性事件研究的成果较为丰富。此外,通过这些研究机构图谱演示可以识别出研究机构他们之间的合作关系、他们的合作程度,这些图谱演示可以显示出上述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及合作程度,如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武汉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和武汉工业大学管理学院及武汉大学政治与管理学院和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在网群事件研究的领域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合作关系,相对而言,其他研究机构与其他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则并不显著。

  (二)研究热点演变趋势图谱演示

  图3是我国2009-2019年互联网络群体性事件研究趋势图谱。运用时间维度的互联网络群体性事件研究热点演变图谱,反映出我国互联网群体性事件的研究过程和发展趋势。

  在二十世纪初期对互联网络群体类事件的研究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互联网群体性事件这个词语,最早出现于郑大兵学者2006年11月刊载在《信息化建设》名为《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政府应对策略》的文章之中,“互联网络群体性事件是指某一些群体,为了实现其某一目的,利用互联网络大规模发布、传播某一方面的信息,以发泄其不满、制造社会舆论。”也是在2006年这年,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研究开始步入了正轨,并在2009年达到了一个高潮,吸引了各方的关注。然而“网络群体性事件研究”为主题的关键词集中出现却是于2009至2012年的时间轴上。如杨久华的论文《当前我国网络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模式、趋势及其防范策略》(2009)、杜俊飞的论文《网络群体事件的类型辨析》(2009)、李金龙和黄峤的论文《网络群体性事件下的政府信息管理》(2010)。

  2012年以后,以“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研究”为此类关键词具有明显的延续

  性并且应用性研究成果不断增强。性且出现很多应用性研究成果。2014年中央网络安全信息领导小组的成立,标志着我党和国家对网络安全与网络舆情工作的重视空前加大,其中网群事件的研究从理论性研究逐步转入实践性层面上。如“府治理机制”、“引导策略”、“治理对策”等一系列热点关键词的出现,例如王迅的论文《网络群体性事件治理研究》(2017)等。

  图3我国2009-2019网络群体性事件研究趋势图谱

  (三)研究的聚类图谱

  CiteSpaceⅢ的Minimum Spanning Tree功能可以清楚明显的展现出互联网络群体性事件研究的热点全貌。描绘公安学研究知识图谱的前提是参数设定和其阈值选定。把每一年当作一个时间片段,用前50设定每个时间段的重要词汇,调节图谱标签范围的大小和关键词汇的规模,从而绘制出网络群体性事件研究的关键词聚类图谱。

  图4网络群体性事件研究聚类图谱

  在梳理CNKI收录的2009-2019年互联网络群体性事件研究的相关主题的论文,我们能够清晰的看出我国学者多以不同的视角和维度研究网络群体性事件,根据研究领域的不断深化拓展,从而使研究成果更加具体丰富性。

  (一)国内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研究

  1.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概念

  互联网络群体性事件这个名词的出现可以追溯到于郑大兵学者2006年11月发表在在《信息化建设》的《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政府应对策略》文章之中,他给予互联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定义为“网络群体性事件是指某些群体,为了这类群体的某一目的,利用互联网大规模发布、传播某一片面的信息,以发泄他们的不满、制造社会舆论。”对于此概念也有学者给出相似的定义,像2009年10月王扩建在《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发表的《网络群体性事件:特征、成因、对策》一文,里面提到"网络群体性事件可以定义为特定社会背景下产生的网民群体利用网络,针对"三公部门"及其公职人员,大范围地发布、传播某一片面信息,以制造舆论、发泄不满的行为。”两位学者对互联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概念的视角放在舆论的场域,都强调当事人心理情绪的抒发,因此可见互联网络舆论是能够在网络群体性事件中起到重要的作用。然而有的学者却是从公共领域方面研究角度出发,2010年9月罗亮在《行政与法》上发表的《网络群体性事件:概念、特征及其治理》一文中指出"网群事件是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一些数量的‘无组织网民群体’基于各种目的,利用特定事件,在网络中制造网络舆论用以聚焦、强化特定群众的利益或者较有争议的社会现实问题"形成对社会系统现实或潜在压力的网络集群事件。"这对网络公共事件的定义和罗亮对此的理解十分相似。又如郝继明2014年6月发表在《第五届行政改革论坛》的《网络舆论:如何从应对管理走向综合治理》中,认为"网络公共事件,是围绕现实某个特定事件产生,而在网上引起广大网民广泛讨论并且在大范围传播的舆论,影响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或直接造成重大社会现实影响的公共群体事件。”两位学者对此概念的定义竟如此的相似,但是在某成种程度上他并没有涉及到“网络群体行动”和“集体行动”,因此这种定义的主要内涵应是公共领域方面,而不是群体性事件。网络公共事件是一个相对中性的概念,当概念涉及到群体性时,则使用网络群体性事件这一概念恰到好处。

  通过对现有资料的系统审视,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能够清楚客观的看出,对互联网络群体性事件概念的描述越来越具体化、科学化,从而在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概念上也从单一化逐渐发展至多元化。然而在学术界之间仍对于网络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场域及本质存在着巨大的争议。它的争议主要表现在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发生究竟是在直接产生于网上,还是在现实社会中通过互联网络媒介对事件进行发酵而成。所以在当下学术界之中,对于互联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定义仍有欠缺,因此进而需要深入。

  2.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成因

  国内的学者对于互联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成因总结主要是从三个方面来进行研究。

  第一方面,研究网络舆论。像2009年11月汪建昌在《中州学刊》上发表的《网络群体性事件:舆论生成与政府决策》写着,“互联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成因首先是出现公众话题经过导论聚集在一起,然后以舆论的方式出现在公众舆论场上,加上意见领袖与网络传媒的互动,从而形成了网络群体性的事情。”

  第二方面,从社会心理学角度进行研究。如郝亚芬、黄蜺2010年7月发表在《理论导刊》的《网络政治参与价值分析》认为,“网络群体性事件是一种从众的心理引起的。个人的心理因素在众人的感染下很容易加入到这个组织中,以此形成互联网络群体性事件。”

  第三方面,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像2015年3月许敏在《宁夏社会科学》上发表的《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演进逻辑与生成机理》中写到,"将网群事件的形成归结于阶层的分化与利益层面的失衡,阶层之间差距悬殊是一个重要的原因。除此之外也与体制有关,现有的体制导致了利益诉求梗阻,加上网络自身的虚拟性的特点,网络表达所受到的约束力度较小从而形成网络群体性事件。”社会学研究的视角将重点放在了社会体制、社会阶级与群体行动这些层面来进行考察。因此,社会学研究的视角既包括了宏观层面又包含了微观层面。此外,一些学者从网络燃烧的理论对网络群体事件的形成进行了独特的见解,如李其原2017年12月发表在《领导科学》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机理与应对策略研究——基于社会燃烧理论》中,将将网群事件的起源归结为社会矛盾,并将形象的将此此形容成燃烧物质,将群体的情绪及行为动员称之为助燃剂,助燃剂营造了渲染气氛的作用。将刺激性事件称之为点火的温度,也就是互联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终结。

  根据对网络群体性事件原因的总结,学术界的研究相对充分。无论是互联网络群体性事件形成的主体,还是形成过程及传播手段都有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涉及的学科也是多种多样。但是现今对网络群体性事件成因的研究仍然停留在较肤浅的阶段。

  3.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治理对策研究

  一些学者从网络舆情的领域进行探讨,像2014年4月周素珍在《学术论坛》发表的《网络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应对策略研究》中,说"应该建立健全舆情相应的法律条款,政府的信息应该公开,重中之重的是要重视对舆情的引导,提高网民的素质。”此类观点的关注点的是重视舆情谣言在网络传播中的作用,一些事件经过网络的发酵会产生更加恶劣的影响,因此要通过舆论监督与管理来防范此类事件的发生。因此一些学者从法律的层面找出对策,如朱淼认为“应该完善信息的安全立法,增强提高网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律观念。”董琳则认为“建立顺畅的利益表达机制,从局限性的立法模式更改为开拓性的立法模式,就应对策略看,应该建立健全司法救济为主要方式的纠纷解决办法。最后,健全法律的研究责任追究机制。”一些学者从社会学专业的角度也找到了很好的应对策略,像2009年6月闫纪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刊登的《社会学视阈下的群体性事件分析》中,认为"确立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理念,积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安全阀机制,提高政府管制能力,积极发展协商民主,严格规范政府公开制度。”通过对互联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治理对策我们可以了解各个学科都有自己的研究视角。换言之,就是有深度而广度不足,较为局自身学科之中。因此如果对对策建议之类的研究成果,如果能够交叉研究定会更好的效果。

  以上是根据国内的互联网络群体性事件研究的文献回顾,总结而言,对于互联网群体性事件的研究数量一直是在一个上升期,各个学科也涉入研究。但在梳理的过程中,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社会学一般涉及到网络群体性事件研究的前端,比如社会冲突、集群现象。新闻学、传播学所涉及的是互联网群体性事件的中间部分,如网络谣言的传播、扩散。政治学、法律则出现在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尾声阶段,如政府部门对于网络群体性事件对策与建议、社会的治理、法律的完善等。

  (二)国外对互联网群体性事件的研究

  由于受到国内外的政治、历史、文化差异的影响,西方国家社会成员的网络使用主要是为日常学习工作,而不是用来为政治表达服务。这种因网络爆发式发展而群体性行动快速增长的状况未出现,与此同时也未见通过网络而大范围多方面的向政府和当事人施加压力的例子。因此,在国外的学术界之中,不但没有形成网络群体性事件所相对应的概念,而且也没有形成与互联网群体性事件直接相关的研究成果。"网络冲突虽然在虚拟世界中,但是却是是实体空间冲突的集中体现。在政治、社会学角度看,网络冲突是是为了对舆论施加压力,从而为实现某种目标而进行互联网斗争。网络冲突能划分为各种类型,主要由事件的性质、目的、规模的不同来判断"这是英国诺丁汉大学教授阿斯亚说的一段话。美国社会学家列维强调:“网络作为一个虚拟的空间,它的对抗与抗争有利于觉醒公民的市民意识,而且可以作为一种强大的民主意识的资源。虽然在一定范围内的网络冲突能够促进网络社会主义的觉醒和现实社会的进步,但过大的网络冲突不仅会生成多数人专政的情况,而且会发展为网络无政府主义”。戴维德在《Against“Against Cyber-anarchy”》一文中认为,“当下日益严峻的互联网冲突已经对传统的法律控制的机构产生了新的要求,产生了新的挑战。网络是虚拟的空间,其特点是私密性,匿名参加政治真实交锋成为了现实,对传统政治管制形成了极大的冲击,所以必须从头建立健全互联网空间的规则体系。”而网络空间中自由传播主义者则认为,“网络作为一个私人空间,应该是公众自由生活的天地。其本质特点是自由而有序,有管理但不应该有政府涉入,有共识但无特权。”巴洛在“网络空间独立宣言中宣称:“工业国家的政府,我请求你们这些代表过去时代生产力的你们让我们独立吧!我们不欢迎你们。在我们自由的国度里,你们不仅没有主权,更无统治,我们拥有的权利,你们也不应掌有任何法律会使我们害怕的。”

  一些学者在意识到网络在促进交流和沟通的同时,也存在阻塞交流和沟通的的风险。阿斯特尼认为:“互联网可以打破人们交流沟通之间的空间限制,但由于我们人类的信息处理能力是有限的,人们因此在识别信息、交流沟通时会有偏好,网络传播带来的不是地球村,而只是人们转变的交流方式,从原先面对面的交流转变为以喜好和欢乐为基础的沟通。从政治、法律的角度来看,互联网交流本身所有的的这种阻断性所可能产生的结果则更值得重视和担忧。"作为功能冲突学派的重要代表的美国社会学家路易斯科塞,他将根源冲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物质性原因,另一部分则是非物质性原因。"物质性冲突的产生主要是在现实中地位、权利和资源等不均分配,非物质性冲突原因是由于价值观和不同信仰而产生的差距。在里面,经济地位、资源分配不均衡成了物质性冲突的重大显现,价值观和文化形态的对立、公民的偏见和歧视则是非物质性冲突主要体现。由此引发的大众的心理失衡、对社会各种资源不公的认识加上社会控制失控成为冲突的导火索。"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说:"在各种社会形式中,典型的存在就是社会冲突,它是无法避免并且广泛存在的,社会冲突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分别是有作为目的的冲突和作为目的的冲突。适量的冲突对社会或群体具有一定的益处,使群体的边界清晰明了,使权威集中巩固,不仅增强了对越界行为与歧视的掌控,而且加强了冲突派系的内部社会稳定。"英国社会学格尔:"当一个社会的产生价值能力和人民对于价值的期望均在提高,社会价值能力却因某种原因而降低,从而造成价值期望和能力落差加大时,就会产生逐渐上升的相对剥夺感。因而当相对剥夺感越强越明显的时候,所以造成这种剥夺感的行为的破坏能力也就越来越强。"

  综述,由于西方的社会运动理论、网络冲突理论、网络传播理论形成的时间较长,派系众多,内容丰富,影响久远。对于中国的互联网群体性事件研究有着一定的启示和指导意义。但是因为相关研究缺少针对性,所以在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的研究中需要活学活用,不能照抄照搬。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一)研究思路

  本文首先通过对案件和文献的研究,分析出互联网群体性事件的概念,整理其类型。其次利用传播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知识,辨析出互联网群体性事件的生成原因。其次通过对个案的分析解出互联网群体性事件的影响;最后从社会控制理论、社会学、法律及政治思想教育这些视角找出互联网群体性事件的应对策略。

  (二)研究方法

  第一,第一,文献研究法。"通过收集资料和分辩现存的以文字、符号、数字、画面等信息方式展现的资料,来讨论和分辩各种社会群体的行为、关系及其他社会现象的研究方法。"作为社会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的文献研究法,它主要是分析归纳和总结现有的文献资料,以此得到研究对象信息的方法。首先,通过阅读西方专著如《社会冲突的功能》、《乌合之众》、《群体冲突的逻辑》、《社会控制》等为本文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然后,网络群体性事件具有很浓郁的时代性特征,通过阅读研究国内各种媒体把握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前沿动态。最后,将实用性的信息进行整合及深化并运用到本文的创作之中。

  第二,案例研究法。要使研究更加地深入,本次研究方法将采取个案研究法。该研究方法能够对研究对象各个方面的状况有全面深入的认识并对个案进行深入分析得出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及产生的影响,找出规律、治理方法及防范措施。

  第三,跨学科研究法。本文将涉及法学、社会学、传播学、心理学等多门学科,使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综合运用多学科理论成果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

