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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写作模式-中美数字贸易发展比较与对策研究

2021-06-28 15:45:24

论文方法写作-中美数字贸易发展比较与对策研究

  在数字经济的时代背景下,数字技术在贸易各环节不断渗透,以数字服务和数字产品为核心的数字贸易应运而生,打造了一个全新的商业模式,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新引擎。联合国在《2019数字经济报告》指出,中美两国的数字经济发展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本文定义数字经济、数字贸易及其特征,比较中美两国数字贸易发展现状,以“钻石模型”为理论依据进行数字贸易竞争力比较研究,选择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与支持性产业、企业组织战略与竞争、政府政策和机会六大要素,构建计量模型测定影响两国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的显著性要素,结果表明数字贸易产业开放度和全球化指数对两国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都会产生正效应,而其他要素由于两国现有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等出现差异化影响。以“PEST-SWOT”模型为理论依据进行比较研究,梳理中美两国数字贸易的比较优势和不足。结合美国成功的发展经验和自身的比较优势,中国应通过培养数字贸易产业人才,提升数字技术创新能力,大力发展数字贸易上下游产业,推动顶层设计和法律法规齐头并进,积极参与国际数字贸易规则制定,扩大比较优势,挖掘潜在市场,通过平台将数字贸易引进来和走出,促进我国数字贸易发展。

  1.1研究背景和意义

  1.1.1研究背景

  以“数字经济引领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2019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于2019年10月11日至13日在河北石家庄举办,近百项数字技术数字产品在大会亮相。习近平总书记致贺信指出,当今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日新月异,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中国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正积极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引导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在2019年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指出,中国数字经济持续快速发展。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31.3万亿元,同比增长20.9%,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为34.8%。信息消费、数字经济领域的投资、数字贸易等需求潜力不断释放。在数字经济时代下,数字贸易将深化国际分工、改变贸易方式、重塑贸易体系,对于推动各国制造业以及其他相关产业的智能化转型产生深远影响。

  近年来,国际数字贸易交付发展势头良好,从2005年11794亿美元到2018年2931400亿美元,约为2.5倍,在服务贸易中的比重也从2005年的44.37%上升到2018年50.15%。根据UNCTAD不同类别服务贸易出口增长率统计,自2017年到2018年,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是世界服务贸易增长最快的类别,年增长率为14.7%。联合国在《2019数字经济报告》指出,中美两国的数字经济发展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美国作为发达国家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发达的信息技术产业对于其数字贸易有着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中国作为世界贸易大国,近年来逐渐重视5G技术等高新数字产业,数字经济以及数字贸易发展潜力巨大。

  图1.1 2018年世界不同服务贸易产业增长率

  数据来源:UNCTAD

  图1.2国际贸易中数字交付服务出口总额

  数据来源:UNCTAD

  1.1.2研究意义

  国内学者对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的研究在近年逐渐增多,尤其是在2016年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提出《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后,提出许多中国数字贸易发展建议。美国自金融危机后就将数字经济视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并取得了可观的发展成果。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全球化的特点必然会影响全球产业链,对数字贸易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帮助中国把握数字经济时代下全新的国际贸易形式,了解其他经济体对数字贸易发展的态度和诉求,寻找自身的比较优势和待提升领域,提出建议,望对未来我国数字贸易的发展有借鉴意义。

  1.1.3研究思路

  第一部分为绪论,从数字贸易的研究背景切入,分析研究意义,并归纳文章的研究思路及框架,提出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对数字贸易相关概念、特点和分类进行界定,为后文内容作铺垫。

  第二部分梳理美国数字贸易的发展现状,概述总体发展规模,进行结构分析,再从相关法律法规、数字服务贸易、数字产品和数字贸易企业四个角度进一步分类探究其发展状况。

  第三部分梳理中国数字贸易的发展现状,概述总体发展规模,进行结构分析,再从相关法律法规、数字服务贸易、数字产品和数字贸易企业四个角度进一步分类探究其发展状况。

  第四部分引入“钻石模型”并选择变量,从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与支持性产业、企业组织战略与竞争、政府政策和机会六要素分别选取变量来建立中美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计量模型,对中美数字贸易进行比较研究,探究影响中美两国数字贸易国家竞争力的显著性因素。

  第五部分以“PEST-SWOT”模型为理论依据,梳理中美两国数字贸易的比较优势、欠缺不足、发展机会和潜在威胁。

  第六部分根据上文梳理的发展现状,基于两个模型分析结果,借鉴美国发展经验和潜在威胁,中国自身比较优势和提升机会,提出中国数字贸易发展建议。

  第七部分回顾全文的写作脉络,提炼核心思想,总结全文提出结论,并指出全文的分析研究中的不足之处。

  1.1.4创新之处

  之前国内研究者大多关注数字贸易宏观战略政策的规划,而对于衡量数字贸易发展的情况及其相关影响因素的程度大小关注的较少,且对于中国数字贸易目前的比较优势的研究不够突出,本文旨在以中美数字贸易的现状与发展为切入点,根据“钻石模型”理论进行比较研究,选取影响数字贸易竞争的变量,构建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影响因素计量评价模型,探究影响两国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的显著性因素及背后原因,根据“PEST-SWOT”模型理论进行定性研究,梳理中美数字贸易各自的比较优势、欠缺不足、发展机会和潜在威胁,综合分析得出中国数字贸易未来发展的最优路径以及相关对策建议。由于国内对于数字贸易定量分析的文献资料较少,且国外研究者构建的模型所需的数据和中国已有的统计数据不一定具有可比性,所以对于定量模型的相关变量收集和确定将成为研究的难点,而计算得出的变量是否契合我国国情仍待进一步确定,因此本文研究的重点与创新点在于数字贸易的“钻石模型”和“PEST-SWOT”模型的比较研究。

