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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案例分享-论我国的刑事诉讼中的没收程序

2021-04-30 14:15:17

  《刑事诉讼法》第298条至301条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目前,没收程序仍然存在着诉讼架构失衡,缺乏控辩平等,适用案件的范围界定不合理、模糊,法院职权有待扩展,“一年”期间规定存在疑惑,近亲属与辩护人定位不明,缺乏救济途径等问题。本文先简要地介绍我国刑事诉讼中的没收程序,再重点对目前刑事诉讼中的没收程序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提出并阐述存在的问题;分析主要的原因:启动条件严格,适用过少,原有利益链被打破,无法及时适应,设立时间短,现行体制没有对接没收程序的实施;最后对应存在的问题一一提出笔者的建议和看法,希望能深入分析我国的刑事诉讼中的没收程序的境况,对该制度增加认识和关注。

  21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尤其是经济全球化为资金、资产转移提供了机会,当腐败、洗钱、恐怖活动等犯罪遇上资产可以向境外转移的契机时,违法所得的追缴变得极其困难。因为在刑事诉讼中的没收程序确定以前,想要通过国家公权力来处理违法所得是需要建立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案的基础上的,所以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潜逃、缺席时,就不能及时采取没收相应财产的措施。

  2012年《刑事诉讼法》首次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该项程序的孕育是充分符合我国国情的。首先,国家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进行反腐工作,到了资金追缴这一环节,需要相应的法律来为执法机关赋权,我国反腐力度最大的时间是2014年至2016年这三年,2012年通过的《刑事诉讼法》及时地为国家的重要行动做好准备。其次,贪官外逃带走了大量的资金,并且导致了严重的危害,犯罪所得的没收程序必须又快又好地完善起来。最后,资金大量流向境外就需要国际间的合作,而在2012年以前我国也没有具体的法条可以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资产追回机制对接,境外追赃机制有待补充。因此,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加入了“没收程序”的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2.没收程序的起源。一方面,最早的没收制度可以追溯到18世纪资本主义工业时代英国的海关法中的单行航海条例。当时,大部分的违反海关法的行为是发生在公海上的,在公海里寻找犯罪证据根本就是大海捞针,因此,锁定实施违法行为的人就很困难。另外,如果要先定罪再没收违法所得,而嫌疑人却不到案或者英国法院对此根本就没有管辖权,那么案件大量积压司法效率得不到保障,受害人也难以得到损害赔偿。对于当时的英国而言,不会让一个享有海上霸权的国家的公民遭受此等损伤,因此英国政府为开创了没收制度的先河,该制度首次将“物”作为刑事审判的标的,和“人”的审判可以分开进行。所以,笔者认为刑诉中的没收程序在理论上起源于单独对物的诉讼。

  另一方面,在立法上,我国作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缔约国,没收程序的相关规定衔接了《公约》第54条的规定,也借鉴了一些先进的立法经验,最重要的是仔细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一步步构建出现有的没收程序。

  (二)意义

  虽然没收程序仍然存在很多不足,但是整体来看意义重大。“十八大”以来,我国的反腐和追赃工作愈加得到高度重视。刑事诉讼中的没收程序为整治贪污贿赂问题、打击恐怖活动提供了法律基础,既能更快地追缴违法所得,不让财产部分逃脱法律的制裁,也能通过切断经济来源的方式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动困难,由此制止下一步的逃匿、洗钱等行为。长期将没收程序立于《刑事诉讼法》中,还能起到威慑的作用,为存有坏心的人敲响警钟。

  我国的没收程序在国际层面上,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充分接轨,为及时追缴已经外流到境外的资产提供了法律依据,在过往的案例中,不乏检察机关等与《公约》缔约国或批准生效国相互合作,将已经转移至境外的违法所得成功追回的案例。反腐和反恐是全世界共同的需求,以没收程序的设立作为我国尊重程序正当原则的依据,与世界各国合作从而实现高效追赃的司法进步。

