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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案例大全-网约专车交通事故的侵权责任分析

2021-06-17 11:24:14

  网约专车是网约车的一种运营方式,与网约专车交通事故相关的侵权类案件属于新类型的侵权案件。国内与网约专车相关的新规大多数都套用传统客运的监管模式,无法解决网约专车服务特点导致的侵权责任新问题。比如交通事故下涉事主体的责任分配有争议,责任承担顺位没有理清,保险如何理赔等诸多问题,都还没有形成共同的认识。从现有的侵权责任法原理出发,认定网约专车交通事故下网约专车平台承担客运承运人责任,有利于保护乘客的合法权益。在责任承担顺序上,应当以保险先行赔付,不足部分再由平台进行补充。平台向受害人赔付后,可以根据内部协议追偿。除此之外,完善网约专车的监管模式不仅要更新理念,还要全面考虑各方的利益。

  网约专车作为一种新型的出行方式,在市场推行的过程中一直饱受关注和争议。尽管交通部发布《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营服务范围》(以下简称《服务范围》),但是,网约专车交通事故的侵权责任并没有得到厘清,网约专车平台在先行赔付后是否可以追偿这一问题也没有解决。在现实中已经发生了一些网约车交通事故的侵权案件,而各法院之间对该类案件的判决并不一样,即针对网约专车的侵权责任认定这一问题在实务中并没有形成共同的认识。本文通过分析网约专车服务特点,寻找网约专车交通事故侵权责任的新问题。首先从《侵权责任法》、《道路交通安全法》、《服务范围》等法律法规出发,厘清网约专车在交通事故中各方的责任承担,再对国内关于网约专车交通事故侵权责任认定的现状进行分析,最后从其存在的问题出发,借鉴国外关于网约专车交通事故侵权责任认定的经验,为我国专车交通事故侵权责任认定问题提供建议。

  一、网约专车交通事故侵权责任认定概述

  (一)网约专车交通事故侵权责任认定相关概念及特征

  1.网约专车服务与传统客运的差异

  网约专车[[网约专车是专门为某人或某事行驶的车辆,不包括拼车、搭便车。]]是与网约出租车、网约私家车、网约顺风车并列的,归属于网约车的其中一种运营模式。在现阶段,我国的网约专车运营模式以“四方协议”模式为主[[参见侯登华:《“四方协议”下网约车的运营模式及其监管路径》,《法学杂志》2016年第12期,第70页。]],即由网约专车平台、劳务派遣公司、汽车租赁公司与乘客分别签订专车服务协议、驾驶服务协议、租车服务协议,以这三份协议规范四方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具体操作如下:乘客通过注册成为网约专车平台的用户,之后乘客在网约专车平台的客户端上发布需要用车的信息,平台再将乘客发布的信息发布到司机的网约专车平台的客户端上,司机收到信息后,到达乘客指定的地点载送乘客。到达目的地后,乘客通过支付平台支付乘车费用[[参见啜春雷:《网约车侵权责任法律问题研究》,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第7页。]]。

  网约专车服务与传统客运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网约专车运营模式比传统的出租车运营模式多了一方网约专车平台这一方主体。传统的出租车经营模式主要通过电召或招手的方式达成运输合同,在传统的出租车服务过程中涉及的主体主要有乘客、出租车司机、出租车公司、劳务派遣公司、汽车租赁公司;而网约专车服务模式是通过乘客在网约专车平台发送出需要乘车的信息,网约专车平台再将该信息发送到专车司机的专车平台客户端,从而达成交易,即乘客点击叫车的行为是发出要约,驾驶员点击接单的行为是承诺[[参见徐晓妤《“互联网专车”乘客受害的损害赔偿责任研究》,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17-18页。]]。网约专车在此过程中为乘客与司机提供了信息。网约专车平台在网约专车运营模式中的法律地位是核心。第二,网约专车运营模式中各方的法律关系如何界定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而传统的出租车运营模式中,各方的法律关系基本的研究已经很成熟,观点分歧不大。第三,在监管问题上,网约专车的监管力度不如传统的出租车模式的强。传统的出租车实行特许经营制度,有严格的市场准入规则,其中经营者与经营车辆数量有严格的限制,传统的出租车行业受到更为严格的法律规制。而网约专车运营模式的设计本身就体现了规避监管的特点。多数网约专车平台通过与乘客、汽车租赁公司、劳务派遣公司签订四方协议,否认专车平台与乘客之间为客运合同关系,从而避免其在交通事故中侵权责任的承担。