  1.2数字经济与数字贸易的定义

  1.2.1数字经济的定义

  数字经济使伴随着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与通讯设备、信息网络等的快速普及而引发经济发展形态的巨变,以现代信息通信技术为核心的数字技术和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与传统产业的融合的一种新型经济,实现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

  数字经济从孕育到成熟主要经历了五个阶段,起步于20世纪40-60年代,美国国防部研制出世界第一台通用计算机埃尼阿克(ENIAC),开始使用机器语言或汇编语言来编写应用程序,仅运用在军事、科研院所和大型企业中;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随着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出现,计算机的体积进一步缩小,性能进一步提高,开始普及到中小企业及居民等生活领域,实现个人电脑(PC)时代;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世界各国积极投入大量资金大力推动信息技术设施建设,各国信息高速网络快速发展,但由于网络经济的发展速度远超实体经济的发展需要,最终导致了2000年的网络经济泡沫破灭;2001至2015年,随着个人电脑计算机速度、存储规模和网速的几何级增长,智能手机的问世,曾经破灭的网络经济在以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驱动下迎来了又一波繁荣,由PC互联网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2016年至今,数字技术开始实现跨界融合,朝着大数据、物联网、智能化等方面发展,数字媒体、数字教育、数字医疗、数字金融和数字政府等推动着数字经济走向下一个繁荣。

  1.2.2数字贸易的定义

  数字贸易是随着数字经济时代不断发展,应运而生的一种以数字技术为关键性要素的新型国际贸易形式,可以利用数字技术优化贸易过程,使产品或者服务符合消费者日新月异的需求;可以发展数字化产品、信息或服务,开发新领域占领差异化市场;也可以打造数字化生态系统,既创新数字化商业模式,又开发数字化产品,形成联结多个渠道的数字化平台等等,都是通过数字技术在各个贸易环节的渗透来提高贸易效率,降低贸易成本,实现新的价值创造。

  数字贸易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内容不断丰富。第一阶段是在传统商务与贸易的基础上加上“电子”技术,使商务活动信息化,整个贸易活动电子化,可概括为“电子商务”;第二阶段是在电子商务的基础上加上“跨境”,使电子商务活动跨境化,打破地域交易壁垒,来自不同经济体的买家和卖家通过电商平台达成交易,运用互联网技术完成支付结算,并通过国际物流运送交接货物,由于贸易对象向全球扩展,优化了传统国际贸易形式,因此可概括为“跨境电子商务”;第三阶段是在跨境电子商务的基础上加上“数字”,通过互联网传输产品和服务的国内商务和国际商务活动,将跨境数据传输等非实体货物交易涵盖其中,使交易内容数字化,从最初电子商务的概念不断发展与延伸,逐步丰富了数字贸易的内涵,完善了数字贸易的结构框架。

  1.2.3数字贸易竞争力研究

  当前数字化与贸易环节高度融合,全球数字贸易发展前景良好,各国和各地区的数字贸易竞争力及相关影响因素可以通过不同模型进行测定。比较常见的方法可以依据传统国际竞争力“钻石模型”来构建国家数字竞争力评价体系;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来探究全球数字贸易网络发展态势;通过因子分析、聚类分析来评估各国数字贸易发展现状;通过“熵值法”等公式模型综合评价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水平。

  1.3数字贸易的特征

  数字贸易,一方面可以解读为贸易(方式)的数字化,即通过数字技术对贸易环境赋能,将信息技术与传统贸易开展过程中各个环节融入渗透,提高贸易效率和便捷性,降低贸易成本,实现传统贸易的数字化升级,主要体现在跨境电子商务、智慧物流等新模式和新业态;一方面可以解读为数字(产品)的贸易化,即数字产品的贸易化,主要指数字产业,以数字产品为贸易标的的一种贸易形态,数字技术融合了现代网络交互、计算机算法、软件编程、ICT技术等,将无形的数据转化为可贸易的数字化产品和数字化服务,可大体上归为基础数据、数字产品和数字服务三大类。

  表1.1数字产品的贸易化

  类别具体形式

  基础数据研发、生产、消费

  数字产品数字音乐、数字游戏、数字视频、数字书等

  数字服务搜索引擎、社交媒体、平台等

  资料来源: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1.4数字贸易的分类

  1.4.1数字货物贸易

  数字货物贸易主要涵盖(跨境)电子商务、数字化产品等。

  电子商务指利用互联网和信息技术进行的商务贸易活动,实现商务活动的电子化和网络化。跨境电子商务是电子商务交易范围扩大到全球,分属于不同国家的交易主体之间通过跨境支付结算进行进出口贸易,是数字经济时代下一种新的国际贸易形式。

