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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方法介绍-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及其影响

2021-05-24 13:42:46

  1900年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清政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在民众的强烈要求下,清政府对教育进行了改革,即清末的新政教育制度改革(1901-1911),其中清末的教育制度改革本身就成为了重头戏,它彻底废除了已经存在1300多年的中国科举制度,为近代中国教育的发展扫清了障碍,促进中国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本文首先对清末新政教育改革背景进行探讨,然后对清末新政教育改革的具体措施及重要影响进行了着重分析,以期通过梳理清末新政时期教育改革的相关具体内容与产生的影响,不断加深对清末新政时期教育改革的理解。

  我国具有悠久的教育历史,即从我国最早的教育家,思想家孔子在春秋时期开创了儒家学说,为古代教育理论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科举制度在隋唐时期逐渐开始形成,在封建社会教育中的慢慢成为核心的教育制度;晚清作为中国教育的重要转折点,在历经洋务教育、维新教育、新政教育三个阶段后,使得中国教育逐渐走向近代化。其中,在新政教育中出现的壬寅学制和葵卯学制使中国进入有系统的教育时期,以及废除科举后为中国近代教育发展扫清一大障碍。因而,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作为推动我国教育从封建教育走向近代化教育的重要转折点,对我国教育改革的探索具有深刻的意义。

  1.研究目的

  1900年初,清政府一方面要镇压义和团运动,另一方面要面临着来自八国联军的压力,情况十分紧急。为了挽救这个局面,稳定当前政局,督办政务处便应运而生,开始逐步推行以改革官制、兵制、学制、奖励工商为主要内容的“新政”,史称清末“新政”。由于清政府自身的局限性以及当时复杂的社会背景等原因,“新政”中很多项改革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其中,达到比较显著效果的是有关教育方面的改革,为创立教育新体系的以及发展人才培养制度打下坚实的基础。清末新政时期教育改革的实施对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对中国教育现代化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梳理清末新政时期教育改革的具体内容与产生的影响,不仅为当今教育的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还可以进一步丰富我国的教育理论,有助于我们对我国当前教育改革产生新的思考与启示。

  (二)文献综述

  1.有关国外的研究现状

  由于对国外的相关研究查找得不够多,在查找到现有的国外学者的著作中,

  涉及到对清末新政、教育改革等历史事件以及作者对这些事件的评价,对写作本文提供了一些思路。这些著作有:傅吾康(Wolgang Franke)的《中国科举制度革废考》一书中对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作者认为,新教育的发展应该冲破科举制度的束缚科举制度,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产生的新要求,科举制的废除存在必然性。巴斯蒂(Marianne Bastid)的《20世纪初的中国教育改革》一书以张謇的相关教育理论及所形成的教育思想的研究,以及他在江苏的教育考察活动为例子,分析在晚清教育改革中里面近代乡绅和商户起到的作用,以及清政府与近代乡绅和商户在教育的兴办之间的关系。麦金农(Stephen R.Mackinnon)的《晚清中华帝国的权力与政治:袁世凯在北京与天津》一书通过对清末新政期间袁世凯所行使的相关政治权力以及所从事的改革事业的具体考察,直接揭示晚清政治权力结构的演变。美国的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晴史》一书中通过对教育改革的探讨,指出教育改革是从改革科举、创办新学堂和鼓励出国留学开始的。