  二、没收程序的基本概念认定

  关于刑事诉讼中的没收程序所涉及到的概念,最高法和最高检已经出台了相应的司法解释,笔者只就“逃匿、死亡”和“应当追缴的财产”这两个相对抽象的概念进行议论。

  (一)关于“逃匿、死亡”的认定

  根据《规定》,“逃匿”可以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来进行理解:主观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为了“逃避侦查和刑事追究”,客观上表现为“潜逃、隐匿或在刑事诉讼过程中逃脱”。相较于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对于“逃匿”的界定而言,我国的界定略微不够详细和明确,但是笔者认为可以做广义理解,因为既然已经将人与物相对地分开,那么就没收程序而言,要尽可能提高财产没收的司法效率。

  另外,《规定》指出,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满两年或者有关机关证明不可能生存时,认定为“逃匿”。其实这里的规定和民法中宣告死亡的条件已经重合,但是如果宣告死亡,就要涉及到对被继承人财产的处理,此时来处理财产要先分割合法收入和违法所得,还要再确定人身关系,外界也容易对检查机关和监察机关存疑,本来复杂的案件就变得更加复杂,此时认定为“死亡”弊大于利,所以认定为“逃匿”。

  “死亡”的认定在此处并无特殊之处。但是不难发现,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立案前就已经逃匿或死亡,根据现有立法无法进行没收程序的启动。因为《规定》默认了逃匿和死亡都是立案后的行为,如果这个漏洞不补的话,那些已经逃匿或死亡的犯罪分子依旧不会受到足够的制裁,一些违法所得依旧无法归还给合法的权利人,以该违法所得为对象的法律关系将无法修复。

  (二)关于“应当追缴的财产”的认定

  笔者更倾向于将“应当追缴的财产”分为违法所得和其他涉案财产。严格定义“应当追缴的财产”的意义在于将犯罪分子的合法所得和违法收入区分开来,只有“应当追缴的财产”是会被没收的,而合法的收入法律照常能够尊重所有人的权利。

  不论是“违法所得”本身,也就是通过违法所得而获得的那些钱、物;还是由“违法所得”而“钱生钱”孳生的新的一部分财产,比如用于投资后有所收益,金额已经比原先的“违法所得”大;或者“违法所得”已经“改头换面”不再是原有的形式,例如流动的资金已经转变成了犯罪嫌疑人在境外的房产和车辆。这些都算作是“违法所得”。

  “其他涉案财产”在笔者看来,一方面,可以理解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工具。它可以是某的犯罪既遂所必须的违禁品,也可以是虽然来源合法但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用于从事违法活动的财产。另一方面,作为此条规定的兜底条款,可以在实践中进行补充。

  三、我国没收程序的不足之处

  (一)诉讼架构失衡,缺乏控辩平等

  众所周知,审判活动有赖于控、辩、审三方的基本结构。然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或者死亡是启动没收程序的前提,也就是说辩方的缺席会导致控、辩双方本应有的对抗在没收程序申请的审理中非常微弱,并且,仅仅存在审判员一方和检察机关一方时审判中立又要如何保证呢?这时,法官大部分听取的是控方的一家之言,要求法官去查明事实未免难度太大。既然连认定事实和依据都难以保证,那么法官所作出的判决很容易就会导致倾斜向某一方的结果。

  笔者承认,有的时候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之间是会有取舍。然而,缺乏诉讼架构平衡的审理所遗留下来的最基本的事实认定问题,终将变成此制度会面临的难以突破的瓶颈,影响程序正义。正当合法的没收和不讲道理的抄家的界限,不正取决于违法所得和合法收入的划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本人的财产和其共同生活的人的财产的认定吗?

