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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在线分享-校园性骚扰的立法规制研究

2021-06-23 10:10:05

  近年来互联网曝光的多起高校性骚扰事件揭示了校园性骚扰现象的多发性和危害性。校园性骚扰通过伦理性质的“师德失范”难以得到全面规范。只有通过完备的法律制度才能有效保护学生的性自主权和受教育权。由于我国现有法律框架内校园性骚扰概念缺位、校内性骚扰防治机制的建设缺少法律依据、行为人承担的法律责任过轻、诉讼程序不够完备,学生遭遇校园性骚扰后无法及时有效地得到救济。立法机关应明确宣示性自主权的法律地位,以保障学生受教育权为出发点合理界定校园性骚扰的概念、细化学校责任促进校内申诉救济机制的构建、加大对校园性骚扰行为的惩戒力度、完善司法诉讼程序以实现从止沸消声的个案解决到科学长效的制度救助的跨越。

  2014年至2020年初期间曝光的多起高校教师性骚扰事件中各所高校的处理态度不一。部分高校选择回避和拖延至今未作回应或未公布处置结果,透露出漠视学生权益的傲慢。大多数高校经过调查后并未在通告中公布具体的认定情况和调查程序,尽管对涉事教师进行了党纪行政处分,但受到处分后的部分教师至今仍在教师队伍甚至在官方学会任职。这反映出高校的内部处置模式有待商榷,并没有形成对骚扰者强大的威慑力和对弱势学生的有力保护。另一方面,这五年间我国反校园性骚扰运动也取得了一些成果。2014年厦大吴春明事件作为“反性骚扰运动的黎明”引发了256名国内外高校教师、学者和学生于教师节前夕联署呼吁教育部制定出台《高等教育学校性骚扰防治管理办法》,同年l0月9日教育部下发《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在此之前我国高校性骚扰法律规范一直处于缺位状态。在作为里程碑事件的2018年北航陈小武事件中,北航决定取消陈小武研究生导师资格,撤销其教师职务,撤销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职务。教育部决定撤销陈小武的“长江学者”称号。该事件里程碑意义在于相较此前其他高校北航处理速度和处罚结果上的严格高效,此外北航还是首次提出设立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的高校。同年全国60多名高校教师联署实名倡议健全校园反性骚扰机制,呼吁教育部门及高校、中小学制定严格细致的反性骚扰政策及规定以支持和保护性骚扰受害者。2019年上海财经大学钱逢胜事件在互联网曝光75小时后上海财经大学对钱逢胜作出“两撤销一开除”处分通告,财政部对钱逢胜作出解聘处置。这些成果的背后是受害学生在校内的申诉渠道被堵塞后向媒体或者在互联网平台公开,通过公众监督倒逼学校采取举措同时引起了相关部门一定的重视。此外在2018年北航陈小武事件中受害者罗茜茜于2017年便与北航纪委取得联系,北航纪委虽然试图维护学生权益但是陈小武的学术地位和可供遵循的先例、法律法规的缺失致使北航纪委无法展开实质性的工作。可见缺少法律法规和实施细则的支持,学校申诉救济机制难以落在实处,相关机构无从发力,打破沉默的受害者更无法维护自己的权益。结合我国实际进行必要可行的法律制度设计迫在眉睫。