  第一章网络群体性事件概述

  第一节网络群体性事件基本内涵界定

  一、群体性事件的概念

  20世纪中期,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些地方出现了农村合作社社员想要退出、工人罢工请愿、学生群体罢课游行的事件,政府称这些行为"群众闹事"。后来,这个称谓经过了"治安事件"、"突发性治安类事件"、"群体类治安事件"、"群体类突发事件"等一些列变化。之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2004年对这些事件做统一规定:"群体性的事件是由人民的内部矛盾引起、群众认为自己权益受到伤害,通过非法聚集、围堵等方式,向有关机构或单位表达自己意愿、提出各种需要的事件。"

  之后,即使学术界对类似群体类的事件的概念有着不一样描述,但其规模性、集群性、冲突性等基本特征的认识却是一样的。由此总结出群体类事件的产生需要具备需要具备下面条件:一是有结构性诱导因素,指的是社会民生、分配、管理等社会现实环境条件中所含能够引起有具体潜在的群体类事件风险要素。二是能够刺激社会公众情绪的社会性事件不断发生。一般而言,群体性事件是一种情绪的冲动性活动。在社会性事件的过度强刺激之下,结合社会的外部现实环境条件等结构性诱因素被进一步的释放,群体的极端化情绪和行为的产生可能性被大幅度加强。三是具备群体的认知。在社会群体共同认同的作用下,公众的个体相对的被剥削感得到进一步上升。在社会群体的认知和行为上的趋同化的共同条件下,公众的个人极端行为和感受倾向上升为极端化。在社会外部条件和敏感行为的刺激之下,公众的群体类事件便极有可能随时被迫发生。

  二、网络舆情的概念

  网络舆情是指因各类事件的刺激产生的事件,通过网络传播的网民对该事件所产生的认知、态度、情感和行为的倾向合集。从网络舆情对社会秩序和公众安全等方面的影响和作用方面,可以分为正能量的网络舆情与负能量的网络舆情。其中本文所指的网络舆情是为负能量网络舆情。

  网络舆情的内在动力有结构性诱导原因。在现实生活中的社会公众,因为受到收入分配不公、贪污腐败严重、贫富差距过大等社会制度性、结构性矛盾问题的影响,公众对于行政管理认可度、政府满意度、社会认同感就会被削弱,便产生怨恨、嫉妒等负面情绪倾向。这些社会负面情绪就是负面网络舆情产生成的推力。从网络舆情的概念来看,社会事件对公众的刺激不仅仅是触发网络舆情的主要原因,而且是其发生演变恶化的导火索。

  群体的认知也影响是网络舆情暴发的重要因素之一。关于认知、态度、情感以及行为的倾向集合就是网络舆情。在社会认知角度上,网民通过认识、分析社会事(案)件,个体态度、行为倾向在相互对立磨合的过程中渐渐走向相对的一致。在群体碰撞中占据优势地位的群体便较为轻松地控制住互联网空间的舆论场的导向,从而通过影响力来影响用以决定互联网舆情的态度情绪属性好坏。舆情重要表现就是群体事件,体现了在主客体之间的"问题的状态"和非正常性表露及极端外化形式的舆情状况。社会公众在现实中遭遇的不安、疲惫、困惑等负面情绪的影响,由于受到现实生活各种束缚与限制无法得以正常发泄,但是网络由于其互动性、开放性及隐身性等特点,恰好能够为网络公众表达自身意愿、诉求提供便捷且开放的平台。互联网空间中各种新类型的互动媒介的蓬勃发展,为社会大众寻求个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创造了很好的外部环境。因此当前互联网空间已为新时期社会的舆论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互联网舆情作为互联网空间舆论存在的主要形态,对群体类事件的形成与触发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

  三、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概念

  近十年以来,互联网群体性事件的研究仍处于一个探求时期。不同的学科对此定义有不同的解释,到现在也没有较为统一准确的官方说明。从字意来看互联网群体性事件实际就是公众通过网络讨论某事情。但是此定义将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场所就固定在网络中,内容就体现在对事情的讨论,并没有对结果进行说明和分析。这种定义十分模糊,但与因为随着科技的进步,网络是一个被无限放大的定义。

  (一)互联网群体性事件的场域--网络公共领域

  甘永平、郭淑娟运用文献研究法以“互联网群体性事件”的概念生成、构成要素、类型为主要研究内容,对“互联网群体性事件”概念为出发点。从“群体性事件”在我国的出现、演变、相关定义与特征及在从西方学术界视角中关于“群体性事件”认知入手,指出“一些互联网上引发或经由互联网媒介传播的事件经常引起社会公众的关注,互联网群体性事件的名词就这样产生了”。[甘永平,郭淑娟:《对网络群体性事件概念的探讨》,《中国传媒大学第四届全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博士生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0年,第51页]郝其宏认为“网络群体性事件”与“群体性事件”的定义有历史继承关系,通过内容分析法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主体、客体、场域及表现形式等要素开始分析,并将“网络群体性事件”界定为“一定数量的网民为了参与特定目的围绕热点问题讨论,在网络公共领域大规模的汇聚他们的意见从而影响现实生活的群体类事件”。[郝其宏:《网络群体性事件概念解析》,《齐鲁学刊》,2013年第1期,第22页]他认为“互联网群体性事件”视为“群体性事件”的一种,但是“任何事物都是特定的社会背景,它不可能只是当时的社会背景中的一幕”。[[英]卡罗尔哈洛,理查德罗林斯:法律与行政(上卷),杨伟东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1页]所以郭小安结合中国的特定背景,以网络空间诱发平台社会影响因子等为变量,提炼得出“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概念,并标明了“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标准类型,闫万鸿在“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研究中也表示“网络群体性事件”这一称谓或者说概念是一个新兴事物,我们必须对其内涵和外延加以研判。

  通过整理已有的研究成果发现,学术界显然缺乏对“群体类事件”、"网络舆情"和"网群事件"的概念及其之间关系的深入研究,存在概念认知模糊或错置问题。要想准确界定网群事件,则要从比较分析其与群体性事件和网络舆情的关系着手。

  (二)互联网群体性事件的主体--网民群体

  互联网群体性事件作为群体性事件从属范围的事实表明,其概念标准须满足三个特征。第一,规模性。在群体性事件中,构成其主体的并非个人或小部分数人,而是有大多数人聚集而成。第二,集群性。勒庞认为:“多数的个人聚集在一起并不能够构成为一个群体,只有聚集成群的人们,他们的个人思想和个人情感全都转向同一方位,他们的个人思想全部消失,成为同一种集体类的心理,才可称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群体。[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冯克利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45.]戴维·波普诺也强调:“群体是由两个以上的具有共同认知和团结感的人所组成的集合。群体内的成员相互影响作用,共享着特定的期望目标。”[戴维·波普诺.社会学(第十一版)[M].李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14.]由此,群体不是社会个体没有意义的组合,而是通过某种心理状态为枢纽的有机结合。群体成员较为一致的意识认知,不仅要有一套共享的行为规范,而且要有持续的交流活动。如,商场上出现了很多的人,但他们目的地和行动是分散的,就不能称为群体。如果这些人为了共同的目标,按照较为统一的行为措施进行行动,才方能称之群体。

  通过网络群体性事件与群体性事相互对比,不难看出,他们存在着差异:第一,发生空间不同。网络群体性事件是以互联网为载体,为虚拟空间,群体性事件则是发生在现实社会之中当代社会学家布迪厄说过:“场域就是一个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客观联系的网络。这些位置的存在对于特定的行动或制度产生的影响都是客观决定的。因为这种效果的存在,任何与此空间有关的对象经历的一切事情都参照场域中的关系理解,而不能仅凭借研究对象的内在性质来解释。”[Bourdieu.Marriage Strategies as Strategies of Social reproduction,引自杨善华、谢立中主编.西方社会学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68.]网络群体性事件和群体性事件到的区别在于发生场域的不同,而且不同场域而带来的行为主体和表现形式的也是不同的;第二,主体不同。前者是分散、虚拟化的网民,后者是相对集中性的现实居民。“网民”一词最早出现在一篇名为《网络与网民》的帖子:“欢迎来到21世纪,在这里你是一个网民,是以一个公民的身份生活在这一网络世界,你该感谢全球互联网,通过网络把一切都变可能。[百度百科.网民[EB/OL].http://baike.baidu.com/view/7657.htm.]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对网民的概念为:中国公民是平均每周使用互联网至少1小时的公民。第三,演化形式不一样。前者以话语讨论聚集为标志,后者以显示人员流动聚散为标志。现实群体事件以人的流动聚集为特点,慢慢发展为事件出现、人员结合、制度外行动、人员解散。网群事件以话语聚集为特点,一般遵循语言出现、舆论聚焦、争论扩展、话语平息等规律。话语出现在网群事件中极具反复性、散播性和草根性的特点,即每个人都可以设置议程,可以在各个网站上发布自己的议程,在其平息后再遇到合适时机会再次出现。舆论聚焦时常伴有“龙卷风”现象,在网民的积极踊跃参与下、网站的关注放大、传统媒体的会针对某议程进行深度剖析跟进,造成信息越来越多,类似“龙卷风”一样扩展。

  (三)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性质--好坏定性

  当下学术界对互联网群体性事件定义的争议还有一个方面,是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性质。通俗来讲就是网络群体性事件对人类社会发展有益处还是坏处。一些研究者认为“互联网群体性事件”性质为社会发展起消极作用的,集中强调“互联网群体性事件”的组织性较弱和稳定性较差,是通过网络联合和组织,“公开的干扰网中、网外秩序,公然扰乱网络的正常运行,造成社会的不良影响,甚至可能危及现实社会的稳定的聚集事件。”[揭萍.熊美保:《网络群体性事件及其防范》,《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9期]雷晓燕从“风险社会”的角度出发,认为该把“互联网群体性事件”看成一种新型社会危机形态,它存在于社会转型期中。但是如果将其简单地当作是现代科技学技术发展而导致的负面事件或是社会心理落差驱使下的“集体狂欢”都是有失偏颇的观点。[雷晓燕:《风险社会视域下的网络群体性事件:概念、成因及应对》,《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8期]廖芳玲认为“互联网群体性事件一般是指由某个特定的事件或者议题引起,经过互联网对其传播放大,形成具有一定倾向性以及影响力的“互联网舆情”,且反映于社会现实,对政府形成压力或扰乱社会正常秩序,从而成为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的集群事件。”[廖芳玲.网络群体性事件对政府管理的挑战与应对之策[J].浙江学刊,2011(1):216-219.]这种观点把“网络群体性事件”定义影响恶劣的事件。因为网络舆情对现实社会稳定秩序造成冲击,所以是种负面事件。喻国明对此持不同看法,他认为“互联网群体性事件”是公民表达利益的一种行动,之所以造成一些不好的现象是因为社会剥夺了公众的知情权,官方下意识对信息的封杀和掩盖。”[喻国明.网络群体性事件:起因、缘由和解决之道[J].中关村,2010(5):87-88.]这种观点认为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性质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件好事情,因为它是民众在社会中表达自身利益需求的一种方式,并没有影响社会秩序从而导致动荡。之所以被贴上负面事件的牌子是因为群众渴望知道实情缺无法了解实情,所以才会有了之后一系列事情的发生。

  不论怎么定义,网群事件出发点是良性的。杜骏飞意识到"网群事件"的复杂性,所以从传播学视角客观地将"网群事件"定为中性概念,且用研究眼光阐释"它是可以自发或者受组织的,

  网络群体事件从属于群体事件这一事实表明,网群事件的概念标准必须满足三个特征。首先,规模。在团体活动中,主体不是由个人或少数人组成,而是大多数人聚集在一起。第二,聚类。根据勒庞的说法,“大多数人聚在一起时无法形成一个群体。只有当他们聚在一起时,他们的个人思想和情感才朝着相同的方向发展,他们的个人思想消失了,他们成为了相同的集体心理,他们可以被称为真正的团体吗。”[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冯克利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45.]戴维·波普诺也强调:“群体是由两个以上的具有共同认知和团结感的人所组成的集合。群体内的成员相互影响作用,共享着特定的期望目标。”[戴维·波普诺.社会学(第十一版)[M].李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14.]由此,群体不是社会个体没有意义的组合,而是通过某种心理状态为枢纽的有机结合。群体成员较为一致的意识认知,不仅要有一套共享的行为规范,而且要有持续的交流活动。如,商场上出现了很多的人,但他们目的地和行动是分散的,就不能称为群体。如果这些人为了共同的目标,按照较为统一的行为措施进行行动,才方能称之群体。

  通过网络群体性事件与群体性事相互对比,不难看出,他们存在着差异:第一,发生空间不同。网络群体性事件是以互联网为载体,为虚拟空间,群体性事件则是发生在现实社会之中当代社会学家布迪厄说过:“场域就是一个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客观联系的网络。这些位置的存在对于特定的行动或制度产生的影响都是客观决定的。因为这种效果的存在,任何与此空间有关的对象经历的一切事情都参照场域中的关系理解,而不能仅凭借研究对象的内在性质来解释。”[Bourdieu.Marriage Strategies as Strategies of Social reproduction,引自杨善华、谢立中主编.西方社会学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68.]网络群体性事件和群体性事件到的区别在于发生场域的不同,而且不同场域而带来的行为主体和表现形式的也是不同的;第二,主体不同。前者是分散、虚拟化的网民,后者是相对集中性的现实居民。“网民”一词最早出现在一篇名为《网络与网民》的帖子:“欢迎来到21世纪,在这里你是一个网民,是以一个公民的身份生活在这一网络世界,你该感谢全球互联网,通过网络把一切都变可能。[百度百科.网民[EB/OL].http://baike.baidu.com/view/7657.htm.]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对网民的概念为:中国公民是平均每周使用互联网至少1小时的公民。第三,演化形式不一样。前者以话语讨论聚集为标志,后者以显示人员流动聚散为标志。现实群体事件以人的流动聚集为特点,逐渐演变为事件出现、人员结合、制度之外行动、人员解散。网络群体性事件以话语的聚集为特点,一般遵循的是语言的出现、舆论的聚焦、议程的扩展、话语的平息等的变化规律。话语出现在网络群体性事件中其具有反复性、散播性和草根性的特点,即每个人都可以设置议程,可以在各个网站上发布自己的议程,在其平息后再遇到合适时机会再次出现。舆论聚焦时常伴有“龙卷风”现象,在网民的积极踊跃参与下、网站的关注放大、传统媒体的会针对某议程进行深度剖析跟进,造成信息越来越多,类似“龙卷风”一样扩展。