  2.《民法典》(草案)中的网约专车侵权责任新格局

  随着《民法典》编纂和公布进程的日益临近,其所构设的新侵权责任规范格局对网约专车所产生的侵权行为的认定和责任规制也产生了新的影响。对于网约车侵权责任的意义在于:第一,明确了网约专车与网约专车租赁公司之间的关系系“挂靠”,这实际上明确了网约专车侵权责任承担主体的关系模式。即明确在道路运输行业中,如同网约专车这种涉及多方侵权主体的承运形式,只有当二者系“挂靠”形式时,二者才共同承担责任。第二,二者承担共同责任的主观前提是机动车的过错责任。原因在于:就机动车交通事故而言,和单行的《侵权责任法》一样,其并未明确机动车承担责任的过错前提,而将责任判断委诸专业机构(交警部门)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范予以认定。这种“引证规范”实际上加大了网约专车责任的判断难度。但实际上仔细分析,在判断责任所依据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标准》中,其所列举的若干标准实际上是过错责任所外化成的客观要素。因此,就网约专车侵权责任而言,其责任形式本质上还是过错责任。简言之,只有在判断机动车承担责任,才能同时追究挂靠方的责任。第三,就责任分担形式而言,该条款明确了存在“挂靠”关系的承运一方应承担连带责任。这就说明,在立法者看来,存在挂靠关系的主体二者的责任风险是一致的,对于被侵权人而言,应当确保其主张侵权责任的便利性,最大程度确保其利益。

  3.网约专车交通事故侵权责任中的赔偿责任分析

  现阶段,我国的网约专车模式以“四方协议”模式为主。法律关系的多元化使得网约专车模式下交通事故的侵权责任中赔偿责任问题的复杂化。因此要厘清网约专车交通事故的赔偿责任就应当对网约专车各方法律关系进行分析[[参见侯登华《“四方协议”下网约车的运营模式及其监管路径》,《法学杂志》2016年第12期,第70页。]]。

  第一种观点认为,网约专车平台与乘客成立的是居间合同[[我国《合同法》第424条规定:“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关系。原因如下:第一,网约专车司机可以自由选择是否接单,网约专车平台没有强制专车司机接单。虽然乘客在司机接单之前在网约专车平台上已经设定好目的地,但是在行车过程中经过专车司机与乘客的协商,目的地与路线都可以变更。可见网约专车司机与乘客之间的交易不受网约专车平台上的管控。第二,网约专车平台负责收集乘客乘车需求、乘车位置、附近车辆数量、乘客想要到达的目的地等信息,然后将收集到的所有信息放到专车平台上,供网约专车司机与乘客阅读与选择,目的是促成网约专车司机与乘客订立运输合同。网约专车平台只是将乘客的信息与网约专车司机的信息实现共享,事实上订立运输合同的并非网约专车平台与乘客。第三,网约专车平台设定的网约专车计费规则主要根据市场需求设定,不是网约专车平台与乘客的磋商所得。网约专车平台代收车费是为了保障交易安全。而平台提供打折活动,给予网约专车司机与乘客价格优惠,也是为了促进乘客与网约专车司机通过网约专车平台达成交易,与一般的居间人为了在同行中取得更大的竞争优势而降低服务价格无异。综上,网约专车平台是居间人,其促成乘客与网约专车平台交易的行为为居间行为。