  (二)适用案件的范围界定不合理、模糊

  首先,2012年公布《刑事诉讼法》的时候法条本身对于适用案件的范围十分模糊,后来虽然颁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但还是存在诸多疑惑。该司法解释第507条将适用范围划分为了两类:“(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了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犯罪后逃匿,通缉一年后不能到案的;(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这样规定隐含的意思是:只要犯罪嫌疑人、报告人死亡,就可以将普通的刑事案件与贪污贿赂、恐怖活动犯罪这样的重大犯罪相等同。笔者认为这背离了没收程序的立法初衷。没收程序是为了加大对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的打击而设立的,并非要将没收程序推广适用到整个刑事诉讼活动中。

  其次,“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犯罪”的“等”字指什么?全国人大官网的观点是:这个“等”不宜扩大,之后能适用于什么案件还要实践一段时间之后再来商榷。现实却是,在过往的案例中有毒品类犯罪、诈骗类犯罪适用过没收程序,所以该观点貌似并没有得到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认可和支持。

  最后,“重大犯罪”案件的界定标准在适用于没收程序时,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不够适合。其中的“社会影响力”标准一方面很模糊、抽象,权利机关很难去量化它。另一方面,贪污贿赂犯罪在调查阶段和侦查阶段一般都秘密进行,即使到了审判阶段因为职务犯罪的特殊性也有很大的可能会为保护国家秘密而不公开审理,所以社会影响力究竟大不大不是在人民检察院申请没收违法所得之前就能得出结论的。

  (三)法院职权有待扩展,管辖法院有待明确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没收程序应该有检察院向法院提出申请。那么问题来了,既然案件已经进入到了审判阶段,根据程序法的立法惯例来看,审判机关的主导地位十分明显。因此,此时依然只有检察院可以提出没收申请太过单一,法院没有充分发挥审判阶段自身诉讼地位的优势,司法效率也被局限的申请权限拉低。而且笔者认为,之所以将检察院设定为提出申请的主体,是因为在监察法尚未颁布施行时,调查相关的违法所得、收集证据等工作都是由检察机关来完成的,所以让检察院直接提出申请确实更为便利。但是现在既然已经把这部分权利划分给了监察机关,原先考虑的便捷性问题也就是假命题了,所以不妨重新考虑提出申请的主体。

  《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犯罪地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居住地的中级法院”,这样规定忽略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涉案财产并不在犯罪地或居住地的情况,而且实践中涉案财产大概率处于多个地点,对于法院而言,如果不动产并不在本地,就要异地执行,执行难的问题难以解决,不利于及时地将没收程序推进下去。

  (四)“一年”期间规定存在疑惑

  《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情况之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在通缉一年后不能到案”,笔者认为“一年”这个时间很难理解。为什么一定要满一年不能到案才能达到检察院提出申请的事实标准。一年之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一边逃匿,一边转移资产、洗钱等。从犯罪分子的角度出发,贪污贿赂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都是故意犯罪,所以说,犯罪分子在实行犯罪行为的时候就能够意识到即将进账的违法所得,既然如此,他们当然会提前将违法所得进行转移、洗白等,到犯罪行为暴露受到追责的时候,监察机关、侦察机关能够将违法所得查到不难,但是结合案例来看目前还做不到把违法所得在短时间内完全理清,那么尚未被查封、扣押、冻结的那一部分违法所得就会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新的出路,也正是这一部分违法所得保障了他们潜逃到境外后的生活来源。一年的时间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了新的机会,他们又可以在境外继续转移资产,或者进行新的违法犯罪活动,一年之后,案情极有可能变得更加复杂。

  (五)近亲属与辩护人定位不明

  在没收程序中,近亲属可能会有两种相冲突的身份: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财产利益相关的利害关系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近亲属。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近亲属代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参加诉讼时,应该维护的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益;但如果是本案的利害关系人,可能就要主张维护自己的财产权利,那么此时近亲属究竟是维护自己的财产权还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财产权呢,这显然存在冲突。并且如果利害关系人为了使自己占据优势,而消极行使自己的代理权,又会进一步辐射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的诉讼权。

  辩护人在刑事诉讼中承担着保障人权的重担,尤其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缺席的情况下,辩护人的重要性更上一层楼。但是在没收程序中,法律只规定了近亲属和其他利害关系人参与诉讼的方式,即自己参加或者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而没有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参加诉讼的方式,这里隐含着某种意义上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代理权的忽略与剥夺。如果已经逃匿或死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辩护人代表其参加诉讼的话,如前文提到的,缺乏控辩平等,难以把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同时兼顾。