  (四)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性质--好坏定性

  当下学术界对互联网群体性事件定义的争议还有一个方面,是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性质。通俗来讲就是网络群体性事件对人类社会发展有益处还是坏处。一些研究者认为“互联网群体性事件”性质为社会发展起消极作用的,集中强调“互联网群体性事件”的组织性较弱和稳定性较差,是通过网络联合和组织,“公开的干扰网中、网外秩序,公然扰乱网络的正常运行,造成社会的不良影响,甚至可能危及现实社会的稳定的聚集事件。”[揭萍.熊美保:《网络群体性事件及其防范》,《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9期]雷晓燕从“风险社会”的角度出发,认为该把“互联网群体性事件”看成一种新型社会危机形态,它存在于社会转型期中。但是如果将其简单地当作是现代科技学技术发展而导致的负面事件或是社会心理落差驱使下的“集体狂欢”都是有失偏颇的观点。[雷晓燕:《风险社会视域下的网络群体性事件:概念、成因及应对》,《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8期]廖芳玲认为“互联网群体性事件一般是指由某个特定的事件或者议题引起,经过互联网对其传播放大,形成具有一定倾向性以及影响力的“互联网舆情”,且反映于社会现实,对政府形成压力或扰乱社会正常秩序,从而成为可能引发社会不稳定的集群事件。”[廖芳玲.网络群体性事件对政府管理的挑战与应对之策[J].浙江学刊,2011(1):216-219.]这种观点把“网络群体性事件”定义影响恶劣的事件。因为网络舆情对现实社会稳定秩序造成冲击,所以是种负面事件。喻国明对此持不同看法,他认为“互联网群体性事件”是公民表达利益的一种行动,之所以造成一些不好的现象是因为社会剥夺了公众的知情权,官方下意识对信息的封杀和掩盖。”[喻国明.网络群体性事件:起因、缘由和解决之道[J].中关村,2010(5):87-88.]这种观点认为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性质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件好事情,因为它是民众在社会中表达自身利益需求的一种方式,并没有影响社会秩序从而导致动荡。之所以被贴上负面事件的牌子是因为群众渴望知道实情缺无法了解实情,所以才会有了之后一系列事情的发生。

  不论怎么定义,互联网群体性事件的出发点是良性的。杜骏飞因意识到“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复杂性,故从传播学的视角较客观地将“网络群体性事件”界定为中性概念,且用研究类型的眼光阐释“它可以是自发的、可以是受组织的,可能是有序的、健康的,可能是无序的、不健康甚至是非法的。”[杜骏飞:《网络群体事件的类型辨析》,《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7期。]邱建新则意在为“网络群体性事件”概念除污名、去标签,试图使用一个中性概念来表述公众借助网络表达舆情的行为,他认为从大众传媒的功能性和现实社会意义的角度来审视,“当今网民通过互联网公开表达出自己对于的关于社会事件的意向以及他们所持有的态度的这种行为是应该赋予“互联网公众舆论”的称谓才是恰当的。”[邱建新:《为“网络公共舆论”正名——关于“网上群体性事件”概念适当性的思考》,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11期]

  从互联网群体性事件的性质研究来看,自认为其是有益的,原因有两种。第一,因为结果是好的就可以忽略过程的合理性。更不论互联网群体性事件的发起者所追求的是否正义是否真的是正义呢。心理学家Lawrence Kohlberg提出,当受到氛围和群体影响时,大多数人可能降低自觉的道德意识要求,去觉察那些微小、间接的施暴行为,并且在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身上,也存在着自恋、冷血等阴暗人格。人们在生活中只是很好地约束着自己内心之中阴暗的一部分。当有条件坦诚的面对自己内心的时候,他们就会承认内心的黑暗面。另外网络平台突破了空间限制,加大了人与人之间的现实距离,人与人之间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的等因素影响使得相互之间的共情能力缺乏。网民所谓的理性客观想要做到其实是很难得,总无意识地站在自己利益“得利者”的一方,大多时候有这种心态自己并不自知,站在与你对立面的人哪怕有再多原因能够引起与你的共鸣,你也很难对他产生怜悯,已经甚至达到了忽视“对立面”的程度,每个人对公平与否并不在意,只是不想自身成为处于不公平的哪一方。由于网民群体具有身份的隐蔽性、空间的灵活、表达的无拘无束、影响宽广和组织串联的便捷等特点,所以这些特点也潜在觉醒了人性中恶的一面。此前马来西亚有一位16岁的少女自杀身亡,经警方调查,她生前曾在Instagram上发起投票:“非常重要:请帮我选择D(死亡)还是L(活下来)。”结果令人震惊的是,竟然有69%的网友选择了支持自杀,而这些网友与她素未谋面。在生死抉择面前将她推向了死亡,群体在网络上实施暴力,最终酿下惨剧。

  第二,“网络群体性事件”可以倒逼真相。强迫事实是谣言是对权威的回归。他揭露了秘密并提出了这种假设,这使得各方不得不说出真相。同时,谣言也可以被当局质疑为唯一和权威的信息来源。谣言是不请自发的陈述。在一个充满激情的社会中,“倒逼论”只是舆论的一个怪胎,伦理的悖论是显而易见的。从本质上讲,以触发互联网上的团体事件的方式来寻找真相是相反的。他只是使用一种极端左派思想来抵抗另一种思想,并使用一种破坏性的方法来摧毁一个有缺陷的社会。这违反了诚实,守法和谈判的现代公民精神。“倒逼论”制造网络暴力并阻碍司法和行政司法。就我个人而言,我也愿意参加“网络团体事件的逆向现实”活动,以解决我们急切关心但无法获得答案的问题。从理性的角度来看,系统性认识到落后理论的合法性,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谣言的传播,引发各种群体事件,引起社会信任危机,并最终建立一个“互惠互利的社会”。因此,不是因为互联网团体事件得到了适当的处理,而是将有益于社会冲突的解决方案定义为良性的。

  综上所述,我认为互联网群体性事件是具有一定规模自发性的或者有组织网络群体将现实客观的某一社会事件或社会现象放于网络空间,引起众多网友集聚围观,在网上形成信息流瀑和舆论大潮后,社会集体同向事件涉及对象施加压力且无需公权力介入的行动过程。这种行动的过程既可以是单通过互联网空间完成又可以是在互联网内外的联动效果下被终结的。

  第二节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类型

  一、公民指向型

  公民指向型是指网络群体性事件聚焦于特定的、具体的个人,是由个体的不当言行所引发。可分为官员指向、富人指向及其他指向三类。

  (一)官员指向

  经历过任命的、具有一定级别的政府工作人员为官员。对他人和资源的一种支配能力为权力。官员和权力二者的关系是统一的。官员是权力的化身,权力是为官的体现。“在世界各国出现之前,人类就生活在原始的自然环境中。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导致人与人之间的战争。为了摆脱这种形式的每个人的自我危险,人们彼此签订了合同,将权利转让给了合同持有人,并形成了一个国家。”[霍布斯.利维坦,朱敏章译[M].北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131-132.]可见,政府官员日常行使的权力来源于何处呢?它来自人民的将自身部分权利的让与,“官员的职责仅仅是执行公众的意见”[洛克.政府论[M].叶启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5.],因而不能违背公众的权益而滥用。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经到了一定阶段,它必须能够随着内部的发展而产生一种特殊的力量,即权力。它的内部扩展确定,一旦权力脱离约束,就很容易疏远最原始方向。不仅滥用权利,而且违背了权力的初衷。在中国这样一个紧张的社会结构的背景下,在官员行使权力的过程中,确实存在着不公平的执法,霸凌,腐败,纪律不当等行为,很容易引起人们的愤怒和厌恶。,从而在互联网上产生大规模事件。路易斯·博洛尔说过:“在一个国家里,国家的执政者的品行,对该民族的初始性格有着巨大的影响。”[转引自刘源.官员言行不能挑战社会道德底线[J].检察风云,2011(14):42-43.]政府官员与普通人不同。他们拥有人民赋予的公共权力,它的自身行为直接影响着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官员的举止是正确的,令人信服的,社会就会稳定的;官员的不当行为使人民灰心,并经常引起麻烦。2009年6月,郑州的规划局副局长逯军,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反问记者:“你这个记者是准备站在党的立场上,还是准备站在民众的立场上”;[维基百科.逯军[EB/OL].http://zh.wikipedia.org/zh/%E9%80%AF%E5%86%9B.]2011年,毕节市一名26岁的女教师周某在酒醉后被当地官员强奸,报案时,派出所的工作人员:“戴避孕套不算强奸,还是私了吧。”“在数字生存的时代,“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无证电视台。”[尼古拉·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M].胡泳、范海燕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56.]官员旦有了任何违违反常理的言语,就有被上传网络的可能,导致大规模群体的声讨。

  (二)富人指向

  马克思认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人们自身的利益有关。”[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82.]这句话旨在表明人民利益的结构不仅是社会结构的物质基础,而且是决定社会和谐程度的关键因素。所有人类行为都源于利益。归根结底,任何社会变革都是为了重新调整社会公民利益之间的关系,以促进实际社会生产的发展并满足社会人们的物质和文化需求。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社会成员的收入不同,社会成员被划分为不同的利益群体。由于经济贫困,缺乏技能和社会地位低下,这些弱势群体几乎没有可利用的资金,能力,人际关系和其他社会资源来参与社会交流,并希望交流资源和自我发展的机会。但是,他们很难参与社交游戏规则的制定,减少他们获得商品和服务的机会并客观地被边缘化。弱势群体被排除在可以创造财富和支付报酬的就业机会之外。他们在心中积累了很多不满。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分类社会上的各类职业,以组织、经济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划分了中国的十个社会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经理人员、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十个阶层又依次分为“高、较高、中等、较低、低”五个社会地位等级。[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20.]根照“马太效应”,富者将会更富,穷者将会更穷,在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逐步被边缘化。

  (三)其他指向

  我们把官员和富人除外,其他受到网络舆论影响的个体归纳一类。其中既包括毕福剑这样的知名人士,也包括范美忠原先默默无名的普通人。在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的时候,2008年四川地震时,四川省都江堰市某中学的范美忠老师在地震来临的时候,竟然放弃了自己的学生,转身向门外跑去,后来在论坛上发帖:我是一个渴望自由的人。在这生死危难之际,只有是我的子女,我才可以考虑牺牲自己,其他人,甚至我妈都不行。”[百度百科.范美忠[EB/OL].http://baike.baidu.com/view/1622870.htm.

  ]范美忠的言行引发了网络上网民的热议,在网上引发了轩然大波。

  二、政府指向性

  政务是政府的事务性工作,政务冲突型指在网络群体性事件中至少有某一级政府或政府部门是冲突的一方或冲突问题的裁决者。网络舆论的指向是政府的公务行为是否有正当性,而不是某一个特定的个人。

  中国的发展的道路是循序渐进的,与此相同,中国改革也亦是如此,其特点为先小后大,先易后难,不断通过试点调整和在取得良好效果后全面推广的的办法进行推进。这种优势是政府能够控制改革的进程,使改革在不断深入的同时保证社会运行的平稳。由于渐进式改革导致新、旧体制交替存在较长的时间跨度,政府的某些行政行为容易引起网络争议。目前,政务冲突型网络群体性事件集中体现在民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地方,例如环保、拆迁等方面。虽然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但与我们的息息相关的环境也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于此同时,公民因维权意识提高,要求政府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重视生态环境因素的呼声越来越强。若一个地区的政府行为和居民的健康要求发生冲突,就容易网络引爆,成为网络群体性事件。如“上海磁悬浮事件”、“河南钴60事件”等。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公民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也在不断增强,越来越重视自我权利的维护。在“孙志刚事件”中,许多网友认为,关于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接收和遣返措施的规定与是我国宪法和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相违背的,应予以撤销。在民众及社会各阶层共同努力下,2003年6月22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第十二次常委会通过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并于同年8月1日正式开始施行。2014年6月,在黄海波嫖娼一案中,北京警方行政拘留黄海波15天后,又决定将其拘留6个月。消息一出,立即引起网友的热烈讨论。许多网民以为处罚太重,并对《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陈有西发表微博并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全国人大废除劳教的决定,这些正是对中国56年来所有未经司法审判,就可用行政权决定关人的做法的修正。这是立法法的原则、法理学的法律冲突方面的基本常识。上访收教、嫖娼收教规定都要按新法优于旧法原则予以废除。”[陈有西.乱套[EB/OL].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10109019&read=1.]随后,这条微博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到当天晚上一天半的时间,点击数达到406万次,评论有500多条,支持的声音确实压倒一切的多数。

  第三节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特征

  一、虚拟性与现实性并存

  在现实生活中,公众的身份与社会角色往往都是公开的,并且公众的行为会受到监控与法律的制约,如果公众产生越轨行为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不过,在互联网中包括社交软件中如微博,论坛这些公共领域,网民在注册个人信息的时候可以随意起自己喜欢的名字,当网民在网络中发表看法时都是显示在网络中虚拟的名字,这些名字与现实无任何关系,如果有违法言论你根本无法查找,除非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找到该网民的IP地址,不过这需要很繁琐的程序。网络是一个相对自由、开放的虚拟空间,网民不受身份的限制,不管你在现实中处于哪一种阶层来到网络中所有人变成了一种符号。网民可以在网络中扮演自己希望成为的样子。“当我们在使用互联网的时候,没有人会知道你到底是谁”。此句证明了网络具有匿名性的特点。正是因为网络用户匿名性的特点导致了网络信息传播的匿名性,也就是说,网民在传播信息的时候是网络中的人,不是现实中的人,所以对于信息的真实性在网民看来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信息传播出去了,这就是谣言在网络中肆虐的原因,归根结底就是因为网民的匿名性不需要对自己言论负责。至于在网络中形成的“意见领袖”也无法知道他的真实面目,这种“意见领袖”只能通过他在网络中的信息进行认知,很难在现实生活与他们面对面的沟通。

  虽然网民群体是指在网络中进行活动的群体。但网民终究是“现实中的人”组成的,任何人不可能超然于现实,也就是说网民不能脱离现实生活中的主体而单独存在。现实生活中的人与网络中的人不仅是密切相关的,而且是相互进行的关系。目前缺乏相关部门的监管与约束导致网络谣言四起,网络舆论对现实生活造成了重大的影响,从而形成了网络群体性事件。从现实转向虚拟,从虚拟转向现实,网络群体性事件体现出虚拟与现实相互交替的特证。

  二、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

  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信息技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信息技术打破了人们传统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信息技术利用它本身的特点,迅速的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把人类文明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网络、智能手机都是信息革技术命的产物。在这个高度信息化的时代里,人们随时可以利用网络发布信息,向全世界传播,让人们了解世界的最新动态。公众通过网络中的互动形成了网民群体,他们通过发表信息来证明网民群体确实存在,并且是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网络不同于传统的媒介,它的时效性强。传统的媒介,如报纸、电报、杂志,它们是运用大量的文字信息组成并且需要经过书写、印刷、运输等手段才能展现到公众面前。从传播的速度上看,慢的可能需要一天时间,这就导致了公众看到的都是以前的事情,所以它的时效性很差。一般而言群体性事件一般是现实的组织动员,影响只是部分区域,很难形成大范围的影响。但是,网络就完全不同了,网络语言不需要加工,更不需要印刷,只要你有网络,只要你会打字,它就会立刻出现在网络中,而且随着技术的发展,网民可以利用图片或者语音的方式对网络语言进行补充,这就使得语言更加形象,比单调的文字更能引起人们的注意,从侧面加快了信息的传输速度。网络空间为孕育谣言提供了一个完美的传播条件,如尼尔.波兹曼说过的,“用笑声代替了思考人们不会感到感到难受,会使他们难受的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及为什么不再思考。”[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章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1):194.]