  一、校园性骚扰的概念分析

  科学合理的界定校园性骚扰的具体内涵是构建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的首要前提。性骚扰一词是西方女权运动的产物。美国女权主义法学家凯瑟琳·麦金农在其1979年出版的《职业妇女性骚扰:一个性别歧视的案例》一书中最早将性骚扰定义为:“在不平等的权利关系中,施加违背意愿的性要求[骆东平:《美国性骚扰概念界定的深层分析》,载《法学论坛》2011年第4期,第129-134页。]。这一早期描述职场男女不平等的概念经过完善细化后被移植到校园领域,此后美国构建起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并逐渐走向成熟。我国法律并未明确界定性骚扰的概念及特征,更没有关于校园性骚扰的界定。随着近年校园性骚扰事件频发,学界开始积极识别其本质并对其内涵对进行扩大或限缩。有学者将教职工、非教职工、学生都纳入实施主体范围主张如果受害者主体是学生,就满足校园性骚扰的主体要件[朱兵强,孙铭杰:《校园性骚扰的法律防控研究》,载《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9年第3期,第70-74页。]。但该观点忽略了学生在面对这三类主体的侵害时性自主权被压抑程度和维权成本的迥然不同。校园环境的封闭性致使教职工能比其他两类主体更长期更隐匿的接近学生,同时教师和管理人员相对于学生的权威地位和掌握的学术或行政资源、校方顾及共同体利益的袒护、性羞耻的社会氛围对受害学生形成了恐吓与胁迫致使他们别无选择的噤声,长期遭受严重的心理创伤。此外近年来曝光的校园性骚扰事件中实施主体主要是校园权力寻租者包括教师、担任学校管理职务的教师、负责学生事务的管理人员,并且在被举报前就已被往届学生怒斥为惯犯控诉他们持续数十年滥用学术权力或行政权力“狩猎”。有学者从受害人与骚扰者之间的校园关系出发,认为构成校园性骚扰的核心不在于施害人与受害人的性别、所处地点等外在的因素,而在于施害人与受害人所具有的“校园关系”,这类关系中的强势方通过滥用“权力”而实行性骚扰行为。需要注意的是,“校园关系”中的弱势方只能是学生,强势方则可以是教师、校领导等影响学生学业前途的角色[任海涛,孙冠豪:《“校园性骚扰”的概念界定及其立法意义》,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8年第4期,第150-157页。]。当前的校园性骚扰现象可以被归结为不平等权力结构的产物,有学者认为正是因为权力结构的相似,性骚扰往往不是孤立的“情感”事件,而呈现出模式化的特点,如同设定好的程序,在多人身上重复出现[李军:《学术性骚扰的共犯性结构:学术权力、组织氛围与性别歧视——基于国内案例的分析》,载《妇女研究论丛》2014年第6期,第44-55页。]。

  因此本文将校园性骚扰界定为在校园环境中教师和管理人员通过带有性意图的语言、非语言或身体接触的形式侵犯学生性自主权、侮辱学生人格尊严及妨碍学生教育权实现的行为。在具体个案中校园性骚扰行为需要满足主客观两方面的要件,客观要件如下:(1)受害者与骚扰者之间具有校园关系。认定校园性骚扰的关键是校园关系中的权力因素而非性别因素和地理因素,正是权力支配下的不对等关系使得受害学生陷入恐惧。(2)骚扰者的言行具有性意图。校园性骚扰的表现形式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语言性骚扰,具体表现为对受害人讲黄色笑话、黄色段子,用下流言词调戏、捉弄受害人等,或者利用现代通讯工具、网络等传递与性有关的文字、图片、声音等;另一类是行为性骚扰,具体表现为行为人通过身体接触、肢体动作等方式触碰、抚摸受害人的敏感部位[袁翠清:《我国校园性骚扰法律规制探究——以美国相关法律为对比》,载《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第109-115页。]。此外,教师和管理人员超出正常工作职责以外对学生私人生活过度的关心、被拒绝后反复的社交邀约、利益引诱或威胁也是滋养性骚扰的土壤。(3)骚扰行为的一般违法性。性骚扰对人身的暴力强制程度和对法益侵害的紧迫性尚不及性侵害这类严重犯罪因此并未落入刑法的调控范围。但不少高校性骚扰事件中如上财钱逢胜不仅对受害学生通过微信聊天方式进行性骚扰,还以讲课为由将其锁在车内进行性侵,这就要求法律分别对性骚扰行为和性侵行为作出否定性评价并追责。主观要件则是受害者从心理和生理上的排斥和反感。但在未成年学生被实施性骚扰时无需考察这一主观要件因为未成年人不具有性同意能力。以受害者的主观感受出发,同时考察一个理性中立的人在面临相同情境下是否感到被冒犯、会否认定行为构成校园性骚扰。在认定主观要件时不能苛责受害学生必须通过明确的言行进行反抗和拒绝,因为我国传统文化中尊师重道的观念和性教育的缺位使得大多受害者在面对教师和管理人员性挑逗或提出性要求时处于不知所措,即使作出反抗也是战战兢兢的逃避骚扰。在侵害性自主权的强奸或性骚扰案件中,一味的要求所谓“完美受害者”是在助长施害者的气焰。骚扰者的报复、认定标准的严苛、社会舆论的污名化都使得多数受害者最终成为“沉默的螺旋”[德国社会学家伊丽莎白·诺埃勒·诺依曼指出:当一个人在表达自己观点的时候,若发现自己的观点和大多数人一致,则会大胆表达,若自己的观点只为少数人坚持,则比较不会表达自己的意见,会力图避免由于单独持有某些态度而产生的孤立、恐惧。长此以往,一种意见会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另一种意见则相对越来越无处发声,形成一个螺旋式过程。]。