  2.有关国内的研究现状

  目前所能寻找的有关“新政”教育方面的文献主要有以蓝岚的《社会变革视角下的中日近代教育制度变革比较研究》为代表的对日本明治维新与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的对比;新政背景下,地方教育改革的情况,比如林松的《清末新政与西南川边新式教育改革》与张中楷的《清末新政影响下的长春教育》等从地方视角对该时期的教育改革进行描写与评价;以李冬雪《清末新政政治改革》为代表的作品,将“新政”背景下的教育改革与“新政”的政治改革一起进行梳理,更多的是从政治方面进行思考与剖析,却没能进一步细化与深入的思考关于教育改革方面的内容。马鸿儒的《清末“新政”与教育改革评述》中重点提到作为上层建筑重要部分的教育与它的改革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其他组成部分有一定的联系性。朱国仁的《评清末“新政”时期的高等教育改革》提到了实行教育改革是当时经济、政治和军事改革的必然要求,同时也使近代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必然结果。邢瑞苗的《清末新政的教育改革》指出了实行教育改革的实质,即维护清王朝的统治。郑丽琴的《清末新政教育改革评价及其现代启示》中通过对实行教育改革的积极意义和局限性的论述,进而得出清末教育改革利大于弊。林江彩的《张之洞与清末新政教育改革》通过对张之洞思想的研究,来揭示新政的教育改革。马玉娟的《清末直隶教育研究》将“清末”界定为1895年天津中西学堂的成立开始到1911年清政府灭亡这一时间段。将普通教育、实业、军事、师范等都纳入直隶教育研究的范畴,对于清末直隶教育做出整体、系统的论述。黄加文与曾绍东的《清论“清末”时期的教育改革及影响》等作品与本文选题一致,在拜读过程中,笔者发现对于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的直接研究并不多,现有研究中指出了新政时期教育发展取得的成就、发展的特点以及评价,但研究的不够充分,总结的较为片面,缺乏对于清末新政时期教育改革的背景的相关研究。因此,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一、清末新政时期教育改革的背景

  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逐渐从封建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与此同时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不断入侵史中华民族危机不断加深,为了挽救中华民族的危机以及改变中国的现状,中国的学者和知识分子开始睁眼看西方世界。通过对西方文化的了解,他们开始从技术,制度层面向西方学习,中国由此进入了近代化的历程。而在近代化进程中,教育改革一直是其中的重要环节。在洋务运动时期,李鸿章在看到当时中国积贫积弱的现状,指出“培养人才实为中国自强之根本”[李鸿章:《肆习西学请奖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五十三,第1597页]。于是他开始在教育方面提出一系列改革设想,即译洋文,娉外教,设学堂,派留学。在维新变法时期,梁启超更加深切的认识到,“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梁启超:《学校总论》,《饮冰室文集》,第一册,台湾中华书局,1981年,第十四页],要求废除科举制,大力发展学校事业,开启民众的才智。1900年,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使中国遭到了重创,而《辛丑条约》的签订,更是雪上加霜,在这种情况下,朝廷内外人士强烈呼吁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清政府在1901年开始实行新政,对军事政治领域,经济文化领域,政治与文化领域,教育领域等进行全方位的改革。由于认识到“教育之兴废,为国家强弱所由系,教育之良否,为人民智昧所由分,东西各国莫不注重教育,合力通筹,以立强国智民之本”[故宫博物馆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1012页],清政府把“兴学育才”放首要地位,为此,教育改革开始拉开序幕。

  二、清末新政教育改革的具体措施及局限性

  (一)清末新政教育改革的具体措施

  1.革新学制

  《辛丑条约》签订后,全国上下要求改革。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清廷谕曰“兴学育才,实为当今急务。京师首善之区,尤宜加意作育,以树风声。前建大学,应切实举办。”[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一零七,志八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76.07.]于是便任命张百熙为管学大臣,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张百熙向清廷递交《钦定学堂章程》,由于该学制是在壬寅年递交的,所以又称“壬寅学制”,该学制一方面规定了各级各类学堂的具体性质,根据其性质以培养专门的人才,另一方面又对学生的相关入学条件,入学年限,课程设置进行严格要求。该章程将除大学堂以外的学堂分为高等学堂、中学堂、小学堂、蒙养学堂四种。蒙养学堂年限为四年,相当于当时的初等小学;小学堂又分为寻常和高等两种,小学堂年限为三年,相当于现在的高级小学;高等小学堂年限也为三年,相当于现在的初级中学;中学堂年限为四年,并且在此基础上设实业科,第三年起开始分科;与此同时在中学堂外又设中等实业学堂,学生来源于高等小学毕业生,设师范学堂用来培养小学的教习;在中学堂毕业后升入高等学堂,作为大学堂的预备生;高等学堂按照大学堂的章程进行分科学习,即政科和艺科;除此之外,高等学堂还外设农工商医高等专门实业学堂;中学堂的修业年限为二十一年。作为中国第一个系统的学制-壬寅学制,虽然未能被推行,却开启了中国教育学制制度化的历程。