  网上的很多舆论都是人云亦云,网民在网络中正在逐步丧失对信息内容进行思考和判断的能力,这就导致了谣言如同洪水猛兽一样来势汹汹,影响范围速度越来越快,传播的速度也越来越快。网络是全球性的,只要你发布信息,任何人都会看到,说明网络的影响范围广阔。而传统的传播技术只涉及局部并不能涵盖所有地区。网络群体性事件利用网络传播快和影响范围广的特征对公众的生活造生巨大影响。

  三、事件复杂控制难度大

  网络群体性事件不论是参与者还是事件本身都在网上呈现出复杂性的特质,这也就给此类事件的治理提高了很大的难度。

  首先,因为互联网是一个虚拟的世界,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自己想成为的样子。虽然这样子会跟现实中的我们相差很大,人们无法通过网民发表的言论对他的身份进行判断,另外网络是一个全球化的网络,具有广阔的地域性的特质。特别是最近几年以来境外网络势力对国内网络产生了不良影响,制造舆论干扰中国内部稳定,这对社会的发展产生了较为恶劣的影响。虽然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寻找IP地址,但网络群体性事件不是个体的行为使然。“网络群体性事件参与人数是现实性群体性事件数倍甚至上百倍,庞大的人数基数的事件很常见的”。[郝其宏.网络群体性事件概念解析[J]齐鲁学刊,2013(1):96.]正是由于参与人数众多无法找到关键的“意见领袖”导致了政府相关部门根本无法下手去治理这些网络群体性事件。

  其次,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类型并非单一。网络群体性事件从产生的诱因而言一般分为公权滥用类、道德冲突类、环境污染类。每种类型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对社会作用的角度不同。如一些网络群体性事件对社会起积极作用的就不需要治理,但是在互联网中转发传播信息的方式可能是不当的,如网络灌水,夸大事情。所以互联网群体性事件的治理不能只对事件结果进行处里,也要在事件发生的过程中去治理,这无疑增加了控制难度。

  最后,网络群体性事件均可在任何时间和场域内发生,而且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出现新的表现形式,这些都提高了互联网群体性事件的治理难度。此外,法律对此类事件难以进行有效的约束。因为法律是对客观存在的事实进行管制,但互联网群体性事件的发展迅速,一般是在法律之前出现,法律的滞后性是导致了政府的部门执法时没有相关规定,无法对互联网群体性事件进行有效准确且及时的应对措施。所以,互联网群体性事件的内容繁杂,控制难度大是互联网群体性事件的一显著特点。

  综上分析,我们得出网络群体性事件具有虚拟与现实并存、传播途径快、影响范围广、事件相比较现实社会中的群体时间更为难以控制,复杂多样特点。

  第四节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危害

  一、网络谣言及虚假信息误导舆论

  网络谣言经过庞大的群体渲染之后影响力很强,很容易对公众,政府公职人员对事情的判断产生干扰作用,有的时候甚至会把社会舆论引向危险的地狱,所以,政府及网民都应该随时注意网络谣言的产生,避免产生不良影响。

  网络谣言在网络群体性事件中起到消极作用。实际上,因网络谣言形成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屡见不鲜,特别是那些难以辨别的谣言很容易误导舆论对公众的观点及行动产生不良影响。为何谣言具备左右事件结果的能力呢,我认为可以从沉默螺旋理论入手解释这一现象。

  沉默螺旋理论是关于描述舆论形成机理的假说,是由伊丽莎白.诺埃勒—诺依曼提出的。该理论认为人们对于某一个争议的话题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这两种态度形成了各自的“意见气候”认知,同时判断自己的意见是否属于“多数意见”,换言之,自我意见的那一方是否在双方博弈中占据优势,如果属于优势的那一方,那么这些人就勇于发表意见。那些人数少,缺乏支持处于劣势的一方,为了防止处于被孤立的尴尬境地,而选择保持沉默。处于沉默的一方因觉得自己的观点不会被人所接受所以他们倾向于继续保持沉默。周而复始,占据优势能够表意见的一方的声音会越来越强大,势弱的一方就会很难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样的循环,形成了“势强的一方则呼声越来越强,而另一方就越来越沉默呈现出螺旋式下降的过程”。[常悦.群体性事件的网络舆情及其治理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82.]

  网民对谣言的态度就是从沉默到认同的一个过程。在网络中网民对于那些宣传正能量、积极向上富有理性的讨论网民普遍置之不理,即使有人传播也不会有很多人花时间去阅读。但是,那些高点击率的一般都是娱乐花边新闻,包括谣言,就像沉默螺旋理论那样说的,这类信息很容易获得网民的关注很快成为一个意见气候,关注的人多了,传播的范围也就广了,影响力也就出来了。所以网民对信息的传播不在于它的真实性,而在于它的吸引力和关注度。如果网民对信息的真实性提出质疑,那么他很快就会被孤立或者成为被攻击的对象。人是具备社会性动物,为了避免孤立他只能保持沉默或者加入到这个意见群体中来,这也就是为什么谣言能够传播且不断传播的原因。

  网络谣言经过庞大的群体渲染之后影响力很强,很容易对公众,政府公职人员对事情的判断产生干扰作用,有的时候甚至会把社会舆论引向危险的地狱,所以,政府及网民都应该随时注意网络谣言的产生,避免产生不良影响。

  二、网络暴力言论侵犯个人隐私

  网络暴力通常是指网民在网络中使用言语暴力对网民的工作生活产生不良影响的行为方式。除了言语暴力,最近几年人肉搜索这种搜索手段在网络中被频繁使用。人肉搜索是网民利用互联网技术动用各种手段找到具体的人。最初的人肉搜索是一种网络技术的手段,是以技术名义存在的,不过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学会了这种技术,人肉搜索经过一次又一次的使用,手段日益完善,其危害也愈来愈大。现在的人肉搜索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种手段,也许使用者本意是好,但某些人却利用人肉搜索可以找出当事人与此事件不相关的黑历史,侵犯了当事人的隐私。受害人在被人肉搜索后,被曝光的人在今后的社会生活中几乎无隐私可言,这样看来人肉搜索已成为网络暴力的一种工具。而我国从2020年3月份起命令禁止网络暴力人肉搜索。自3月1日起,《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开始实施。规定明令,网络信息内容服务使用者和生产者、平台,不得开展网络暴力,人肉搜索、深度伪造、流量造假、操作帐号等活动。[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第七条[Z].2020-3-1.]

  网络暴力是网络发展的畸形产物。网络因为匿名性的特点给网民提供了一种身份隐私的保障,通常来说,只要不是特别过激的言论,当事人很少会受到影响。网民在网络中发的不当言论通常只会被删除,重则封号处理,很少会出现对网民的现实抓捕。网络暴力的根源不是网络特性本身,而是缺乏相关法律的支持。如果有具体的法律条文支撑,网络暴力会大大减少。

  三、网群事件彰显了现实社会矛盾

  每个人是社会性的动物都有群体归属。据研究表明:“社会冲突的形成,人们便行动起来,建立各自归属的集体,使用集体的理论去与之相对抗。”[张兴.论公正、自由与社会稳定的关系[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7(7):44.

  ]我国通过改革开放,数十年里取得西方国家数百年采取的成就,但地区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拉大,从而导致了不同的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变本加厉,否定了精英阶层的“民粹主义”。

  在已发生的一些互联网群体性事件中,许多网民不相信执法机关的解释、也不相信政府的承诺、更不相信传统媒体的宣传、不是理性地分析事件的背景、原因,合理地提出自己的见解,而不是通过利用弱势群体的名义进行表达利益,利过激烈的言辞释放阴暗情绪,而扰乱社会秩序,激化社会矛盾的产生。比如在“杨佳袭警案”中,杨佳通过残忍的地手段杀死了6人、使得4名警察身受重伤,造就一场令胆颤心惊的惨剧。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很多网民认为杨佳的行为是正确的,甚至不少网民称杨佳为“当代大侠”,还有人专门写了名为“客行”的诗歌,赞颂杨佳的事迹。这真是令人匪夷所思,其言语更是前所未闻,部分网民已经缺乏独立思考与判断能力。

  四、网络群体性事件妨碍司法独立

  现代宪政认为,为保证政治自由,防止权力滥用,应该保持三权分立、权利的相互制约。司法独立意味着司法要避免任何人干扰,司法一定要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实行,任何不得干扰他们行使司法权由且独立行。

  在互联网意见集和过程中,有情绪性言论更有传染力与煽动性,在这些言论引导下会成为简单的道德结论。比如,“邓贵大该死,邓玉娇无罪”、“李启铭,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利用这样的道德标准评判法律是非,他与法律标准有相同之处,有时可能不同甚至截然相反。司法审判需要的是法律含义上的真凭实据,若没有经过证据法和程序法的认定,法院不能随意用来裁判案件。但在互联网舆论“一边倒”的重压之下,司法机关有时会做出迎合公众的判决,导致对公正的干扰和伤害。

  五、网络群体性事件对社会经济造成损失

  在我国当前的社会结构中,由于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各基层利益的分配失衡且差距加大,社会矛盾将日益计激化。民众失业,生活成本上升,各种污染和居住地搬迁的矛盾已经在不同层次上损害了人们的合法权益。人们无法通过法律手段解决现实中众多棘手的问题,因此他们只能通过互联网的渠道来发泄自己内心中愤怒和不满。他们也寄希望通过互联网组织,联系和其他形式的团体活动,并将这些在互联网上的行为转化为现实生活中的集体示威,请愿和其他集会活动,从而引发大规模的互联网团体活动事件。

  例如2016年6月13日发生在大连的出租车与网约车冲突事件,当天晚上大连市出租车司机在兴工街、软件园、星海广场聚集,在兴工街数十辆出租车追赶一辆网约车并且中途多次别车,最后将此车围堵在兴工街主干道的中心,引来群众围观。据现场群众说出租车主要是对网约车拉客的行为感到不满,因为网约车夺走了他们的经济利益。在谩骂声中,围观的人数越来越多,一些出租车司机与群众也发生了言语冲突,一名出租车司机甚至出手打到了一下网约车的司机,这引起来群众强烈的不满,此时场面一度失控。混乱的场面引来了大连蓝鲨、交警等执法人员以及部分政府领导官员,事态才得到控制。

  大连市出租车与网约车冲突事件中发生后引起了网民的广泛关注,一些别有用心的网民针对此次事件进行了大肆的渲染。很多网友在网上呼吁抵制大连出租车,让出租车无法取得收入。根据网友爆料以及相关网站的曝光,在事件发生后第二天出租车采取了罢工行为,那么出租车是如何得知网络中关于出租车负面言论的信息呢?笔者根据《大连出租车司机工作情况调查问卷》中的一个关于出租车司机是否经常上网的问题得知,超过87%的出租车司机会在闲暇时间上网,也就是说除了工作之外大部分出租车司机会上网来度过闲暇时间。一名不愿意透露个人信息的出租车司机告诉笔者他在当晚在新浪微博看到了相关信息及网友对出租车司机存在偏见的看法感到十分的愤怒,并决定告知自己身边的同事于第二天采用罢工的方式对这些网民采取报复措施,如果仍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可能会继续围堵网约车,让网约车无法获取经济利益。

  此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在大连市的路上很难看到出租车的踪影,即使看到了也对有需求的乘客视而不见。很多着急上班或者赶路的公众因出租车罢工无法完成自己的工作或者形成给自己及相关单位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损失。在这次大连网约车与出租车冲突事件中,有三辆网约车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除此之外还有围观的公众在拥挤的时候受到伤害。另一方面,出租车的罢工行为不但对自己的经济收入带来影响还对出租车行业的整体收入产生影响。紧接着,很多网约车也因为昨晚的事件而不敢出门载客,这就对网约车群体的经济收入带来了很大的损失。更重要的是出租车罢工会增加城市交通运输的负担,政府需要出动更多的人员力量来进行交通疏导等相关工作,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管理成本,也可以变相的说这次事件造成了很大的社会经济损失。

  互联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不断验证了网络的信息传递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互联网群体性事件中网络虽然只是一个虚拟空间领域,但是在这个领域中所延伸出来的信息能够对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生活空间产生直接的影响。因此互联网引发的一系列现实事件必须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六、网络群体性事件可能会危机社会稳定

  互联网群体性事件从本质上是群体性事件,互联网群体性事件是群体性事件发展的新形式。网络群体性事件如处理不当或置之不理必然会产生现实性群体性事件,并对社会的稳定造成消极影响。

  目前,我国社会阶层存在阶层固化的现象,阶层之间的相互流动处于极不健康的状态。各阶层之间也存在种种矛盾,群众普遍存在不满、抱怨的情绪,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都呈现在网络及社交媒体中希望有些问题能够在网络中得到解决。现如今国网民规模庞大,网民通过论坛、微博、贴吧等社交软件能够随时浏览信息,不过由于目前尚未有相关法律的制约,一些言论容易误导公众,引发大规模群众效应甚至诱发群体性事件从而给社会稳定带来严重的危害。

  第二章网络群体性事件成因分析

  第一节网络群体性事件成因的理论分析

  一、社会冲突理论

  美国社会学家科塞认为“对社会冲突的定义方式有多种,就本书的目的而言,可以将冲突看作是有关价值、对稀有地位的要求、权力和资源的斗争。在斗争中,对立双方的目的是要破坏且伤害对方。”[L.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M].孙立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前言部分]科塞将冲突的根源分为两种,一种是因物质原因引起的冲突,就像他所说的对稀缺资源及对利益的追求。另一种是非物质原因,是由价值观不同而爆发的冲突。有的学者将心理、情感等内容归为非物质原因,科塞指出“心理功能对于解释冲突是不充分的。”我并不同意科塞说的心理因素不属于冲突的原因这一看法,因为大多涉及到群体的冲突在很多因素下某一群体的心理状态是一致的,一致的心理状态才能团结并最终完成冲突所希望到达的目的。