  校园性骚扰并不等于发生在校园环境内的一切性骚扰行为。性骚扰行为之所以被划分为一般性骚扰和特殊类型的性骚扰正是出于在共同保护性自主权基础上对特殊法益的考量。基于当前校园权力寻租者的性骚扰行为对学生受教育权的妨碍和侵害以及对于学生身心造成的消极影响最为持续和严重的现状,本文界定校园性骚扰概念时将校园性骚扰主体限定于操纵权力使学生难以反抗的学校管理人员、教师,受侵害主体限定于在校园环境中最为弱势的学生。学校管理人员对下级管理人员和教师、教师对教师的性骚扰则应着眼于职场环境中上级或同事对职工劳动权的妨碍和侵犯认定为职场性骚扰;校内非教职工和校外人员对校内师生的性骚扰、学生对学生的性骚扰因排除在蕴含权力因素的校园关系和可能制造敌意环境的职场环境之外则应认定为一般性骚扰。

  二、校园性骚扰规制立法现状分析

  (一)现有法律规范的梳理

  有效规制校园性骚扰现象需要国家立法合理配置各主体权利义务进行制度层面的统摄、学校内部规章制度在国家立法的指导和监督下细化落实校方防治职责保障学生权益。国家立法应当正面确认学生的性自主权、勾勒出学校防治机制、教育部的行政监督机制、司法领域的制裁机制。学校是教职工工作环境和学生学习生活环境的建设者,因而只有建立起高效可行的学校申诉救济机制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校园性骚扰现象,创造安全的工作学习环境。学校应根据教育部出台的相关规定在本校规章中明确如何开展预防和治理工作,首先设置独立运行的反性骚扰性侵委员会并制定详实的工作流程,教务处应规划反性骚扰性侵教育的通识课程和针对教职工入职前后的考核培训内容。然而目前并没有我国尚未专项立法来规制校园性骚扰,对校园性骚扰进行的规制散布在部分法律的各个法条之中,因而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也迟迟未能在各高校和中小学建立。

  在根本法层面,《宪法》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受到保护,不受非法侵害”。该原则肯定了作为人格权之一,以保障公民的性自由和性尊严等人格利益为核心的性自主权。《宪法》也肯定了我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

  在法律层面,《民法总则》规定“自然人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同时《侵权责任法》赋予了自然人在私法领域的救济权利。我国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完善了防止性骚扰规定,明确了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防范性骚扰的责任。这表明性骚扰将构成侵权责任,学校可能构成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妇女权益保护法》首次将性骚扰一词写入法律,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学校、幼儿园、托儿所的教职员工应当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不得对未成年人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公安机关对“多次发送淫秽、侮辱、恐吓或其他信息,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行为依法进行处罚。严重干扰学生正常生活的校园性骚扰行为属于治安管理的处罚对象。《刑法》规定强奸罪、强制猥亵罪、侮辱罪等罪名对情节严重的性骚扰行为进行规制。