  张百熙、张之洞、荣庆三人于光绪二十九年,在原有的学制上进行合作修改,清政府于光绪三十年一月正式发布相关章程,即《奏定学堂章程》,由于是在癸卯年发布的,故称“癸卯学制”,该学制依靠得到制度层面和法律层面的保障,其在全国的约束力和影响力超过壬寅学制。癸卯学制基本确定教育层次分为大学堂、中学堂、小学堂、蒙养院。该章程中蒙养院的年限为4年;小学堂分为初等和高等两种,初等小学堂年限为五年,高等小学堂年限为四年,其中高等小学堂还外设实业补习普通学堂(三年)、初等农工商实业学堂(三年)、艺徒学堂(半年至四年);中学堂年限为五年,其外设的中等农工商实业学堂(预科一年,总计四年);高等学堂年限为三年,其外设的预科大学堂(三年)、翻译馆(三年)、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预科一年,总计四年);大学堂则进行分科学习,即经学科、政法科、文学科、医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商科八门,其年限为三至四年;通儒院年限为五年,属研究院性质;从蒙养院到大学堂,学制的总年限长达二十至二十一年之久。在癸卯学制颁布以后,由于存在学制时间过长、科目繁杂等问题,学部结合各个地方的建议,颁布了《变通初等小学章程》等修订章程。在光绪三十六年,学部则仿照德国的相关学制,对中学的文科和实科进行分科,使癸卯学制不断得到改进和补充。该学制的建立和完善使得教育系统更加系统化和规范化,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开始实行的学制。

  总的来说,壬寅学制的出现以及癸卯学制的实行,是学制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它使我国从无系统的教育时期过渡到了有系统的教育时期,进一步促进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2.新式学堂的发展

  (1).筹措经费

  伴随着新式学堂的蓬勃式发展,许多问题不断涌现出来,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新式学堂的筹办问题,主要体现在学堂用地和资金筹措这两大方面。在学堂用地问题上,一部分学堂在清政府及其地方官员的支持下工作开展的尤为成功,如1903年“保定师范大学堂工程定限五月初日报俊房屋,共有四五百间”[《北洋官报》,1903年5月14日,第66期];1905年山西省“大学堂新造房舍现已落成,统计中西各教室及学生寄宿所五百间左右……[《北洋官报》,1904年9月21日,第414册]”但仍然有许多地方存在着筹备学堂无地可用的问题,面对这个问题,一方面通过征地的手段来获得学堂用地,如“乌兰察布盟四王子旗与察哈尔镶蓝旗毗连地段,時起争端,现已收为办公学堂公产”[清实录第58册德宗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7.05,第524页]。另一方面通过鼓励乡绅及个人捐赠土地来缓解用地问题。在资金筹措问题上,由于《辛丑条约》的签订,清政府需要向八国联军支付大量赔款,用于教育上的经费捉襟见肘。光绪二十九年袁世凯在上呈清廷的奏折中就出现这种情况“八十万两数巨期迫,筹解以极为难,此项学堂经费更无从措集”[《北洋官报》,1903年6月13日,第81册]。基于这种情况,在科举没有废除前,地方政府只能自己筹备,他们有的通过将征收粮租的多余部分作为开办学堂和维持学堂正常运转的资金,也有的将教育经费分摊到各个乡镇或等方式。在科举废除之后,又将用于科举的款项用于学堂经费,即“各省科场款项提充为经费”[清实录第58册德宗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7.05,第313页]除此之外,经费还有一大部分来自于新式学堂的个人,团体的捐赠。如光绪三十一年广平县“各项集凑捐助蒙养学堂常年经费银一千两整,以为兴学基础”[《北洋官报》,1905年7月14日,第701册]。其中,对于捐款数额巨大的个人,清政府授予一定的官职,如“以捐助学堂巨款,予江甯宁在籍候选詹世府主簿刘楫卿以知县选用。”[清实录第58册德宗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7.05,第556页]而对于主动参与学堂捐赠修建的人则通过将“姓名,捐数及开支各项,年终造册报告同乡并于门外堂中题挂捐牌以扬名誉”[《北洋官报》,1904年9月18日,第411册],以用来鼓励和嘉奖。通过政府支持与个人的筹措,资金已基本筹备完备。