  科塞认为社会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就像他在书中所说的那样“社会系统的运行可随之紧张、失调和冲突现象的出现”。社会如果要正常运行,就需要有新事物不断的融合,近来,新事物的出现必然会对人们的社会认知结构进行重组”[L.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M].孙立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65.],像网约车,网约车是时代与公众需求共同作用下的产物,是一种新兴的产业,是社会运行发展中的新事物。出租车则代表了传统的交通运输业。当这两者之间在社会中相遇时,必然会有冲突。但有时候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出租车与网约车的运营方式不同,群体组成不同,所以就容易引起冲突。只有在严重的情况下才会有越轨行为产生。而网络中那些通过舆论谣言制造网络冲突的网民。往往是其在社会生活中碰到的难题导致的。

  科塞对社会冲突的类型进行了分类,分别是现实与非现实冲突、紧密关系中的冲突、内群体与外群体冲突、意识形态下的冲突。其中现实冲突与非现实冲突是社会冲突中重要的社会冲突类型之一。科塞这种归类是受到齐美尔“作为手段的冲突”和“作为目标的冲突”的影响,进而提出现实性与非现实性冲突。科塞认为“由于在关系中的某种要求得不到满足及由于对其他参与者所得所做的估价而发生的冲突,或目的在于追求没有得到的目标的冲突”。[[美]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M].华夏人民出版社,1989:35.]简单说,现实性冲突是为了达成目标,不是为了冲突本身,而是将冲突作为达成目标的一种手段。非现实冲突则是“释放紧张状态的需要”。在非现实性冲突中,冲突就是目的且高于一切。从产生的结果来看,现实性冲突一般都会产生某种结果,但非现实性冲突可能没有结果。不过现实性与非现实性冲突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关系,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他们往往相互交叉、混合着。“现实冲突的情景可以伴随着从原因中所反射出来的非现实性情绪”。[侯钧生.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第三版)[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211]冲突是由两种不同但又相互联系的因素,即现实性冲突情境和在其中投入的感情中引起的。

  意识形态下的冲突是社会冲突的另一种类型。主要是指个人作为集体成员参与的、以集体目标为动机的冲突。社会学家齐美尔认为“以集体为目标的冲突要比以个人为目标的冲突‘更激进、更冷酷无情’。”[L.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M].孙立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105.]科塞对此也持肯定的态度。与个体间的冲突相比,群体间的社会冲突影响更强烈。从成员数量上说,人数越多,引起的关注也越多,影响也就越大。相比个体而言,人多而影响广泛。但从个体与群体的区别来说,群体有很多与个体不同的地方。首先是社会冲突的神圣性,在《乌合之众》一文中,群体在群众活动中被赋予神圣性,所以群体的目标就是一个神圣的目标,因为个体在行动中,本身就具有神圣的身份。第二,群体认同对一个群体所采取的行动有直接的影响,换言之,群体认同越强,这个群体就越团结。埃里克.霍弗在《狂热分子群众运动圣经》就对群体认同有过生动形象的描述“通过认同,个人不再是自己,而成某种永恒之物的其中一部分”。[埃里克.霍弗.狂热分子群众运动圣经[M].梁永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10.]

  不难看出,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各领域变革也是日新月异,并且也步入了经济转型期,各利益阶层分化严重,尤其是社会变革激烈的领域,在管制略微宽松,新的社会规范尚未建立之时,各类社会矛盾就有可能激化为社会冲突,主要涉及劳资纠纷、文化差异、执法不当等各种原因,网络的广泛运用已成为社会矛盾发展和激化背景的重要推手,能激发链式连锁反应,导致网络群体性事件。

  二、证真偏向效应

  证真偏向是人们在推理过程中,人都倾向于收集与自己观念一致的证据,来支持这个证据为真,但是丝毫不注意收集的这些证据与自己相反的或否定性的证据,用来推它的推断的偏向。华生很早就做过一个心理实验,他在自己的心中依照后面的数比前面的数大的规则写下2,4,6,8这四个数字,然后要求参加实验的人们猜测他写下的所遵循规则的这四个数。猜的方式是这个实验的所有猜测者也写下他们自己所想的四个数,然后询问是否和原先写下2,4,6,8四个数时的规则是相同的。结果证明大多数参加实验的人们写下的规则大多与自己的猜测方向一致,有部分参与实验的人写下与自己猜测方向不一致的数字,这说明他们已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证真偏向。而后续的对实验数据的研究说明证真偏向非常广泛地存在于医生的医疗诊断、科研机构工作人员的论文审稿、社会民众的社会推断等领域。[Bonathan Baron.思维与决策:Thinking and deciding(Fourth Edition)[M].李纾,梁竹苑,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9:91-174.]

  分析发现,互联网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的各种舆情参与者也与医生的诊断证明和科研人员审稿一样,对诸多观点的可靠性及在它受到已知的正确的证据支持或着说否定的情况下做出判断,因此必然存在证真偏向及其影响。根据这点,综合网民结构性相似的观念可以对诸多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的现象进行说明。

  所谓结构类相似的观念是指在群体水平上存在着这些系统性的一致的观念。我国使用了短短的几十年就完成了他国发展几百年的历程。这种急剧发展、变迁是网民乃至所有中国人共同经历,塑造了互联网网民乃至所有中国人结构性相似的观念。此外,接受与之相同的媒体影响也有相似的心理特征、兴趣爱好等的人会在亚群体水平上存在结构性相似的观念。故结构性相似的观念普遍存在。

  首先,证真偏向与结构性相似的观念结合能够说明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的轻信现象。在诸多网络群体性事件中,事件一开始的报道往往存在多种可能,甚至报道中本身存在诸多令人质疑的表述、逻辑漏洞。其实际是,网民参与者并未对事件的表述提出质疑、批判和讨论,而是轻而易举的相信了事件的表述,并在此基础上展开论战。较典型的是被称之为逆转网络群体性事件的事件,如大妈碰瓷玩具车[孙倩倩.网络环境下反转新闻中的刻板印象——以“老人碰瓷玩具车”事件为例[J].今传媒,2017,(7):29-30.]暴打女司机事件[翟梦雯,张军.自媒体时代的网络舆情反转研究——基于框架生成和群体极化的理论视角[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62-68.]等。以大妈碰瓷玩具车事件为例,事件的原始信息所提供的唯一证据是一个大妈坐地不起,旁边有一个小女孩开着玩具车以及小女孩母亲与大妈在对话,对话的内容无从知晓。对于这样一个视频证据,它对大妈究竟是碰瓷还是真被撞而言完全是中性的,既无法支持被撞,也无法支持碰瓷。与此同时,大妈碰瓷玩具车的信息也过于违背常理,是一个很明显的漏洞。而证据的无效性及事件的有违常理性都未阻止参与者将原始信息信以为真。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为何会如此轻信事件的原始描述?原始信息的描述与人们前期形成的老人变坏的观念是一致的,人们发生了证真偏向。因此不加批判地接受了事件的原始描述,进一步的,当这种事件的原始描述与观念的一致性发生在群体水平时,也就事件的原始描述与群体的结构性相似观念一致时,证真偏向便在群体水平上发生,整个群体都不加任何的批判就能够接受了事件的原始描述。情况一旦发生,加之事件存在了公共参与性质时,便成了互联网络群体性事件。

  其次,结构性相似的观念与证真偏向的结合可以解释网络群体性事件中大规模参与者观点趋同的结果突然而迅速地出现这一现象。[徐泽虹.中国网络群体事件的生成要素及特征探讨[J].法制博览,2017,(25):293.]根据常理,事件爆发后要达到大规模参与者观点趋同的结果,应该是经过网上讨论和辩论的过程。这期间可能有观点的分歧与整合,甚至这种现象在辩论与讨论过程中以类似的形式反复发生,从而在较长的时间以后达到大规模参与者观点趋同的状态。结构性相似的观念与证真偏向的结合解释其中的过程:第一,结构性相似的观念作为一种静态存在,网络舆情事件的评论要与之匹配存在一定的偶然性且不可预期;第二,这种偶然性一旦发生,在证真偏向的作用下,由于相关信息与参与者所持的观念一致,相关的批判、否定性证据的收集几乎都将不发生,因此匹配后接受这一信息的速度十分迅速。

  证真偏向对加推型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形成与演化也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加推型网络群体性事件是指特定方有目的、有组织的推动下所产生的网络群体性事件。这种网络群体性事件由于出于专业组织之手,往往以一个较具迷惑性,多数参与者都认同的初始信息为锚,在后续加推的评论中进一步引导出希望出现的网络群体性事件。起锚作用的信息等于人为的制造了一个拥有结构性相似观念的群体,以“切香肠”方式逐步提供似是而非的单向证真的相似观念,在证真偏向的作用下都将被慢慢接受,直到出现希望操纵的网络群体性事件为止。上述过程总体可以用下图表示:

  证真偏向对网络群体性事件演化的影响机制示意图[李小平.事实推断偏向视角下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及应对[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9(03):41-48+56.]

  在网络群体性事件中,对事实进行推断时,网民实际上均无相关证据去检验某一舆论真伪的可能性,而是依照某一事件已有的有限信息结合真实生活中发生的可能性做出判断。此时人们更多的会去印证一个观点的确切,因此才会出现其“一人发帖、众人关注”的网络号召力,引发网民的盲从性。

  三、社会燃烧理论

  社会燃烧理论是由我国学者牛文元提出的一个社会物理学理论。物质的燃烧必须具备燃烧材料、助燃剂和点火温度三个基本条件,缺一不可。自然界中物质的燃烧,指有可燃性的物质,在助燃剂的作用下达到燃烧物质的着火点从而产生燃烧的现象。类比到社会现象中,社会燃烧也需要社会燃烧物质在社会助燃剂的推动下,达到社会着火点。付允、牛文元等在群体性事件演化过程概念模型的构建中运用了社会燃烧理论,并分别分析了群体性事件在其演化过程中的燃烧物质、点火温度和助燃剂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胡勇、周凯归、雷雨若在《城镇化进程中土地纠纷化解及其风险预警机制建构研究》中利用社会燃烧理论,阐释城镇化进程中土地纠纷化解及其风险预警机制建构的问题,将多重利益配置作为社会燃烧物质,社会环境变化等客观条件作为社会助燃剂,事件发生到一定程度作为社会着火点,在三者的共同作用下产生了土地纠纷事件,并为化解土地纠纷提出了可行性建议。一系列的研究表明,社会燃烧理论在网络群体性事件演化机理的分析与防治上同样适用。[李其原,胡伟.网络群体性事件发生机理与应对策略研究——基于社会燃烧理论[J].领导科学,2017(14):30-32.]

  社会矛盾是燃烧物质。矛盾通过不断的叠加,进而在互联网上聚集与放大,从而引起网民的关注讨论,如果社会矛盾没能得到及时解决,就可能发生网络群体性事件。

  突发性事件是点火温度。突发性事件在当今网络信息爆炸的时代,必须通过网络的发酵来引起网民的广泛关注。网络群体性事件并不是每一件突发性事件都能够诱发的,有些突发性事件在发生初期,在社会燃烧物质和助燃剂的共同作用下,只有达到点火温度,才能诱发网络群体性事件。

  社会舆论是助燃剂。社会舆论一般情况下可视为对舆论外延的进一步准确定

  位。[曾群.舆论研究两大常见概念辨厘[J].新闻与写作,2008(3):24-26.]网络舆论强度、恒度和发展动力,是发生网络群体性事件必须具备的三个条件。[林凌.网络群体事件传播机制及应对策略[J]学海,2010(5):16-24.]政府相关部门,不能等待网络谣言自身的消亡,网络上的言论往往隐含了网民的某种情绪或利益。如随意散播地震谣言,就是利用民众对地震的恐惧心理,从制造社会混乱,诱发网络群体性事件。因此,社会舆论作为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助燃剂,需要对其进行合理的引导,从而防范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我国正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各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与日俱增,与其相关联的社会群体得不到相应的满足,社会矛盾作为燃烧物质,加之舆论的炒作形成的助燃剂,一旦任由舆论肆意传播而不制止,很容易达到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点火温度,网络群体性事件也会随之增多。

  四、价值累加理论

  “价值累加”理论是美国社会学家斯梅尔塞提出的。20世纪60年代,处于大变革中的美国社会频繁发生群体性事件。斯梅尔塞通过对大量群体性行为的案例分析,指出集群行为的发生必需具备六大因素,即社会结构类诱因、结构性压力、概化信念的产生、诱发事件、有效的社会动员及社会控制能力下降。[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75-376页]按照斯梅尔塞的观点,但当它们按照一定的顺序出现时,它们的价值就会被放大,群体性行为出现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很多,这就是笔者所说的“价值累加”。斯梅尔塞观点的可贵的地方在于,他不仅指出了影响集群行为的外在诱因,更进一步揭示了特殊社会背景下所隐含的社会情绪、民众态度等内隐的心理维度对集群行为的影响。这些因素看似无形,往往被人们所忽略,却含有类似催化剂的功效,使群体事件在短时间内急剧升温、发酵直至不可控。由此可见,“价值累加”理论尤其适用于解释大转型大变革之中的群体性社会现象。

  如上所述,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的舆论极化正是我国当前社会转型期所出现的阶段性现象。一方面,思想解放使得社会中各种稳定与不稳定因素都被激活,过去几十年社会现代化转型中所沉积的社会矛盾凸显,社会结构空前复杂;另一方面,政策开放亦使得各地区生产力发展速度拉开距离,中国社会两极分化趋势加剧。

  “价值累加”理论实际上为我们分析网络群体性事件独特机理,提供了一种微观社会心理学层面的角度。为进一步理清“价值累加理论”六要素的逻辑关系,制作了该理论框架如下图所示。将社会结构性诱因、结构性压力、概化信念的产生、诱发事件、有效的社会动员等,列为舆情演变的“促进因素”,而社会控制则是与前五个要素作用相反的“促退因素”,换言之,前五个要素只有在与社会控制的抗衡中没有被化解,集体行为才可能发生。换言之,社会控制为防止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提供了治理路径。

  基于“价值累加”理论的网络群体性事件舆情分析结构图[赵红艳.价值累加理论视角下区域性网络舆情分析[J].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19(06):59-69.]