  在其他规范性文件层面,2013年出台的《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和《关于做好预防少年儿童性侵工作的意见》、2018年出台的《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幼儿园)预防性侵害学生工作的通知》明确各相关部门在预防未成年人防性侵方面的职责,要求切实提升未成年人防性侵能力,形成保护未成年人性权利的合力。2018年杭州市西湖区印发《关于建立校园性骚扰未成年人处置制度的意见》出台全国首个中小学反校园性骚扰工作机制。另一方面,2014年教育部出台《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明确划出禁止中小学教师和高校教师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或者与学生发生不正当性关系的师德红线。2018年教育部分别印发幼儿园、中小学、大学教师的职业行为十项准则,针对教师对学生实施的虐待、猥亵、性骚扰等行为规定了一系列处罚措施。2019年教育部联合其他部门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意见》的通知,要求集中治理高校教师性骚扰学生的乱象同时规定涉事教师将受到相应的纪律处罚和行政处罚,并提出总体目标是经过五年左右努力建立起完备的师德师风建设制度体系。

  (二)现行法律规范的检视

  尽管现存的法律规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惩治校园性骚扰行为,但其空白缺漏之处使之不具备应有的适用性和实效性,面对当前我国校园性骚扰屡禁不止的现象尚未长出牙齿。

  1.校园性骚扰概念缺位

  《妇女权益保障法》虽然写入了性骚扰一词但没有关于校园性骚扰的规定。《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首次规定高校教师不得“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或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但也并未明确什么是“性骚扰”和“不正当关系”,概念的模糊也导致了实践中较差的可操作性。学界不断深入探讨校园性骚扰的内涵但仍未达成共识,校园性骚扰这一概念的法律解释目前一片空白,因而无从构建起一套完整的校园性骚扰防治机制。准确的法律概念能够使公众了解校园性骚扰的本质和危害,是明确各主体如学校、教育部在预防和治理过程中职责的前提,是指导司法实践中具体认定、进行法律追责的前提。明确校园性骚扰概念能够划定其功能边界使之与校园性侵害相区分开,当前我国在保障未成年人性权利过程中出台的文件着眼于规制校园性侵害,忽略了同样猖獗却更为隐蔽的校园性骚扰现象。2018年杭州地区率先行动出台首个中小学反校园性骚扰机制是一亮点,但更需要中央立法层面看到这一缺口。

  对校园性骚扰事件作出处理的部分高校在通报中以师德覆盖性骚扰,以个人道德覆盖骚扰者操纵的权力和学生受侵害的性自主权、受教育权。也有高校在通报中以性骚扰覆盖猥亵,模糊行为界限。如果不对校园性骚扰这一概念进行权威的解释,那么专项的防治工作就难以进行。目前教育部出台的多部文件也直指师德构建,然而校园性骚扰本质上作为侵权行为需要法律的介入,作为不平等权力结构的产物需要制度设计以控权。立足点不在于约束权力的师德构建忽略了作为骚扰主体的管理人员,这可能使得滥用行政权力的管理人员继续蛰伏在校园内。2015年安徽巢湖学院学工部部长赵尚松正是以毕业证利诱学生进行性骚扰。此外在师德构建的框架内处置校园性骚扰必然会忽略法律规制的有效性和必要性。规制校园性骚扰必须从对教师个人的道德审判转换到对法律法规的构建,站在法律视角里看到教师和学校管理人员对学生具有支配性影响力的权力和学生不断被侵害的性自主权。