  在资金筹备完成后,各学堂在原有的师资力量上,又聘请了一大批教员、教官、教习,为了方便管理,便让这批教员、教官、教习作为中国的职官,并规定任职的年限,受学堂的监察人员制约。其中,对于外国的教员则规定了一系列要求,首先是学堂聘用的外国教员须签订合同,其次是外国教员不能讲有关宗教的内容,只能讲授与本学堂有关的功课内容,最后是要求多看章程内所要求的的书籍。关于教科书方面,在官编教科书没有出版以前,由学务大臣审核鉴定后,则采用各学堂讲义及私家所编纂教科书和符合政府要求的外国教科书;在官编教科书没有出版以后,则由特教学务处进行统一的编订和印发。

  (2).新式学堂的招生要求

  随着创办学堂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后,招生工作便提上日程。对于招生条件,学堂之间有着或大或小的差异,有的学堂对学生的身份背景有一定的要求,“凡有原来堂肆业者,有望于八月二十日以前开具姓名,年岁,住址三代以及会读何书,会习何科,并引保姓名。”[《北洋官报》,1904年9月13日,第406册]也有一些学堂对学生的身份背景没有进行特殊要求的,如光绪三十年保定曾来函,“无论文武官幕工商子弟取具保结皆可米升。”[《北洋官报》,1903年6月1日,第73册]

  (3).新式学堂的发展

  一方面在政府和地方的支持下,新式学堂在全国各地获得迅速发展,根剧学报统计的结果,在1904年全国学堂总数达4222所,学生人数92169人,到1909年学堂以达52346所,学生人数增加到156.027万人。另一方面,在新式学堂的基础上衍生了师范学堂,武备学堂,女子学堂,半日学堂等多种类学堂也在共同发展。

  3.废除科举,为教育改革斩断荆棘

  科举制作为我国古代选拔人才的基本制度,被历代王朝所沿用,但到了清朝以来,它的弊端慢慢展现出来,尤其是八股取士之后,致使许多知识分子遭到无情的摧残。由于清楚感受到传统科举制度所带来的巨大弊端,在改革科举制的问题上,大部分知识分子以及有志之士都达成了共识。自变法以来,教育改革的重点对象一直是科举制度,但大多停留在表面的修改与调整,并未得到实质性的变动。直至清末推行新政以后,科举制度所存在的弊端愈发暴露,科举制留存问题成了教育改革能否被进一步推进的难题。在清政府下定决心对科举进行改革的诏令下达以后,刘坤一、张之洞首当其冲,经过两人合作商议,最终在光绪二十七年,整理成为《江楚会奏变法三摺》,在它的的第一疏中重点提到对文科进行酌情改革,对武科进行废除处理;光绪二十七年八月,清廷下诏从次年起对选拔人才的考试内容进行一系列重要改革,五篇有关中国政治历史的尝试论述作为文科的第一场,五道有关世界各国的政治,艺学的策略作为第二场,两篇有关四书,五经的解释作为第三场,与此同时八股文也被禁止使用。为了不阻碍新式学校的发展,确保学校教育的进行,张之洞与袁世凯在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再次奏请对科举的名额进行递减处理。清政府在光绪三十年年对学堂章程进行了重订,重订后宣布在光绪三十二年递减科举录取名额。清政府在光绪三十三年九月下诏“著即自丙午年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一律停止。”[朱有献:《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楫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6月版,第113页]至此延续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终于被废除。

  在科举制废除以后,1905年建立的学部则成为清政府发展教育事业的主导部门,其主要负责全国各地的学务。由于学部人员有限,1906年对学部官职进行增设和规范化管理,其中在各省设立的提学使司和提学使防止了各省各地区之间权责不明的问题。除此之外,在各省下设的学务公所以及劝学所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学务公所分为六课,即总务课、专门课、普通课、实业课、图书课、会计课。它对本省的职责进行了细化,各课各司其职,使各省的教育资源得到有效的利用,促进了各省教育事业的发展。而劝学所的建立,起初的意图是劝办小学,以期推广普及教育,直至1910年学部的《改订劝学所章程》的颁布,劝学所才发挥出它最大的作用,推进了教育的普及。清末新政时期,特别是废除科举制以后,中国的近代教育事业蓬勃发展,教育的普及程度不断提高。