  如图所述,结构上的诱因是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人们贫富差距快速拉大,加上制度规则的不完善导致权力寻租、无事规则等现象愈演愈烈,造成了民众的负面情绪滋生,为网络群体性事件爆发提供了前提;社会性的紧张来自于社会各阶层之间资源分配的不公平现象,医疗卫生教育等方面均有体现,从而产生了强烈的被剥夺感;有了前两项的铺垫,加上在转型期间,身边常见的贫富分化、官民矛盾、地域发展失衡、社会分层这些概念化的引导下,使得人们自然而然的将个案解读并快速升华到标签化的层面,自然而然的认为为富不仁、为官必贪,从而引发舆情的快速升级;此时网络自媒体为其提供了土壤,网民可以借助网络平台实现虚拟的身份在场,产生身份认同。一旦这样的身份认同形成,就会在群体内形成舆论压力,群体内成员通过无意识传染与暗示等心理过程而使心理趋于统一,形成勒庞所言“集体心智”[[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87.]。加之转型期间,社会控制力减弱质疑外因,一个看似微小的舆情事件就可转变为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价值累加理论适用于解释大转型大变革之中的网络群体性事件这一社会现象。

  第二节互联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具体成因分析

  一、经济原因

  基尼系数是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分析指标,数值在0和1之间,系数大小和居民收入差距正相关。当基尼系数<0.3时,社会通常处于比较公平稳定的状态;当基尼系数超过0.3时,社会就会出现不稳定因素;超过0.4,则会产生紊乱;超过0.5,意味着临近社会革命的爆发点。其中,0.4的基尼系数是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依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国近十年的基尼系数为:2003年0.479,2004年0.473,2005年0.485,2006年0.487,2007年0.484,2008年0.491,2009年0.490,2010年0.481,2011年0.477,2012年0.474。”[周锐.中国近十年首度公布基尼系数[N].人民日报,2013-1-19(10).]表明最近十年来系数一直维持在0.47以上,处于高位运行状态,接近社会革命的指标。更有学者进一步认为:“已公布的基尼系数,难以计入引发人们不满的不合理、非规范、非正常收入。若把这些因素计算在内,基尼系数又会加大,在原来0.4-0.5之间又升高0.1左右,即比现在公布的基尼系数增大20%以上。”[刘国光.进一步重视社会公平问题[J].中国经贸导刊,2005(8):6-9.]与贫富分化相伴随的是社会成员通过正常途径向上流动的机会越来越少,社会成员提高层级的门槛越来越高,社会阶层呈现明显的固化状态。“在生活领域,我们看到贫困阶层和广大民众对新富群体所持的广泛敌意;在政治生活领域,官僚集团无处不在的腐败更是激发起大众的强烈不满,由此滋生出底层对上层、民众对官僚的普遍愤怒和绝望心态;在经济生活领域,民众的‘需求型’消费与新富阶层、官僚集团的‘欲望型’消费的对立,则再明白不过地显示出他们虽然生活在同一个时空条件之下,却分属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60.]当这些不满和愤怒情绪通过特定事件在网络表达时,就可能生成网络群体性事件,激起更大的波澜。

  2013年6月7日,陈水总在厦门公交车上纵火,造成47人死亡,35人受伤。第二天,有媒体报道了陈水总的经历及纵火原因:“他曾在1970年随全家下乡,历尽艰辛后1983年回城,但没有安排工作,一家10口住在28平方的房屋内,1994年才勉强娶妻生女,后摆摊卖麻糍为生但摊位遭到取缔,数十年一直挣扎在贫困线上。因派出所把年龄搞错,多次申请低保未果,自感生活不如意而悲观厌世,泄愤纵火。”[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60.]该贴发布后3小时内点击率超过20万,出现评论5524条,其中支持率排在前面的是:“他只是找错了报复的对像,应该找哪些贪官、富豪去,不应让那些无辜的人为他们埋单”、“要泄愤找政府,一车老百姓是无辜的,只能说他害了自己更害了47个无辜的人”。

  综上评论可以看出,很多网民对陈水总持同情态度,把他看成社会不公的牺牲品,看成对抗政府、反对压迫的另类英雄。然而,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不会将47个无辜的平民送上自己复仇的祭坛,不会在多次踩点、反复比较之后冷酷地选择一辆人多的公交车下手。网络上充斥着的同情言论。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表明:社会经济结构失衡已经形成了普遍不满和集体性敌视,无法在现实社会中释放,遇到合适的时机就会在网络上大量宣泄,从而成为引发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

  二、政治原因

  权力是对他人和资源的一种支配能力,本质特征是社会主体之间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表现为权力主体为实现其意志通过一定手段影响、制约和控制客体行为并引起一定后果的能力,“意味着在一定社会关系里哪怕是遇到反对也能

  贯彻自己意志的任何机会,不管这种机会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郭铁流.网传厦门公交纵火案嫌犯自白被媒体一一印证

  ]上层建筑的实体性要素中,权力是核心,是控制中枢。权力异化则是指权力失去法律法规的制约与监督,背离了其实现公共利益的属性,蜕变成为个别人或个别集团牟取私利的工具。当前,权力异化主要体现为两种形式:一是腐败,即公共权力的私有化,指官员利用公权力或职务之便直接牟取非法利益,或者官员将手中的权力视为商品,当作交易筹码,搞权钱交易或权权交易;二是官僚主义,指公权力该作为不作为,或者不该作为而乱作为,致使公共利益或公民个人利益受到损失。

  2017年4月1日,四川省泸州市县泸县太伏镇太平街太伏中学男生宿舍楼发生一起学生意外高空坠亡案件。当日早上接到群众报案,公安机关立即开展现场勘验、走访、调查和固定相关证据,并会同政府主要领导及学校相关人员将死者遗体运往殡仪馆。期间引发群众聚集围观,有死者亲属将拍摄的死者母亲坐地痛苦、尸体特写等照片和视频上传网络,并立刻在微信朋友圈传播发酵。4月2日谣言演化成多个版本迅速传播:“未交保护费1万元在学校被人打死扔下楼”“五个凶手是镇长、派出所所长、校长之子”“警察抓捕家属”“政府出病镇压”。4月3日上午,更是出现了大量移花接木的假视频开始大范围流传:四川中江民警在道路交通整治现场拔枪示警的视频被造谣为泸县警察拔枪镇压群众;武当山某中学多名学生持钢管殴打另一名学生的旧闻视频被嫁接为本案死者被校领导子弟殴打。随着各类群体和人员持续参与、推波炒作,境内外两方面共同作用相互叠加,所谓“毒打”“封路镇压”的虚假视频、传言广泛传播扩散,歪曲造谣极力渲染警民冲突,煽动怂恿群众上街,产生恶劣影响。

  由上述案例可以看出,权力本是为社会和人民可以有序运转而产生的指挥、决策和管理能力。由于权力天然具有腐败的潜质,能令掌握它的人滋生欲望迷失本性,因而在权利主体自私利己之心的驱使下,权力的代理人就会按照利益最大化的逻辑去追求自己的个人利益,使得权力成为一种超越于公民个人权利之上的力量,背离其本然价值而产生异化,损害公民的权利。在现实中,一些部门的官员公权私用、特权腐败、权力不作为和乱作为现象正是导致网络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根源原因。

  三、文化原因

  文化作为“非强制的影响力”[张俊伟.极简管理:中国式管理操作系统,[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16.],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整合、约束等重要功能。首先,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体,价值观念会有差异,但经由文化的熏陶、整合后,绝大多数必然会在社会生活的基本方面达成一致,成为民族团结和社会秩序的精神基础;其次,文化生活经验的积累,是人们通过比较和选择之后认为是合理并被普遍接受的东西。在现实生活中文化一经传承,就成为人们具体实践活动的内在动力,引导和规定着正在进行和将要进行的实践活动的内容和发展方向;再次,文化是主体对事物稳定的认识,价值尺度和准则是其重要表现形式。某种文化的形成和确立,意味着某种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被认可和被遵从。

  文化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时间出现的观念形态,一旦出来就具有较强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是维持文化稳固存在的基本前提。马克思说了,“劳动时得到的结果,在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表象中存在着,即已存在的观念。他不仅使自然物表面的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我,是作为规律决定着活动的方法,他必须使他的脑子服从这个目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202.]英国学者伯林也这样描述文化的传承:“人的选择活动是在继承上一代人的选择和同时代其他选择的背景关系中产生的,而选择主体就是选择的积淀物,它的特性总是部分地由继承、由他存在于其中的生活方式及其伴随的语言所深深定型的。”[约翰·格雷:伯林[M].胡传胜译,北京:昆仑出版社,1999:42.]然而,人类社会是向前运动的,作为社会活动成果的文化也是发展的。正如美国学者福山认为:“文化是一种充满生机的力量,而且要不断更新和改造,即使不被政府更新,也会被构成社会的成分散个体之间相互作用所更新。”[弗朗西斯·福山.大分裂[M].刘榜离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77.]这样,社会变迁就赋予了文化超越自身的一种本能,引导其打破旧有形式而奔向新的形式,形成了新、旧文化之间的冲突和更替。

  跟社会变迁相适应,文化形态也呈现出多元并存,对立、冲突融合的复杂景象。旧文化仍然存在,新的文化又不断涌现。每种文化都反映着某些特定群体的价值取向,以及被他所决定的对社会的认知。各种对立是各种矛盾冲突的反映和不同认知的体现。当这些冲突通过网络呈现时,就会形成网络群体性事件。

  例如2013年12月5日,美国的一艘巡洋舰在中国南海海域,在试图接近中国辽宁号航空55母舰战斗群时,被中国一艘登陆舰拦截。对此,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批评中国的行为不负责任,呼吁中方保持克制。[新浪军事.美防长称中国拦美舰相距仅91米,要求中方克制[EB/OL].http://mil.news.sina.com.cn/2013-12-20/1026755940.html?from=hao123_news_index_paihang_news.]此语引起网友热议,在短短两小时内,就有9万多条评论,其中支持率最高的是:“我们的态度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你妹妹被人强奸了,请你克制!”、“杀几个美国崽儿立立天朝威风。”也有之前因奥运圣火传递过程中,法国政府保护不力,遭到我国藏独分子破坏引起的抵制家乐福,开始在数十家网站论坛的中国网民,随后网上声讨很快从海外蔓延到中国网站,天涯、猫扑等中国几大论坛相继出现抵制家乐福的帖子。更有钓鱼岛事件日本的态度,网络上兴起的抵制日货,并诱发学生游行,对某些商铺进行围堵打砸,甚至出现日产车也被砸的稀烂。网上兴起“是中国人就一起来抵制日货”、“叛徒”、“汉奸”等互相辱骂攻击的言辞语。以上述言论大多抛弃了客观叙述和系统理论构建,呈现出非理性、暴力化的特征,其中部分人还明目张胆地鼓吹用暴力、杀戮、战争的手段来解决问题。其实,有脑子的人都可以认识到:中国日益强盛,以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绝对比大动干戈、付诸武力要获益更多。

  狭隘名族主义的言论往往贴着“爱国”标签,因而具有很强的迷惑性和煽动性,加上新媒体匿名、即时、便捷和开放的特性。二者结合能够大大提高传播能力,很容易产生舆论聚集区,使这些事演化成网络群体事件。另外隐藏在深层次的还有善与恶的道德冲突,网民在未经调查和思考的情况下,凭借自身的道德优越感肆意做出不负责任的评论,对那些不同意自己观点的异己者发动无端的人身攻击。这种游走在道德和法律边缘的多数人的暴政,也是导致网络群体性事件的重大原因。

  四、情绪原因

  环境条件和结构性压力奠定了普遍情绪的产生基础。而群体行为的参与者必须对他们诉求的社会问题达成一般性共识,从而出现相似的普遍情绪,集体行动才得以发生。因为“处于集体行动中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拥有特定情绪的人,这种情绪为他参与行动做好了心理准备。”[斯米尔塞.集体行动理论,引自周晓虹编.现代社会心理学[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431.]

  情绪是个体对外界刺激的感受,是一系列主观认知及表现的统称。当社会中个体的喜怒哀乐或恩怨情仇等情感通过相互间的交流、感染而汇聚为社会公众的共性特征时,就生成了社会情绪。“社会情绪是人们对社会生活的各种情境的知觉,是通过群体成员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而形成的较为复杂而又相对稳定的态度体验。”[沙莲香、冯伯麟等.社会心理学(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79.]社会情绪既是社会现实的反射器和晴雨表,折射着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各种冲突,也是社会成员行为的动力源,一经生成就会促使情感主体寻求温柔途径加以表达。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急剧转型并快速发展,利益分化加剧,社会矛盾越来越多。普通民众心中的捍卫公平正义、抨击道德败坏、获取他人尊重、宣泄不满的情绪逐步积累,需要合适的方法加以释放,所以网络群体性事件就是社会情绪累积到一定程度的产物。

  首先,维护公平正义的情绪。一个正常运行的社会,应当是公平正义的。不能因为一些人的家庭出身、社会背景,就享有比其他人更多的机会,不平等地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及价值,更不能利用权力和财富垄断“发展机会”,使社会上的另外大多数人丧失“发展预期”,变得心灰意冷,变成沉默的大多数。罗尔斯说过:“公正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如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公正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因此,公正否认为了一些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剥夺另外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不承认一些人享受的较大利益能绰绰有余地补偿强加于另一些人的牺牲。”[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1-2.