  第二种观点认为,网约专车平台与乘客之间是运输合同关系。在此观点下,网约专车平台为客运承运人[[参见刘沙《网约车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研究》,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第15页。]]。笔者赞同此种观点。原因如下:第一,在整个交易过程中,网约专车平台是网约专车运输合同的实质制造者与控制者,交易的方式、价格的计算规则、服务规则等都是由平台制定与实施。乘客乘车完毕,将价款交付给网约专车平台,由平台开具发票等,这一系列的活动都证明了网约专车平台在交易的过程中不只是充当居间人,为达成交易向乘客与其他运营商提供信息的角色,网约专车平台实际上是客运承运人[[参见侯登华《“四方协议”下网约车的运营模式及其监管路径》,《法学杂志》2016年第12期,第72页。]]。

  4.网约专车交通事故的侵权责任与保险给付的关系

  发生交通事故时,涉事的网约专车会涉及两种保险给付,分别是承运人责任险与交强险。《道路交通条例》第35条[[《道路交通条例》第35条规定:“客运经营者、危险货物运输经营者应当分别为旅客或者危险货物投保承运人责任险。”]]对承运人责任险进行了相关的描述。从该条可知,承运人责任险是被强制要求购买的一种保险类型。在交通事故中,并不是一切的受害者都能向承运人责任险的保险人请求保险给付。乘客在交通事故中遭受侵害时,基于乘客与客运承运人网约专车平台签署的承运合同,向保险人请求保险给付,是基于网约专车平台对乘客的违约行为。

  (二)网约专车交通事故侵权责任认定的立法与司法现状

  1.网约专车交通事故侵权责任认定的立法现状

  《服务范围》仅规定了网约专车平台在网约专车发生交通事故后,应当先行赔付,但是,并没有为网约专车交通事故下侵权责任应当如何认定这一问题提供具体的依据。

  交通部于2016年7月28日公布《暂行办法》后,各地方政府相继出台了与《暂行办法》向配套的实施细则,各地方政府所出台的实施细则的差异,使得各地方法院对网约专车交通事故侵权责任认定的依据有所不同。这三方之间的协议是车辆所有者、平台公司以及驾驶员之间的内部协议。第二,网约专车平台应当承当承运人责任。第三,车辆所有者、第三方平台公司、驾驶员之间的协议不能豁免网约专车平台的承运人责任。在该规定下,乘客或者第三人在网约专车交通事故下遭受侵害,责任一方归属专车时,侵权责任由网约专车平台承当,网约专车平台不得以驾驶员不履行内部协议为由拒绝承担侵权责任。

  2.网约专车交通事故侵权责任认定的司法现状

  在《暂行办法》颁布以前,网约专车的合法性还存在争议,纠纷发生后,大多数当事人没有选择法律途径解决纠纷。在一系列网约专车管理办法颁布后,网约专车取得了合法地位,且新规对网约专车平台、驾驶员、专车所有者以及乘客各方之间的关系也有了较为明确的规制,与网约专车交通事故相关的案件数量增长较快。《服务范围》明确地规定了网约专车平台对网约专车在运营过程中发生的安全事故应当先行进行赔付,该规定使得网约专车平台有可能成为涉及网约专车交通事故中的赔偿主体,而网约专车平台公司大多注册于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这些地区的死亡、伤残标准要高于经济发展较落后的城市,因此,受害人大多选择向网约专车平台所在地的法院提起诉讼。通过对经济发达地区涉及网约专车交通事故侵权责任的案件的分析探讨,可以总结出国内关于网约专车交通事故侵权责任认定的在司法实践中所存在的典型问题。现以北京市一起典型案例对其进行描述。