  1.海外留学的发展

  在清末新政时期,留学教育不断得到发展,留学人数不断增加。关于推动留学教育发展的因素,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官员以及统治者对海外留学的支持。1901年6月,张之洞,刘坤一的《筹议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中提出奖励游学,支持自费;以日本作为首要游学地区(传习简单,节省经费,回华速);广学各门专业学科以及进入师范学堂,学成归来后补充普通教习。清帝在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发布广派留学谕,“造就人才,实系当今急务。前据江南,湖北,四川等省选派学生处洋肆业,著各省督抚一律依照办理。”[《光绪朝东花录》,第四册,中华书局1958年12月版,第4702页]在关于人员的选择上,则要求品学端优,通晓事礼。并且对于那些学有所成的官派留学生,根据他们所学的科目,进行考察检验,如果通过,则需依据实际情况奏请奖励;而对于自费的优秀留学生,在通过考察检验后,则赏给进士举人各项出身,这也导致留学人数不断增多。清政府光绪二十九年又颁布《约束游学生章程》和《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其中《约束游学生章程》是根据部分留日学生在日本的不良表现所提出的,这无疑是中国留学教育的一大进步,通过对留学生的约束,剔除了一些品行不端的留学生,提高了留学人才的质量;而《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通过对游学和自费游学的奖励,进一步激发学生的游学热情,留学人数特别是留日人数急剧增加。在面对欧美留学人数不多的情况下,在光绪三十一年八月,清帝发布多派学生分赴欧美留学谕中提到“多派学生,分赴欧美,俾宏造就”[《光绪朝东花录》,第五册,中华书局1958年12月版,第5389页],至此留学欧美的逐渐增多。在随后的几年间,掀起一股留学热潮。二是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政策推进其留学教育的发展,就以美国为例,它巧妙的利用庚子赔款这个当时清政府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通过对赔款的减收,来获取留学生,即从赔款之年起,刚开始的四年中每年选派大约一百名学生赴美游学;第五年起,每年则至少选派五十名。美国意图通过这样的手段,将帝国主义奴役殖民地的道德、思想、文化植入中国留学生的头脑。在此之后,各国开始纷纷效仿,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留学教育的发展。总的来说,无论是统治者的大力推进还是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留学教育都或多或少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有利有弊。

  (二)清末新政教育改革的局限性

  清末新政教育改革在促进中国教育发展的同时,其弊端也逐渐凸显出来,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清末新政时期中国仍然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维护清政府的封建统治是实行教育改革的实质。首先表现在教育宗旨上,清政府以“明定教育宗旨”为幌子,实际上是为教育改革设置禁区,以确保在近代化教育改革中保留大量封建主义因素,从而使教育仍然成为维护清政府进行封建统治的工具。从“迭宣示学堂,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陪养通才,首重德育,并以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诸端定其趋向。”[清实录第58册德宗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7.05,第509页

  ]我们不难看出,这个教育宗旨一方面还是存在可取之处,但另一方面它把“忠君”、“尊孔”放在首要位置,以确保封建思想的主导地位。照这种趋势下去,近代教育改革势必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其次是在教育改革中依旧保留着大量的封建教育内容,学业的基本内容依旧是儒学,即表现在祭孔仪式在清政府的要求下,学堂于每月的初一和十五学堂都要定期举行一次,而且在学堂阅读和讲授儒学经典著作都需要额外花费很多的学时,其中小学学堂占学时的1/3,中等学堂占学时的1/4,高等学堂特设经学科。最后是教育大权被满蒙亲贵族掌握着,这与近代化教育改革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在清末新政前中期,教育大权被力主新教育的孙家鼎、张百熙等人掌握着,虽然几人思想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近代教育也在他们的推动下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而到了中后期,荣庆在得到慈禧太后的赏识后,便获得了很大的权力,在1905年建立的学部中被任命为学部尚书,亲贵熙英为左侍郎,力主新教育的严修为右侍郎,这样的任命把张百熙、孙家鼎等人排除在了教育圈子之外,虽然有严修在学部里里力挽狂澜,但奈何孤掌难鸣,其随后进行新教育的话语权越来越少,以至于最后教育大权完全落入满蒙亲贵手中。清末新政的教育改革逐渐被拉入旧教育的轨道上来。