  ]大伙儿之所以更愿意采取网络方式维护公平正义,一方面是因为网络能够隐身,不存在人身安全方面的担心;另一方面是成本低、见效快,在网络中不仅存在着寻找真理、追求公平正义的强大后备力量,而且许多;连公权力机构应该解决但不愿解决的问题,一旦网络曝光,事情的进程就会快速加强。

  又如2016年发生的“哈尔滨天价鱼事件”,当事人陈岩微博爆料2月9日,江苏常州游客陈岩等几个人到哈尔滨松北区的"北岸野生渔村饭店"就餐。点餐时得知鳇鱼价格是398元一斤。但在饭后结账时,发现事前称好的10斤4两鳇鱼变成了14斤4两,两桌饭菜共花了几万元。为此陈岩一行人与店家产生争执,并拨打110报警。之后又在新浪微博发文称自己遭遇宰客,质疑北岸野生渔村饭店鳇鱼要价过高,同时提到当地警方执法不文明行为。2月15日,哈尔滨松北区发文通报调查情况;饭店明码标价,陈某并无异议。对于鳇鱼定价违规问题,政府并无权力制定指导价,属于经营者自主制定市场调节价。第二,鳇鱼重量也无问题,消费金额为7200元,不存在宰客现象。并且现场没有出现所谓警方人员不文明执法行为。2月16日,事件出现反转。陈岩现身接受央视采访,声称官方调査严重失实,店方出示的菜单签字并非本人所签,导游带客也是真实情况。政府单方取证,无法令人信服。同时更多的真相被揭开,2月21日,哈尔滨天价鱼事件调查组完成调查,认定该事件是一起严重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恶劣事件。包括无证经营、欺诈消费者等行为。做出吊销营业执照并处罚金50万元的决定。同时承认陈若被打属实,民警张粟存在不文明执法行为。3月3日,哈尔滨松北区对该事件相关责任人及人员追究问责。

  “哈尔滨天价鱼事件”引发广大网民的共鸣,激发了潜在舆论场中网民积累已久的怨恨与不满情绪,并上升为一般化信念,达成了对“天价鱼事件”共同态度一致认为哈尔滨松北区相关政府的不作为及地方保护主义是旅游市场不规范的主因,消费者权益因此受损。再加上“天价鱼事件”本身一波三折的戏剧性事态演变及新京报、央视等知名媒体加入进来各更是吸引了广大网民关注,形成显性舆论场。接着在微博以大V为代表的意见领袖号召下,广大网民舆论参与,央视、新京报等新旧媒体的交互报道,舆论持续发酵。最后,松北区通报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彻底激发广大网民的不满情绪,导致行为舆论场的形成。

  《人民论坛》杂志在新浪网进行了“公众公平感调查”,共有6227人参加。结果显示:71.2%认为,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社会公平程度下降了;68.4%的人认为,自己的收入与付出不成比例;96.11%的人表示,由权力造成的不公平是当前社会不公平最突出的表现。[人民论坛.30年公众公平感调查[EB/OL].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有受调查者表示:“权力无处不在,而相关的制度又不健全。权力介入经济活动,在企业、行业、个体、甚至在地区之间,造成不同程度的不平等,已经成了普遍的镜像。”[艾芸.民众最不认同何种不公——公众公平感调查[J].人民论坛,2008年(21):40-43.]

  其次,抨击道德败坏的情绪。良心作为自我中的第三者,最能够感受社会给提出的道德要求,也最能够体会自身的道德困境,是个体在理想和现实的对比下产生道德行动的内在心理本源。与社会变迁同步,当今中国的道德形态也呈现出多元并存、冲突融合的复杂图景,旧的道德观念还存在,新的道德观念又不断涌现。“转眼之间,我们的社会结构就有了如此深刻的变化。其速度=在历史上也是只有这一个的。道德正在经历着危机和磨难。”[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渠东译,北京:三联书社,2000:366.

  ]娱乐圈爆出了“艳照门”、“潜规则”等安全事件,这些道德败坏使得公众焦虑日益增加,相关的网络声讨也接连发生。

  网民对社会丑恶的抨击可以解读为对道德的呼唤,但必须把这种行为控制在法律范围内,不能用暴力制止暴力,侵犯他人合法的权利。但在匿名的网络空间,网民却可以打着维护公义的旗,肆无忌惮地宣泄情绪。并且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形下,某种倾向性情绪会通过网络交流而得到加强、放大。如在“海淀艺校学生辱打老师事件”中,部分网民还自发聚集到学校门口,扬言要教训已被人肉出来的学生;在“钱军打人事件”中,有网民对钱军下了死亡贴,发短信给钱军妻子准备为钱军收尸,甚至还有在钱军家门口贴标语、抗议示威,更有提出要到学校堵劫钱军未成年的女儿等。

  再次,获取他人尊重的情绪。马斯洛把人的需求从低到高分为五层,依次是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与归属需要、尊严需要、自我实现需要。其中,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与归属需要、尊严需要属于缺失性需要,是随生存地位上升而逐渐减弱的本能;自我实现需要属于成长性需要,是随生物进化而显现的潜力。在缺失性需要中,尊重需要是最高层次的,在个体心理结构中占很大地位。作为人心理活动的动力,尊重需要逼着人们去追求并获得稳定的社会地位,寻求着个人能力的发展和体面生活等。“除了少数病态的人以外,社会上所有的人都有一种获得对自己稳定的、牢固不变的通常是较高评价的需要或欲望,和一种对于自尊、自重和来自他人的尊重的需要或欲望。这种需要可以分为两类:第一,对实力、成就、权能、优势、胜任以及面对整个陌生世界时的自信、独立和自由等的欲望。第二,对名誉或威信的尊重或尊敬的欲望,对地位、声望、荣誉、公认、主义和重要性、高贵或赞赏的欲望。”[马斯洛.动机与人格(第三版)[M].许金声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28.]心理学家詹姆斯认为:“人性深层的需要是渴望别人的尊重与关爱,当代心理学的根本任务就是改变人类心智的内在态度,进而改变其生命的外在境遇。”[詹姆斯.心理学原理[M].田平译,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226.]

  在互联网络空间,网络上以文字、图片、视频呈现的言辞成为网民展现自我价值的重要证明。话语越多,能量和影响力就越大,在网上评论的人们被感知或受重视的几率也越大,自我实现感和成就感也越强。在这样正向强化激励机制作用下,网民说话表达冲动的欲望会越发强烈。2013年8月23日,网络大V薛蛮子因涉嫌卖淫嫖娼被警方拘留,在看守所里他忍不住炫耀自己有1200万个粉丝,声称自己“回复粉丝留言的感觉就像皇上批奏章”,竟然还嬉皮笑脸地问民警:“你‘粉’我了吗?”[宋识径.薛蛮子和民警交谈问你粉我了吗[N].新京报,2013-9-15.]

  最后,宣泄社会不满的情绪。英国社会学家格尔认为:“每个人都有某种价值预期,而社会有某种价值能力,当社会变迁导致社会价值能力小于个人价值预期时,人们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Gurr.Why Men Rebel[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l970:16.]马克思也曾经举例,形象说明了相对剥夺感的产生过程:“一座小房子不管怎样小,在周围的房屋都是这样小的时候,它是能满足居住者对住房的一切要求的。但是,一旦在这座小房子近旁耸立起一座宫殿,这座小房子就缩成茅厕样了。这时,狭小的房子证明它的居住者没有能力。并且,不管小房子的规模怎样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扩大,只要近旁的宫殿以同样的或更大的程度扩大起来,那座较小房子的居住者就会在那四壁之内慢慢觉得不舒适,不满意,感到压抑。”[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49.

  ]由于收入差距扩大,两极分化严重,不少民众产生了非常强烈的相对剥夺感,造成了心理失衡并引发冲突,需要借助特定途径发泄出来。

  第三章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应对策略

  现今我国正处在经济社会转型与快速发展时期,社会矛盾凸显、利益错综复杂,网络群体性事件也层出不穷,已经影响了社会稳定,但政府部门必须要辩证对待它,不能对立恐惧或者把它当成洪水猛兽、置之死地而后快,而是要积极地立足现实,面对并化解它,主动建立起一个集事前预警、事中应对、事后修复的严密网络群体性事件综治体系。

  第一节网络群体性事件预警机制

  对于网络群体事件,再好的处置都不如不发生,必须加强源头治理,最大限度地预防、减少其发生。所以要加强网络群体性事件舆情预警机制,越早发现,对处置就越有利。利用大数据技术,采集微信、微博等媒体网络数据,确定网络问题领域,并对这些问题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进行全天候监控,舆论聚集焦点一旦出现,及时反映给相关部门,任何相关部门再快速处置以降低网络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概率。

  一、加强风险防范,提高网络群体性事件的预警意识

  从预警上重视网络舆情。中科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尹韵公说:“新闻有个’先入为主’的特点,一旦事情公布,传播速度很快,就算马上纠正,一般效果也不会太明显。”避免舆情危机导致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根本办法,是要从源头上切断引爆源——即预警社会矛盾,及时消灭具有危机风险的事件。这就需要相关部门增强自身危机意识,主动构建预警机制并完善信息监测、搜集与分析网络舆情监控系统,尝试掌握来自系统内外的消息和变化,实施积极引导策略,争取将突发事件打死在萌芽期。

  古人说的好: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因此,网络管理部门要建立网络舆情预警系统,委派专业从业者用科学的统计方法实时掌握网络热点议题,确定网络敏感领域的问题,并对这些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的问题进行全天24小时不间断的监控。随时控制议题发展方向,在预警过程中及时调整,相关部门也应提高信息收集速率,引入预警系统,建立应急处置机制,降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概率。

  在网络群体性事件发展中,网民对诱致事件的心理认同与情感共鸣是事件发生转折的重要因素,同时又属于使危机进一步加剧的根源。广大网民根据自己的立场、经历和价值观,把事件的境遇与自己的经历处境联系起来,慢慢由对事件的理性讨论演变为暗流涌动,以宣泄自己在真实生活中形成的不满。因此,在诱致事件所引起的舆论中,有关部门要把握社会群体的心理变化,防止心理危机的扩散与转化。应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广泛吸纳网民意见,主动参与到网络议程中,快速建立公众议程,公开事实真相,利用网络公众共识机制渠道与网民进行交流,疏导网民情绪,将网民的思想、态度和行为向有利于化解事件危机的方向发展,尽量减少负面影响和损失。

  二、制定合理有效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应急预案

  制定合理有效的网络群性事件应急预案,要有有效的监测、科学的预测,对诱发群体性事件的因素进行研判分析,使相关职能部门尝试掌握网络舆情诱发态势,并即时对警情级别进行评定与推送。预警要起到预防作用,关键在于预案是否科学完善。因此,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相关职能部门,一方面应依托预警体系使用模拟演练等方式,制定完善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另一方面,可对其他地区或者领域发生的网络群体性事件,结合本地区或部门领域实际情况进行跟踪推演,及时完善自身预案。

  要做到第一时间对可能引发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舆情做出预警,第一时间发现,及时准确地分析、研判、应对舆情。目前,国内已有不少单位对网络时代舆情引导进行了具体时间的量化规定。2011年6月,南京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务微博建设的意见》,一种明确的规定,对于灾害性、突发性事件,要在事件发生后一小时内或者获得信息的第一时间,进行微博发布。然而抢抓第一时间之后,说什么、如何说的问题,是最为重要、最为关键的核心。表态得当,就能将舆论第一时间引导到对社会有利的位置;否则,就会给社会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应立即使用具备传媒经验、懂得应对技巧、网络技术和舆论战术的专业人员,对发现的网络舆情进行分析、会商、研判、评估,根据舆情种类、性质和内容,作出快速处理,制定出合理的有效的应急预案,并快速上报处理,从而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才能避免网络情绪化发泄,也才能避免危机。

  三、增强网络群体性事件应急决策的前瞻性

  引起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网络舆情体现了民意动向和潜在的政治热点,对政府来说,尽早把握网络舆情,增强网络群体性事件应对的前瞻性的方法莫过于让网民更好的参与政治互动。互动有利于化解由于政府和大众之间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误解,从而协调各方关系,提升人们对公权力的认同感。

  政治参与指公民通过一定方式参与政治生活的行为,是“平民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塞缪尔·亨廷顿.难以抉择[M].汪晓寿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3.]它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政治参与主体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团体;二是政治参与方式既有政府主导的选举、竞聘等政治行为,也有群众团体或个人发动的游行、示威等政治行为;三是政治活动的性质主要是合法行为,也有偶然的特定条件下未经法律许可的行动。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政治参与是公民表达政治意愿、实现政治权利的重要手段,也是制约政府行为、限制权力滥用、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途径。政治参与能够有效有序进行,少不了政府提供两方面的政策和路径保护。第一,言论自由。“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73.]只要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公民就可以自由行使参与权利,不能因为触动了某些人或集团的利益而因为开口发表声音而获罪。随着互联网在现代生活中的影响不断增强,民众通过网络参与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日益成为一个政治系统稳定运行的重要保证。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社会经济越是迅速发展,社会结构就越是分化,就要越发重视公民的网络表达自由。第二,及时回应。权力机关应当对民众的问题及时做出回应,因为“一个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其政治参与的水平也越高,政府对民众回应与互动的比例也越高。”[格林斯坦·波尔斯比.《政治学手册精选》(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300-303.]在网络舆论环境中,信息的公开、透明变得尤为重要,要及时告知民众所想知道和关注的信息,尊重和满足民众的知情权,进一步推动党务、政务公开,塑造良好的党与政府形象。

  首先,网络主管部门要对容易引发公众舆论爆发的社会热点问题有高度的警惕性,有专门的组织,建立健全网络舆情收集渠道,强化新闻网站的舆情监测功能并重点进行收集,要尽可能多的收集前瞻性信息,及时洞察舆论苗头,了解网民动向。其次,采用科学方法对舆情进行分析。重点把握舆情涉及的具体社会问题,舆情表达的内容,反映的公众情绪、态度和意见,舆情表达的人群结构和地区分布情况,舆情发布者的意图和倾向,判断出舆情产生和变化走向。舆情研判应当有各种专业力量参与。包括各领域的人才,如社科院的专家学者,政府政策研究室、宣传部门舆情专家、资深新闻从业人员等。再次,要加强相关部门的沟通,及时反映和回馈相关信息,加强合作,防范于未然。最后,对可能引起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各种诱因及其所显示出来的信号和证照随时可以进行严密的监控,对其发展趋势、可能出现的类型及其影响程度做出合理的预先评估。

  第二节网络群体性事件处置对策

  一、加强法治建设,规范网络表达

  法律是社会强有力的控制工具,不过关于互联网的相关法律目前仍处于一个探索阶段,并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互联网法律体系。因此,制定一个适应互联网发展规则对网络信息网民行为进行规范的法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准确适应的的法律能够从根本上约束网络群体性事件。

  互联网普及,对国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互联网还改变了公众的生活方式。由于互联网本身具有匿名、开放、参与等特性,有坏心眼的人会利用这些网络特性制造谣言,抨击管理部门传播危害社会稳定的言论以此将舆论引向违背社会发展的道路上。负面的导向会激化社会矛盾,干扰国家政治安全,破坏社会稳定。对网民来说,网络诈骗,网络营销、黑客营销形成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到处都有。因此,笔者认为针对这些问题要从两方面下手分别为转变网络立法观念,进一步完善网络领域独属的法律法规体系。