  (六)缺乏救济途径

  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言,因为没收程序的特殊性质,上诉权无法由当事人本人亲自行使,所以《刑事诉讼法》给予了近亲属上诉权。这一点的确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权利的救济,但是在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中,并未出现有关没收程序的二审程序的具体规定,也没有对近亲属的上诉权做具体的描述。基于此,审判后的救济究竟能不能落到实处呢?例如,《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没收财产有错误时“返还、赔偿”,却并没有规定如果该错误已经无法补救应该怎么办。法律规定了上诉权在法院作出裁定后5日内行驶,但是并没有指明应该向原审法院上诉还是向上一级法院上诉,如果上诉成立,二审过程中如果发现新的应该被没收的财产,二审可以加大没收范围吗?在财产被没收的期间内,例如股票、期货等容易发生价值变化的财产如果遭受了损失,除了返还还需要赔偿吗?如果赔偿的话,这些损失是市场波动造成的,与没收的机关并没有太大联系;如果不赔偿的话,这些损失就是要当事人为别人的错误承担责任。不论赔与不赔,作出错误裁定的责任主体又是谁呢?值得提醒的是,本身就已经存在诉讼架构失衡的问题了,如果发生冤假错案,利害关系人靠什么来对抗侦察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围绕错误而捆绑在一起的利益和权力。

  四、原因分析

  (一)启动条件严格,适用过少

  没收程序既然是特别程序,其适用范围、适用对象,都与普通的刑事诉讼程序有很大的不同。并且这些不同往往都是缩小了适用范围、适用对象,所以没收程序的启动比普通程序启动更为严格,例如只包含贪污贿赂、恐怖活动等重大犯罪,而不包含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较常见的犯罪。加之在2018年之前,刑事诉讼中的缺席审判地位暧昧,实践中审判机关适用起来容易受到质疑,连带上没收程序的适用也相应地减少了。刑事诉讼中的没收程序不能被轻易适用,从2013年开始实施至今,只有49个案例适用了关于刑事诉讼的没收程序的法律,数量之少可见一斑,因此,就没有办法通过充足的实践经验来发现问题并及时解决

  前年缺席审判制度刚建立,相当于为没收制度配上了配套措施,笔者认为没收程序在未来几年中会得到更广泛的适用,缺席审判建立后这项缺漏会得到弥补。

  (二)原有利益链被打破,无法及时适应

  没收违法所得的办案机关在处理相关案件时,内部会对相关涉案财产进行分配处理,类似于“调解”过程,由权力机关出面,将近亲属和利害关系人之间的利益进行协调分配,这样双方既然已经达成协议,后期再提出异议的可能性就不大了,办案机关可以方便很多,并且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过程中办案机关也能获得一定的利益,这种现象在没收程序出台之前几乎成为了没收违法所得的潜规则[毛兴勤:《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14年版,第108页]。没收程序使没收违法所得拥有了规范的流程,也阻断了办案机关原有的利益链。

  笔者通过检索案例发现,在没收程序设立之前,权力机关会直接将要没收的财产返还给利害关系人或者启动行政的没收程序。而现在需要单独启动刑事诉讼的没收程序,虽然促进了程序正义的追求,但是为办案机关增加了工作量,对于他们而言便捷度降低了,单位工作量的增加使得办案机关无法及时适应这项制度。

  (三)设立时间短,有待“成长”

  1.时间太短。刑事诉讼中的没收程序仅仅设立了7年,相较于欧美上百年的历史而言太过年轻,理论和实践都有待一定量的积累再去进行完善。而且在设立没收程序的时候借鉴了大量的国外立法经验,虽然是一次成功的法律移植,但是仍然需要时间来适应中国的法律文化环境,需要不断地与我国的国情进行紧密结合,这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是难以做到的。