  第二,由于此次教育改革在很多方面都是在效仿日本的教育模式甚至于照抄照搬,导致其创新能力弱。如壬寅、癸卯学制并没有在日本学制中进行创新和发展,没有根据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只是单纯的模仿和抄袭,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是不利的。与此同时在与当时国情完全不相适应的情况下,只是一味引进新的教育思想、观念和教育制度,致使教育改革与众多的新旧学堂的不适应,极大浪费了当时的有限资源。

  第三,教育的内容仍保留大量封建残余。首先,由于难以得到合格的新式教育的教师,在大多数新式学堂里不可避免地仍然按照课程教课。如在光绪三十四年,在教初等小学堂的教师中百分之四十八都是那些不了解新式教育的传统功名的人。其次,几乎所有私立学堂都由绅士和文人所办,而且大部分公立学堂也是由他们发起而开办的。然而绅士阶级基本上反对政府废科举、建学堂和鼓励出国留学的政策,这严重阻碍了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再次,新制度中尽可能的保留了旧东西。如,由皇帝从高级官员中任命最后考试的总监,让他与学部大臣或巡抚一起主持考试。然后对考试合格者授予功名,这与科举考试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最后,由于政府对任何新鲜事物的恐惧,致使下意识的限制新鲜事物的发展。如,在女子教育问题上,起初政府是极其反对的,不承认妇女需要教育的必要性。他们认为妇女阅读太多的西方书籍,会使她们误入歧途而模仿外国风习,进而贻害社会。虽然在十二年得到承认,并且了女子师范学堂和女子小学章程;其目的只是限于培养贤妻良母和一些教师。

  三、清末新政背景下教育改革的意义

  虽然“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伴随着清王朝的灭亡而结束,但是,清末新政时期实施的一系列教育改革措施不仅对社会的影响广泛而深远,还对中国教育的现代化做出了重大贡献。

  第一,官派留学生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在面对中学学子外出留学这件事情,列强的态度也是有所变化,以美国为例,期初美国对中国留学生的态度是排斥的,美国当地人有排华现象,这也使得清政府不得以将留学事情搁置。在多次对中国进行掠夺之后,美国开始转变想法,打算对中国进行“文化殖民”,以期获取国人对美国的文化认同甚至崇拜。欧洲列强与日本效仿美国,其目的亦是如此。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是各国进行文化交流的大好机会,当然,许多到美游学的学子在接受西方先进文化感染的同时,也展现了东方大国的文化素养,让许多外国友人对其刮目相看,即便当时的清政府已经衰落腐败,无任何可挽救的余地,但是中国的文化底蕴依旧存在,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仍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在这过程中,更多的还是对西方先进文化的学习,毕竟当时的中国在那样的历史背景中,其社会地位注定自身的文化输出方面只能处于弱势。

  第二,随着自然、社会等科学课程被新式学堂大量开设新式学堂开设,进一步使“新学”得到传播。伴随着《奏定学堂章程》的初步颁布与进一步落实,尽管存有“新瓶装旧酒”的情况,但部分学堂在张百熙等人的管理与改革下取得可喜的成效,与改革之前相比,清末新政的教育改革,在人才培养的数量和质量都得到极大的提高。

  第三,出国游学的学子为中国发展注入新鲜血液,他们活跃于各个阶级,发挥着应有的贡献。比如留日学子成为清末宪政改革的主力军,以湖北议长汤化龙、四川议长蒲殿俊等人为代表的留学生回国后为国做出巨大贡献并成为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中坚力量。

  第四、为近代教育的确定奠定基础。首先,清末新政下的教育体系的改革使得中国教育从非制度化向制度化转变,癸卯学制的推行使学校教育规范化、制度化程度得到提高,打破以私塾为代表的非公共化管理,将学校真正纳入国家管理,,教育的有效性和实施质量得到了保证,同时推进中国近代教育学制体系建设的步伐也由此得到了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