  二、网约专车交通事故侵权责任认定所存在的问题

  (一)网约车的法律规范滞后

  在相关立法上,《暂行办法》与《服务范围》对网约专车交通事故的侵权责任问题的规定不详细。虽然《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等规范性文件的出台有针对性地对网约车问题作出了许多要求并规定了严苛的法律责任。但也存在缺陷,《暂行办法》对于网络约车的规定集中于行政法领域,多是监管方面的问题。而《侵权责任法》以及《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民法部门的法律,因其具有稳定性,尚未涵盖新出现的“互联网+专车”服务的侵权责任承担主体和方式,只能参照基本规定来分析推论这种新型服务模式民法上的关系及侵权责任的承担。因此,对于平台法律责任的法律规定仍有大量可改进的空间。规章仅笼统地规定了平台承担承运经营者的责任,没有针对地考虑到不同案件情况下牵涉到的法律关系主体的法律地位及法律责任,进而进行更为细致的规定,对于各法律关系主体承担责任的具体方式,也需要参照适用《侵权责任法》等一般法律规定来解释适用。

  (二)平台法律定位不明确

  合理地界定专车平台的法律地位,是明确交通事故发生后侵权责任承担法律主体和具体方式的首要任务,是网约车平稳健康发展的前提。2016年《暂行办法》将平台界定为承运人,看似是对平台的法律地位进行了界定,实际上是一个很模糊的定位。仅仅是把网约车变成了一个庞大的网上预约的出租车公司,仍然在市场准入环节进行严格管控,套用监管传统行业的形式对待新兴行业。但将平台界定为承运人已经是一个进步了。将平台定义为承运人主要是因为专车平台是网约专车的实际管理人,网约专车运营的每个环节,车辆、人员的运营管理、价格制定、订单分配模式、收益分配比例、服务内容、标准和规范等涉及经营核心的内容都是由网络平台在制定操作。

  本人认为不应对互联网专车平台规定与传统出租车行业等同的法律责任,应当根据具体情况来分析,特别是对于交通事故引发的民事纠纷,应该如何界定平台的法律地位,进而平台该如何承担法律责任,目前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还比较模糊。

  (三)平台的法律责任缺乏类型化划分

  《暂行办法》第六章所规定的平台法律责任都是行政责任,提到民事责任的地方只有第三十七条“给信息主体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因此对于新兴网约车的民事法律责任,目前的法律没有针对性的规定,只能参照传统的法律进行界定。而网约车因运营模式的多样性,其法律关系具有复杂性,《暂行办法》将平台统一定位为承运人忽视了这种复杂性。平台的法律定位模糊是导致平台义务规范不清晰、责任无法类型化、无法落实的主要原因。要对专车平台的法律责任进行类型化分析,必须在不同模式各自的法律关系下进行探讨。

  (四)《民法典》草案的规定仍存在问题

  前文已经指出,《民法典(草案)》侵权责任编对网约专车的责任主体、主观要件和责任分担方式作出了规定。但是,仔细审思,其在未来实施过程中仍然面临若干问题:第一,该条款对于网约专车平台与车辆间的关系界分单一化。该条款仅对“挂靠”形式的道路交通承运人的责任进行了明确,但未考虑到实践中责任主体间法律关系的复杂化。第二,对于责任类型的规定片面化。从体系解释的角度而言,该条款规定于机动车交通事故中,因而其规制的侵权行为类型也限于交通事故,但对于其他可能存在的责任形式缺乏规定,第三,对于网约专车责任主体内部分担方式规定不明。具体而言,在侵权行为原因力分配中,平台和司机各有不同,立法仅考虑到了侵权主体和受害人间的外部公平,但对于侵权主体责任分担这一关涉“内部公平”的事项则缺乏考虑。

  三、网约专车交通事故侵权责任认定问题的建议

  (一)完善网约车的法律规范

  1.完善网约车事故侵权责任的立法承担

  虽然《网约车暂行办法》对网约车平台公司的承运人地位及其责任有所规定,但对网约车运营服务当事方之间的法律关系规范内容模糊笼统,关于责任义务承担的规定也仅具有政策导引性,其作用并不明朗。正是因网约车相关法规的不完善以及网约车自身的特殊复杂性,才产生了网约车当事方推脱事故责任承担的问题。相对于网约车其他的当事方来说,平台公司在网约车运营服务中起组织者策划者的作用,地位占据明显优势。因此,本文认为对平台公司的法律定位实属必要。