  2.校方责任不明确

  作为惩治校园性骚扰行为确切依据的《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意见》均未细化具体的执行事项,禁止性规定和处罚规定中只针对涉事教师聚焦师德构建,并没有强调出校方作为用人单位、学生安全学习和生活环境的提供者在防治校园性骚扰过程中的义务和责任。民法典草案人格权编虽赋予学校防范性骚扰的责任,但并未规定相应的责任形式。2016年广州性别教育中心曾向113所211高校提出申请要求公开关于校园性骚投诉和举报等问题的情况。作出回复的16所高校共计只接到3起涉嫌性骚扰的投诉和情况反映,其中13所高校开展过防治性骚扰教育的课程,没有一所高校设置专门处理性骚扰的部门或流程。在维护学生权益和响应教育部意见上学校本应首当其冲对校园性骚扰零容忍,但实践中一些学校拒绝向受害学生伸出援手,认为受害学生小题大做、外扬家丑。事实上真正成为学术殿堂污点的并非性骚扰事件而是校方息事宁人的态度。2017年南昌大学周斌性侵事件中学校一彭姓教师兼律师对受害女生小柔说出“你们不就是来讹钱的”。央美姚舜熙事件中,2019年6月受害学生向中央美院纪委实名举报导师姚舜熙长期性骚扰、侵占学生画作、索贿,10月纪委向受害学生口头宣布处罚结果未提及处罚期限。直至社会舆论发酵中央美院于2020年1月发出通告取消姚舜熙导师资格停止教学工作,但仍未公示文件以及处罚期限。通报提及校方于2019年6月10日停止姚舜熙教学工作禁止与学生接触但6月中旬姚舜熙公然出席毕业典礼,招生目录上仍保留他的名字,通报中也未公布查获的画作礼品数量和估值。这份迟来的与实际情况有出入的通告意味着央美并没有向受害学生和公众给出一个满意的结果。代理律师吕孝权认为校方应承担用人不当、监管不力的责任同时督促姚舜熙公开道歉与并其解除聘用合同。然而在没有法律强制追责的情况下,校方即使不作为少作为也能置身事外。高校如此,更不必提近乎隐匿的中小学内部处理机制。近年来,中小学校园性骚扰事件曝光率远低于高校,这意味着校方不主动作为和未成年人自我保护意识和权利意识缺乏所导致的中小学校园性骚扰边缘化。明确学校第一责任人的地位和相应职责设立严格的追责机制才能建立通畅的校内救济渠道,发挥学校在预防和治理校园性骚扰应有的作用。

  3.行为人违法成本低

  当前我国校园性骚扰现象普遍高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现有法律规范不具备应有的威慑力和实效性。《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0条虽然赋予遭受性骚扰的妇女寻求救济的权利,但是这一原则性规定并没有明确性骚扰的认定标准、法律责任性质、处罚种类和处罚幅度。因此该规定由于缺乏可操作性在实践中被束之高阁。《治安管理处罚法》中所规定的轻微行政责任和《侵权责任法》规定的民事责任如停止侵害、赔礼道歉对于校园关系中的权力主体处罚力度并不够大。起着保障性作用的《刑法》仅规制达到犯罪程度的严重性骚扰行为,而现实中教师、管理人员为了实现长期性隐蔽性的作恶会精明的避开暴力手段,熟练操纵手中的学术和行政权力对学生进行心理和精神上的控制和强迫后再进行语言挑逗和肢体触碰。因此刑法难以评价行为人惯用的性骚扰行为。教育部自2014年来出台多部文件屡次划出师德红线,列出诸多禁止性规定并针对实施性骚扰行为的教师设置了一系列的处置规定,但具体到近年来的高校性骚扰事件中,真正落实文件精神严肃处理害群之马的高校屈指可数。由于这些规范性文件缺乏强制力,行为人仅需在公众问责时降低曝光度,待淡出舆论中心后复职或者在其他高校、官方学会任职。极低的违法成本竟使得行为人拥有了免于恐惧的自由。