  2.现实国情是“重实体轻程序”。没收程序的设立和执行,都能够体现国家对程序的重视,否则就如前文所述,直接行政没收就简洁快速地处理好涉案财产了。但是目前我国的司法活动中,体现的依然是“重实体轻程序”的风格,所以各界对刑事诉讼中的没收程序这样的一个“重程序”的制度的重视度还不够。

  (四)现行体制没有对接没收程序的实施

  1.司法协助无法及时对接。启动没收程序的是市级司法机关,如中级人民法院,但是如果需要国际间的司法协助,此级司法机关没有权限直接对接国际机关,又需要经历最高级的司法机关向境外发函等操作,[李华波案中国与新加坡的多封函可以证明]然而最高法、最高检或外交部门并没有设立专门处理没收程序案件的机关或机构,国际司法协助需求无法及时满足,也就导致了涉及到跨境追赃时诸多问题的积累。这同时也能够解释犯罪分子倾向于转移资产到境外的原因。

  2.“重人轻物”的倾向。传统的刑事诉讼有“重人轻物”的特点,重点在于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追责,而不是处理违法所得。这个特点残留在没收程序中体现为已经逃匿的犯罪嫌疑人,必须通缉1年后才能启动没收程序,即使没收程序是对物的诉讼,依然有如此严格的对人要求。关键在于,“一年期”太过保护当事人权利,而忽视了一年时间在洗钱、转移资产等行为上的重大意义,立法者在考虑此项规定的时候缺乏经济学与法学的结合分析,使得此项规定的社会适应性略微欠缺。

  五、对策与建议

  (一)加强权利保障

  首先,笔者认为应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被告可以缺席,但是辩护权不能缺席。实践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已经逃匿或者死亡后,他们的辩护权也得不到足够的保障。那么要想实现诉讼架构的平衡,就必须加大力度保障他们的辩护权。具体可以是办案机关必须及时地履行告知义务,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近亲属所享有的辩护权,并且充分解释没收程序的过程和后果。也可以是积极地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律师创造办案条件,针对诉讼架构失衡的案件给予充分的理解和支持。

  其次,可以向利害关系人提供法律援助。鉴于《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利害关系人有权参加诉讼,而没有规定其有权获得法律援助,笔者认为法律援助的问题应该得到重视。案例中的很多情况是:在没收程序启动前,侦察机关或监察机关为了防止违法所得被转移,对涉案财产进行查封、扣押、冻结。此时近亲属的财产可能也会被波及,他们已经没有足够的财力去支付律师费用了,“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也就成了一句空话,所以应当向有需要的利害关系人提供法律援助。

  (二)严格规定案件范围

  首先,应该坚持吧没收程序的范围锁定在贪污贿赂、恐怖活动犯罪等重大犯罪之内,而不能扩宽到轻罪上,呼应没收程序的立法本意。这也有利于弥补没收程序本身就存在的缺陷,可以体现诉讼法立法对公民财产权的尊重。

  其次,笔者认为“等”字包含了一些什么罪名,立法机关应该直接列举出来,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在适用的时候有整齐划一的标准,提高司法效率,不要用法律的弹性来掩盖立法不严谨的纰漏。

  最后,既然没收程序申请是对物的诉讼,那么可以以具体的金额作为判断“重大犯罪”的标准之一。立法机关规定超过某个数额就可以作为没收程序中的“重大犯罪”案件处理,公安机关或监察机关、检察机关直接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资产进行评估,只要超过了该规定数额,就可以划入没收程序适用案件的范围。

  (三)法院可以依职权直接执行没收程序,重塑管辖法院的结构

  法院在诉讼阶段可以直接采取没收措施,而不是非要等待检察院的申请。法院此时所掌握的资料应该是控、辩、审三方中最完整的,所以法院完全有能力和立场直接决定执行没收程序。立法将直接采取没收措施的权利赋予管辖法院,可以让没收程序更加高效,也可以让法院与检察院共同承担申请的责任,防止检查机关申请不及时或者申请遗漏。