  为减少法律争议,应制定相关法规,规定有关网约车平台与网约车司机协议合同的内容,使各方权益能为众所知悉。平台公司应于驾驶员初次提出加盟本平台的申请时,主动告知双方间是否成立特定劳务关系,并在其官方网站和平台APP的登入页面中主动明示告知驾驶员、乘客间的三方法律关系及所负担的责任范围,在协议中表明法律关于劳务合同和旅客运输合同的规定,让驾驶员和乘客皆能知悉其所参与的交易类型。只有将网约车在社会生活中可能发生的各种问题考虑在内,才能够规范网约车行业的发展,保障受害人的权益的得到及时的救助。

  2.引入运行支配和运行利益理论

  运行支配与运行利益作为司法实践中判断机动车交通事故中责任的承担是法律体系中有所涉及的,本文认为对网约车交通事故侵权责任的认定,也可以通过分析不同运营模式下运行支配和运行利益的归属来确定侵权责任承担的主体。本文认为在厘清网约车经营服务中不同模式下的法律关系后,对交通事故责任承担的认定运用“运行利益+运行支配”来判断,更符合民法中的公平原则。因网约车的特殊复杂性,网约车平台公司和驾驶员在网约车运营服务中的地位、作用不同且差异明显。公司平台不仅可以通过对驾驶员培训教育来约束驾驶员的驾驶行为,通过各种补贴手段激励驾驶员完成更多的订单,甚至还可以对驾驶员处理订单时的行驶路线都可以规划,但驾驶员也是网约车运营服务的获益者。因而,法院审理网约车交通事故进行责任承担认定时,需要结合网约车行业的特殊性,引入运行支配和运行利益理论,在区分网约车不同模式下的平台公司与驾驶员在运营服务所起作用的大小,以及获益的大小来认定二者间的侵权责任承担以及侵权责任分配。

  (二)专车平台法律定位的明确

  在“互联网+专车”服务的大前提下,如何界定平台的法律地位,如何在法律上保障专车服务中法律关系各方的合法权益,对“互联网+出行”的市场发展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合理地界定专车平台的法律地位,是明确交通事故发生后侵权责任承担法律主体和具体方式的首要任务,是网约车平稳健康发展的前提。

  专车平台是客运合同的制定者,是网络约车服务所有程序的组织策划者,是客运服务价格的制定者,在网约车运行的具体流程上都发挥了主导作用,没有平台,网约车的一系列活动就无法进行。但《暂行办法》没有区分在不同运营模式中平台的法律地位。在民事法律关系中,应当对专车平台的法律地位作更细致的界定。在网约出租车和网约顺风车模式下,平台只是单纯的居间信息服务提供者。在自营模式下,平台是司机的雇主,在交通事故侵权责任中承担替代责任。在私家车模式下,平台也是承运人。在与专车司机的法律关系中,专车平台是私家车主的合作方;在与乘客的法律关系中,专车平台与专车司机构成共同承运人;在与第三人的法律关系中,专车平台是承担连带责任的侵权损害赔偿主体。

  (三)重新考量《民法典(草案)》中的责任规范

  基于《民法典(草案)》有关条款规定的潜在问题,在民法规范层面,还应注意考量以下问题:第一,条款的在章节结构上,不宜把“挂靠”条款放置在机动车交通事故一章,而应在总则部分予以规定,为相关条款容纳更多的责任形式创造空间。第二,对于“挂靠”关系应当进行明确化、扩大化规定。具体而言,“挂靠”并非严格的民事主体关系术语,虽在建设工程合同中多有出现,但其标识本身就具有模糊性,难以明确其具体的法律责任,在侵权责任编中,这一立法用语还应慎重考虑。此外,还应将平台与机动车更多的关系类型纳入到立法中,构建严密的侵权责任规制体系。第三,明确网约专车和平台的内部责任形式,制定侵权责任主体内部责任分配规范,确保责任划分与承担的“内部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