  我国关于网络法律法规有《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等。但目前我国现行的法律,尚不能满足网络立法的需要。这主要是网络功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快速演变,现如今网络不仅具有传播信息的手段,网络还具有社交、公共服务等功能,所以之前的法律法规很多条款已无法适应互联网技术发展的潮流。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规定,用户在网络的接入、固话及移动电话的办理上都必须提供真实的身份信息。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正式实施,其中规定,蓄意传播网络谣言并造成严重后果者最高处以七年有期徒刑。对网络设置法律红线,目的在于规范网络群众的行为,从而达到预防网络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目的。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法律的更新显然跟不上脚步,网络的发展,会逐步暴露网络中存在的不合理、不规范现象,因此,相关法律法规也需要不断完善。《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方法》《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已经颁布,但在针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应对方面,国家尚未做出规定。预防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必要措施,刑法及知识产权法关于网络犯罪的定义不清晰,无法对网民、网络组织的成员进行有效的保护,不利于网络监督工作的开展。除此之外一些法律条文之间还存在矛盾的地方,如《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是保障网民知情权的重要保障,但在实施过程中经常会被位阶较高的《保密法》所对抗[陈法彬.网络群体性事件法律治理研究[D].华东政法大学,2015:45.]。法律条文之间存在着不一致,甚至达到相互对抗的程度就会对法律的正确实施造成威胁,如网络犯罪者会利用法律的空洞进行违法行为从而逃避法律制裁。所以,针对这一现状就要求法律部门综合整理现有的法律资源,对法律资源进行最优整合。

  新出台的法律必须要以原有的法律为依据,新法律不是对原有法律的彻底否定而是对原法律的补充,使法律具有韧性,法律内容要直观易懂而不玩文字游戏。通过法律建设明确监督主体的权利与责任确保网络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发展。另一方面针对网络群体性事件中涉及到的网络谣言传播,网络暴力如人肉搜索、网络语言暴力等建立一个相对完整的法律体系。通过完善的法律引导网民的行为,由法律为网络空间提供一个安全的活动空间。需要注意两个原则。

  第一,应该坚持技术与法律相统一的原则。网络法律如果要想顺利在网络中得到实施,离不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支持。在网络群体性事件中,因为网络信息是匿名的,违法信息很难受到处理,如果没有信息技术支持,法律很难发挥作用。所以,笔者认为应该应用舆情监测技术,对网络舆论进行监管,在网络运行的时候,对网络信息进行数据挖掘,并对信息进行备份,在必要的时候可以作为执法的依据。通过网络舆情监测,掌握网民的心理并采取相适应的政策舒缓网民的情绪是防止网络群体性事件发生比较重要的方式。另外,可以通过法律的手段对黑客、网络诈骗、网络盗窃等行为进行法律制裁,如管制、拘役严重者可以移交司法机关审判,同时互联网专家及技术部门应建立网络安全墙对网络犯罪行为予以阻止,网络犯罪者无技术的支持就很难再作案。所以在研发技术的时候要与法律相呼应,技术手段要在合法可控的范围内运行。

  第二,应该坚持网络立法可操作性原则。就法律而言,无论在我国还是外国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就是法律的滞后性,这也是法律时效性不足的重要原因。目前我国关于网络的法律虽然存在,但各部门在执行操作中存在好多矛盾冲突的地方,法律有漏洞,相互之间难以协调。换言之,我国的网络法律可操作性不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为例,简单说此法是我国网络领域基本法律,强调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打击网络诈骗犯罪。这法律是从宏观上对网络犯罪行为进行整治,对个人信息进行保护,不过当涉及到网络诈骗的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则分散到其他法律中,在执行中会存在不一致的地方。笔者认为,不管是网络犯罪还是网络群体性事件,都需要中央和地方政府提高对网络立法重要性的认识,制定法律可以参考其他国家经验,但是必须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制定出符合我国网络发展规律,符合社会公众心理的网络法规。各地政府要以中央法律为基础,将法律地方特色化,形成一个完整的法律系统,通过不断检验完善法律的内容来加强其可操作性。一套完整合理的法律系统能够有效地治理网络群体性事件。

  二、搭建对话平台,融合网络冲突

  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演化过程就是从网络民意到网络民怨再到网络民愤的过程,要求政府在处理过程中必须充分重视网络民意,积极搭建网络对话平台,从而有效地汇集民意,疏导民怨,消解民愤。

  首先,我国政府应该改变信息公开方式。不仅通过传统媒体和政府网站公开信息,,而且还要通过设立网络发言人、在线访谈等形式直接与网民进行沟通,改变过去“我说你听”的官僚主义,构建一种“你说我说”、“你问我答”的互动对话模式,以有效地防止“官方网络舆论场”与“民间网络舆论场”的脱节。[罗亮.网络群体性事件:概念、特征及其治理[J].行政与法,2010(09):45-48.]其次,政府应拓宽民意沟通渠道,既充分利用权威性强、公信力高的传统媒体,也充分利用覆盖面广、传播速度快的网络媒体;既关注大型门户网站,也关注社区类网站和特定对象聚集的网站;既发布规整、正式的新闻类信息,也积极参与网络论坛的讨论,发表网民熟悉的新闻跟帖、转帖、热帖。再次,政府应该建立常态化与动态化的网络民意汇集机制。政府可以在政府网站收集民意,还可以通过不定期的网络听证等多种形式征集民意,从而有效地帮助网民归纳诉求。政府应把网上了解和线下解决相结合,确保网民情绪的疏导和化解,彰显网络民意的参与价值。

  三、官方媒体引导,化解网络危机

  社会舆论与传统的社会控制方法不同,社会舆论与传统社会控制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社会舆论往往会渗透到传统社会控制手段,如政权、法律、习俗等并发挥着广泛作用。社会舆论一般是指社会大众对某事件、人物或问题的议论、意见和评价。社会舆论划分有很多种,有的舆论是地方性的,有的是群体性的,舆论对社会影响的重要程度取决于参与讨论人数的多少以及该事件的重要程度。

  随着互联网新媒体时代的到来,社会舆论也在悄然发生变化,社会舆论已经不再是由政府、传统媒体及社会成员所掌控。网络舆论已经具备引导社会舆论走向的若干条件。如新闻、社交软件、贴吧、网络论坛在网络中引导着网民走向,甚至最终变为现实行动。不过网络是一个尚待管制的一个公共空间,网络舆论如果缺乏积极的引导极易导致群体性事件。所以,笔者认为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社会舆论进行正确的引导。

  发挥主流门户网站的主导作用,主流门户网站分为两种,一种是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新闻网站,另一种是新闻集成性网站如新浪、网易、腾讯这种综合网站。相比较其他小型网站而言,主流门户网站具有权威性强、受众面广的优势,其实主流门户网站就是传统媒体的高级延伸,所以要积极发挥主流门户网站对舆论的引导作用。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影响也取决于网站对事件报道的真实性。平时主流门户网站对新闻的报到必须有公平公正的态度,对事件的报到要全面,不能发布未经证实的新闻。主流门户网站应该加强新闻论坛的建设,一方面与网民进行互动,另一方面通过论坛的建设加强舆论的引导作用。除此之外,政府网站更应该多留意公众的评论,控制舆论的走向。

  加强网络新闻论坛和社区论坛的建设与管理,新闻论坛一般是主流新闻网站的论坛或者政府网站的论坛,相较社区论坛,新闻论坛对网民的发言审核的更加严苛。在网群事件发生后,很多网民会在新闻论坛发表评论,不过因为审核严格,措辞激烈的言论很多都会被删除,很多网民会转向其它非官方论坛进行信息的发表。新闻论坛这种做法很大程度上堵住了网民的心声,让网民失去理性,最终将舆论引向不好的方面。笔者认为,对于新闻论坛的审核应适当放松尺度,当涉及到违法或者不实信息的时候再对信息进行删除,这样才能吸引网民积极投身于网络互动中来。网络管理人员应鼓励网民积极在新闻论坛中发表意见进行互动,通过网络意见领袖和网络新闻予以引导,让网络舆情自我修正与完善,从而避免发生网群事件。

  社区论坛对信息的审核相对宽松并且信息互动频繁,这使得社区论坛成为舆论的高发区。因为缺乏管制措施,所以网络谣言在社区论坛比比皆是。目前国家对社区的论坛没有详细的管制措施,笔者认为社区论坛也需要一定的自我净化措施。这可以通过两方面来实现。第一,论坛的版主需要提高自我素质,将版主打造成舆情的第一把关人,版主能够对涉及到法律、社会安全的信息妥善的掌握,对违法信息进行处理。第二,要发挥社区论坛版主的领袖作用。以贴吧为例,一般吧主发表的帖子会在短时间内收到大量回复,吧主就是贴吧的意见领袖。由于社区论坛中存在很多从众心理,所以吧主或者版主应该提高自我综合素质,多发表高质量的信息将论坛成员引向正能量的道路中。不管是新论论坛还是社区论坛的建设与管理,政府人员、专家人员都应该参与到论坛的讨论中多与网民进行互动,对舆论进行监管,使得舆论更加理性和科学。

  四、建立指挥协调机制,促使主流意见理性化

  网络时代的舆论引导,单靠政府,力量太显微薄;二单靠传统的新闻发布方式也已经过时。政府必须懂得用新兴媒体的方式来引导舆论,不仅要学会利用网络、微博等平台第一时间快速进行新闻发布,还需要打出组合拳,即引进专家学者等第三人或者中间人机制、网络评议员机制,再加上传统的新闻发布会等,多头并进才能有效引导舆论和进行危机公关。

  网上舆情很多设涉及政府及相关部门,互联网信息内容主管部门本身不介入政府具体的行政工作,因此也就无法从源头上解决关于政府舆情的相关问题。[卿立新.微博时代网络事件传播规律与处置探讨[J]求索,2010(12):2-5

  ]网上舆情应是系统性的工作:从政府内各部门而言,需各部门协调配合;从应对方式而言,需新闻发布会、网络发言人、第三方调查等方法齐头并进。建立健全网络舆论应对机制。

  互联网信息内容主管部门是网上舆论应对的日常协调处,是涉网管理部门的总牵头单位。网上舆情涉及到哪个地区或部门,互联网信息内容主管部门就协调该处地区或部门应对。由于不同地方对建设互联网信息内容主管部门机构重视程度不一,使各地在网上舆论应对的投入与效果上差别很大,特别是县市区大都还未设立专门的互联网信息内容主管部门,又缺乏纵向的拓展延伸,建立完善统一指挥、协调有力、运转高效的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体制显得迫在眉捷。因此,应当进一步加强互联网信息主管部门机构的建设,提升互联网管理和机构的战略地位,按大部制设立专门的国家网络管理机构,从中央到地方将其作为相对独立的系统加以配置、延伸和完善,进一步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

  第三节网络群体性事件善后处理机制

  一、网络群体性事件后期跟踪机制

  网络群体性事件在经历了生成、扩散后,随着舆情在抗争对象和政府的积极干预作用下,网络群体性事件也随着事件解决而逐渐得到平息,进入消减阶段。此阶段处于耗散期,内在动力已经得到基本的发泄而衰竭。但逐渐的衰竭并不代表完全消失,而是完全有可能“死灰复燃”,因此,加强对网群=事件的最后动态跟踪和相关的措施。网群事件处置告一段落后,若引发网群体性事件舆情的负面事件仍在处理之中,或尚未得到彻底解决的,要实时跟踪事态发展。若负面舆情信息未在媒体刊载、播出或媒体没有跟进报道的,处理此事件的政府相关部门必须定期跟踪调查并向上级书面汇报案件处置进展情况,直至完全平息。

  通过领导干部调研制度,群众接待日制度,基层联系点制度等,将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的工作方法落到实处,关注社会动态,及时捕捉深层次、动态性、敏感性网群事件信息。以回贴、跟帖、撰写评论文章、书面回复等形式,纠正网上错误言论,对影响严重的,及时联系网络媒体做好跟踪深入报道。

  二、网络群体性事件影响修复机制

  对于网群事件处置工作结束后,组织有关部门及专家对案件发生、处置等过程中新闻媒体报道情况及舆情应对情况进行全面总结与评估。对有指导意义的典型个案,特别是对处置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和突出问题,形成书面材料或制作影像专题资料,组织学习讨论,提升工作水平。

  事发地政府部门应深入剖析网群事件产生的根源、暴露出来的问题,研究提出切实有效的整改措施并认真加以落实,整改结果及时告知群众,赢得社会对政府工作的支持,重塑公安警察的良好形象。

  具体来说,一是利益补偿机制。危机后,网络群体性事件尤其是一些虚假舆情信息必然会对对象组织或个人产生低毁、诬陷、中伤甚至生命财产的影响。政府对于舆情影响的利益相关者进行必要的、适当补偿,是政府舆情监控善后的一项重要措施,主要包括两种,即金钱或物质上的补偿和救助形式的有形补偿,发布声誉声明、精神抚慰、心理辅导等无形补偿。二是健全沟通机制,政府需要在舆情后期对大众媒介、网络意见领袖、网络版主等沟通渠道展开舆情“灾后”公关,重新建立彼此相互信任的合作关系,进一步与相关沟通渠道保持良好的互动关系。

  三、网络群体性事件问责机制

  严肃追究领导责任,深刻反省事件教训。在认真调查网络群体性事件发生原因后,要启动问责程序,严格按照法律条文和党纪国法,追究相关负责人的责任,该降职的降职、该撤职要撤职、该进入司法程序的依法审判。系统掌握网群事件应对的方法技巧,全面提升网群事件驾驭水平。同时,要建立网群事件治理的责任连带制度。责任管理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架构,具有一定的整体性。在应对网群事件责任管理中,既要追究直接责任人,也要建立责任连带制度,对徇私枉法、姑息养奸的责任人追究连带责任,并追究违法违规重新启用责任者的领导责任。最后,要创新网群事件治理的行政问责途径。在应对突发事件的行政问责管理中,进一步强化媒体问责,充分发挥媒体在行政问责中的监督作用;不仅要强调政府的行政问责,与此同时,也要创新问责方式和途径,进一步探索和完善“异体问责”,主要包括强化人大问责,明确并落实人大作为问责主体的权利;确保司法问责,建立司法机构相关的部门在问责中的协同联动机制;引导第三方适当参与问责,确保问责多元化及广泛性,确保网群事件调查的高准确性、高透明度、高及时性。

  问责程序的公正性、规范性、可操作性,是实行网群事件奖惩问责制的保障。健全奖惩问责程序,使责任追究的启动、运行和落实做到有规可依,让问责在阳光下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问责程序应当详细规定以下几个层次。

  一是启动程序,即问责事由出现后问责程序的启动。规定问责主体是各级互联网信息内容主管部门,既可以自行启动问责,也可以根据同级或上级组织的要求提出问责,还可以根据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检举、控告、投诉以及新闻媒体曝光提出问责。二是调查程序,即问责主体组织有关部门及人员对问责事由进行彻底调查,分清责任。对调查人员的组成、权利和义务、证据收集、调查意见、时限等作出明确规定。三是处理程序。由调查组根据调查情况,提出问责初步处理的意见。根据调查结论,由行政首长决定,形成最终问责结论。四是补救程序。就是给被问责对象一个申诉、复议的程序,避免被错误追究责任。五是监督程序。问责的过程和结果应当接受人大机关、上级部门、新闻媒体和网民群众的监督,应当保证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