  4.民事诉讼中原告举证责任负担过重

  当前进入司法程序的校园性骚扰案件通常被定性为一般人格权侵权诉讼因而在证据搜集、举证责任、证明标准方面仍然适用一般规定,这使得受害学生通过司法途径维权时阻碍重重。当受害学生及监护人起诉学校未尽教育管理义务时,根据《侵权责任法》第38、39条,学生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时应由学校承担举证责任,学生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时应由学生及监护人承担举证责任。因此作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受害学生必须提供证据证明校方在防治性骚扰工作中的失职。同时根据《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对实施性骚扰的行为人提起诉讼的受害学生及监护人承担举证责任和败诉风险,作为学生学习环境提供者、管理者的校方很少会协助学生搜集证据,因此行为人虽被指控却承担着极低的法律风险。鉴于校园性骚扰行为具有较强的隐蔽性,除非受害学生能够事先进行录音和录像否则无法保留实质性的证据。大多数无法搜集充足证据的受害学生及监护人在败诉可能性极大的情况下也因此止步于司法途径。然而大部分受害者甚至被剥夺取证的机会,广州性别教育中心的工作人员韦婷婷就表示有的教师在与学生见面时会先进行搜身再要求学生关掉手机。“当性骚扰者拥有权力关系时,取证和反性骚扰的难度远非同一量级”。《沉睡的铁狮—2016年北京师范大学校园性骚扰调查纪实报告》[北师大学生康宸玮通过对公开资料的梳理归纳了自2007年至2016年发生在北京师范大学校园内的60起性骚扰案例,在报告中深入探讨校园性骚扰现象的根源:为什么会出现校园性骚扰,被骚扰者为什么选择沉默。

  ]的作者康宸玮曾如此写道。一概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难免是对学生弱势地位的失察,也正是如此我国性骚扰案件的原告大多数因为证据不足而败诉。

  三、完善校园性骚扰立法的建议

  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将校园性骚扰规制纳入法治轨道需发挥立法先行的作用,以保障学生权益、营造安全校园环境为主旨精准填补现有法律规范的缺漏。

  (一)界定校园性骚扰概念

  法律概念的确定能为之后的防治工作提供指导。全国人大应重视性骚扰这一紧迫的公共议程,出台《性骚扰防治法》对性骚扰以及作为特殊类型的职场性骚扰、校园性骚扰等概念进行定义并列明认定标准。建议将校园性骚扰定义为在校园环境中教师和管理人员通过带有性意图的语言、非语言或身体接触的形式侵犯学生性自主权、侮辱学生人格尊严及妨碍学生教育权实现的行为。明确性骚扰概念的背后是确立性自主权的法律地位,保护性自主权是保护人格权的应有之义,但目前关于人格权的诸多法律规范并没有列明性自主权这一独立的子权利,因此《性骚扰防治法》应与民法典的人格权编相衔接以正面保障性自主权为出发点,进一步规定机关、企业、学校的防治义务和责任形式。

  (二)明确学校防治责任

  教育部应当尽快出台《校园性骚扰防治管理细则》进一步明确学校防治性骚扰主体地位并细化学校的职责形式,责成各大中小学校结合学校教育和管理的实际情况制定校园性骚扰防治规定,建立起校内防治性骚扰机制。

  1.制定预防教育措施

  教育部应在《校园性骚扰防治管理细则》中规定学校应根据学生年龄阶段将不同深度的性教育和性别平等教育纳入学生的通识课程,同时定期开展针对校园性骚扰防治的教育培训和宣传讲座,让学生及家长了解校园性骚扰的概念以及表现形式;对入职前的教职工进行关于防治性骚扰的考核,入职后定期进行培训。根据不同年龄层学生认知能力制定调查表,定期开展校园性骚扰网络调查。中小学应加大对未成年人性权利的保护力度,定期开展安全隐患排查,特别关注学生在学校生活中的异常表现,检查校园安全管理工作的纰漏并及时进行补正。