  可以将不动产所在地法院也增加到管辖法院中。就像民事诉讼中不动产纠纷由不动产所在地法院管辖一样,同理,为了方便对不动产进行各项操作,将申请没收的不动产所在地法院加到管辖法院中能减轻异地执行的压力。所谓重塑结构是指,将犯罪地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居住地的中级法院作为整个案件的核心,如果涉案财产既在犯罪地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居住地,也在其他地方,那就以犯罪地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居住地中院为主,其他地区的中院配合审理,借助现代信息技术互通信息,减少遗漏,提高效率。

  (四)对“一年”时间进行限制

  “逃匿”可以简单地分为逃往境外和境内。如果逃至境外那么直接根据2018年的新《刑事诉讼法》启动缺席审判。但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果就在境内逃匿的话,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不能给予其一年的时间去处置财产。所以,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往境内的话,笔者认为可以在满足如下条件时立即启动没收程序:1.确定有逃匿事实、确定有贪污贿赂或恐怖活动犯罪、贪污贿赂犯罪或恐怖活动犯罪与逃匿行为之间有因果关系2.被没收的违法所得清楚明了,证据充分。这样既可以防止相关财产被错误地没收,也可以及时地制止犯罪,通过快速切断犯罪分子的经济来源,阻碍其原本的逃匿计划,对侦察机关的逮捕有积极影响。

  (五)准确定位近亲属和辩护人

  既然近亲属具有的两种身份存在冲突,那么就可以根据近亲属的选择来分类处理。如果近亲属主张的是自己的财产性权利,那么其自动失去近亲属专有的一部分权利,只能与其他利害关系人享受一样的权利,只能委托律师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或寻求法律援助,不能自己代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参加诉讼。如果近亲属不主张自己的财产性权利,则可以由近亲属代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参加诉讼或者委托诉讼代理人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辩护。

  还有一种情况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或死亡前有辩护人,那么没收程序开始后,该辩护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间的关系依旧不变。因为如果不允许该辩护人照旧参加诉讼的话,就需要近亲属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重新聘请辩护人,上文所述的矛盾就会出现。

  (六)增加公告种类,设立针对性的保全制度

  公告如果没有及时地被利害关系人知悉,就会导致利害关系人无法及时地行驶自己的权利。所以,应该采取更多的措施使得公告更加到位。笔者认为,一方面可以借鉴民事诉讼的送达程序,相关文件通过直接送达或者邮寄的方式送达到利害关系人处,并且有回执,这样送达的精确性和有效性都能得到提高,还可以将送达的责任明确到具体的工作人员,如果送达环节出现问题,方便追责。另一方面,与利害关系人相关的是财产性权利,那就可以在涉及产权变动的场合增加公告,例如不动产登记中心、房地产公司、证券机构等,相较于关注法院的公告栏、报纸刊登内容,普通民众对这些机构和机关发布的公告关注度会更高。

  对没收财产的保全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根植于我国本土从而使得我国的没收程序更加完善。在美国,司法机关不用承担亲自管理涉案财产的责任,而是由占有人提供担保,由权利人自行保管财产会得到什么样的保护就不再是司法机关的责任,如果有损失自然也不用司法机关负责,减轻了司法机关的压力。对于我国而言,可以允许利害关系人提出担保,借鉴“取保候审”制度的担保,“取保候审”保的是人,这里保的是物,没收程序本来也是对物诉讼,所以可以像取保候审一样去担保,既可以是人保也可以是财保。在澳大利亚,司法机关会将没收的财产交给专业的机构进行管理,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可以将没收的违法所得交给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这样的国家专门机关进行管理,也可以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筛选出具有充分的财产管理能力的机构进行管理。

  前文提到如果因为法院的错误裁决导致财产在被执行没收后遭受损失,是否可以向司法机关索赔的问题。笔者认为是可以的,虽然司法机关对市场波动没有责任,但对财产被错误没收有直接责任,并且在我国的法律中不乏国家机关没收当事人的财产后有妥善保管的义务的法治精神。并且,法律还应该明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利害关系人索赔时的程序和受理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