  2.设置校内申诉救济渠道

  教育部应当在《校园性骚扰防治管理细则》中规定学校设置专门的反性骚扰性侵委员会或在现存学生权益部门设立专门工作组,同时为防止校内申诉救济机制失灵可借鉴美国学区问责制由学校所在地区教育部门设立行政监督机构,定期评定学校防治职责履行情况。受害学生可绕过校内委员会或工作组直接向行政监督机构进行检举,对校内认定和处理结果不满的受害学生或教职工也可向监督机构提出申诉,行政监督机构从而介入校园性骚扰事件的解决。根据学生行为能力差异,中小学反性骚扰性侵委员会成员应由家长代表、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组织、校方组成,高校反性骚扰性侵委员会由学生社团组织、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组织、校方组成。委员会工作流程包括(1)受理学生及监护人口头或书面的检举并记录在册;(2)展开调查向双方搜集证据同时听取双方的陈述和辩解;(3)作出认定结果及时通知双方当事人有向行政监督机构申诉的权利。成立性骚扰行为的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罚,涉嫌犯罪的应通知司法部门并移交证据;(4)执行教育部门的申诉结果,并在全校公示。工作过程中应注重保护受害学生隐私、对受害学生及时进行心理辅导、设置反报复措施,同时确保被检举的教职工不受恶意指控,对虚假检举的学生及家长进行相应的处分。

  3.明确校方侵权责任

  教育部应在《校园性骚扰防治管理细则》规定校方在未尽防治校园性骚扰责任时作为乱作为时应当承担的责任。美国的司法实践中对涉事教师的制裁不能免除对学校的制裁.涉事教师是侵权的直接加害人,而学校的侵权责任在于没有善尽提供安全学习环境的义务。学校并非为教师的行为负责,而是对自身的不称职负责[陶夏:《美国校园性骚扰事件的法律规制》,载《教育学术月刊》2015年第8期,第59-64、69页。]。因此,当学校未有效运行性骚扰防治机制时致使学生权益未得到保障时,学生在民事侵权诉讼中除了请求涉事教职工停止侵害还有权请求教职工和学校赔礼道歉、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同时教育部下设的行政监督机构可以对反性骚扰性侵委员会中不作为、乱作为的学校负责人员进行相应的行政处分。

  (三)增加行为人违法成本

  教育部应在《校园性骚扰防治管理细则》中法律责任部分结合此前出台的相关规范性文件中关于涉事教师处置措施的规定根据行为人对学生性自主权和受教育权侵害和妨碍程度设置相应的处置措施和处置期限。同时对于学校管理人员设置相应的警告、记过、调离岗位或撤职、开除等行政处分;由于《侵权责任法》以填平损害为主旨、《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责罚过轻,当前的法律责任形式尚不足以震慑行为人,建议通过刑法修正案针对校园性骚扰行为制定单独的刑事处罚条款,将校园性骚扰这一违法行为提升到犯罪的高度。从而实现在惩治校园性骚扰行为方面通过民法、行政法、刑法多层次的保障学生的性自主权、对行为人和潜在行为人形成威慑。

  (四)合理分配举证责任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应针对校园性骚扰案件的特性在司法解释和案例指导中对证据搜集、举证责任作出特别规定,适当减轻受害学生在司法救济渠道中的负担。在证据收集方面,应当规定校方、涉事教职工负有配合公安机关、受害学生进行调查、搜集证据的责任。在举证责任方面,可以在一般民事案件的举证责任原则“谁主张,谁举证”的基础上引入“品格倾斜”与“举证倒置”等原则[张伟,段世飞:《美国大学校园性骚扰行为及其应对机制研究》,载《比较教育研究》2017年第4期,第91-98页。],平衡校园性骚扰案件中受害学生与教职工、校方的举证责任。由校方承担举证责任证明校方是否在防治性骚扰工作中上履行应尽的注意义务,依据个案不同情况合理确定受害学生与教职工各方的举证责任以平衡法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