  随着数字产品不断发展,其与传统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差距也越来越明显,无论是贸易的内容、贸易的方式、贸易的结算都颠覆了原有的商业模式,或部分优化或部分缩减了原有的贸易方式,增添了可贸易内容,对全球的价值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各国以及各国际组织之间对于数字货物贸易以及数字贸易本身的定义不完全相同,因而对其属于货物贸易还是服务贸易存在很大的分歧。

  1.4.2数字服务贸易

  数字服务贸易是指服务贸易中需要基于互联网技术展开的贸易内容,不仅包括信息通信技术(ICT)服务产业、数字媒体产业等几乎全部通过数字化手段进行交付的服务,还包括养老、教育、金融、知识产权等涉及数字交付程度较高的服务。

  1.4.3数据贸易

  数据贸易的科学基础是二进制字节的跨境传输,主要涵盖搜索引擎、云端服务、数据流动等。数据本身在数字交付内容及服务的流动中成为一种关键生产要素,通过对贸易环节的需求端和生产端数据分析,能更快地匹配消费者和销售者,成为企业决策的科学参考。因而,掌握数据收集、分析之后,能改善多少程度的产品功能和提高多少程度的服务水平,成为数据贸易的关键增长点。

  数字产品在国际贸易规则中的归类仍没有明确,如果将数字产品归类于货物贸易,则其贸易规则将适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若将数字产品归类于服务贸易,则其贸易规则将使用《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

  2美国数字贸易的发展现状分析

  作为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美国在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的发展上始终走在最前面。源于其互联网技术和数字交换技术的快速发展,美国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美国经济分析局(BEA)数据显示,2015-2017年美国数字贸易顺差分别达到1624亿美元、1601亿美元和1725亿美元,占全部服务顺差比重分别为61.7%、64.3%和67.6%,呈现出逐年提高的趋势。从信息与通信技术(ICT)角度来看,2018年美国ICT产品进口总额为426亿美元,出口总额为379亿美元。美国数字贸易企业规模庞大,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云计算服务提供商,其中亚马逊Amazon、微软Microsoft、谷歌Google和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四家公司在2016年公共云服务的总支出高达全球数字贸易总数百分之七十以上。同时美国也是最早关注数字贸易战略布局和规则制定的国家,全面的研究分析和发达的数字产业,使其成为当之无愧的全球数字贸易引领者。

  2.1美国数字贸易法律法规

  美国是网络信息技术的发源地并且美国政府对数字贸易规则制定非常支持和重视,并且很早就意识到仅有的传统贸易规则会给未来数字贸易发展带来限制与制约。作为全球最早意识到数字经济时代尽早制定政策规范重要性的国家,美国自1998年起开始对数字贸易进行研究,相继发布了多份数字贸易报告,在数字基础设施、技术创新和标准制定、国际贸易各个领域均提出符合自身的战略目标,逐步形成了促进数字经济领域较为完整的贸易体系。

  表2.1美国数字贸易相关战略政策进展

  时间战略政策进程

  1998年萌芽:美国商务部发布《浮现中的数字经济》

  2008年APEC(亚太经合组织)提出《数字繁荣的行动清单》

  2013年USTR(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美国数字贸易和全球经济》

  2015年USTR发布《数字贸易12条》

  2016年USTR成立数字贸易工作组(DTWG)

  美国商务部成立数字经济顾问委员会(DEBA)

  USTR发布《数字贸易24条》

  2017年USTR更新《数字贸易24条》

  (制定全面的“跨境数据和信息流动”的整套规则)

  USTR就美国企业使用新兴数字技术相关内容展开研究调查

  USTR测定目前国际数字贸易壁垒对美国企业竞争力的影响

  2018年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通过“网络外交法案”

  美国国务院设立“网络空间和数字经济办公室”

  同时,美国还企图通过联盟来扩大控制范围,由于美国和欧盟日本发展理想相和,企图将各自的势力范围相互对接以形成较大的“数字贸易利益圈”。2019年1月9日,美欧日在华盛顿举行贸易部长会议,确认将携手促进数字贸易和数字经济的发展,并试图通过促进数据安全来共同改善数字环境。尤其是在数字贸易规则领域,美欧日联手扩大彼此在数字贸易上的优势,向全球推广自身的数字规则和理念,力图在即将到来的数字贸易浪潮中占据主导权。

  作为数字贸易的领导者,美国政府不仅在完善国内相关法律政策的同时,还力图通过主导三个超大型自由贸易协定,包括2009年加入TPP,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2013年与欧洲委员会就TTIP进行谈判,即《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别称美欧双边自由贸易协定,2011年展开TISA谈判,即《服务贸易协定》(Trade in Services Agreement),以自身立场构建贸易规则体系,与对方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方式来推广“美式模板”,如下表所示,来扩大竞争优势,稳固自己的领导地位,掌握数字贸易发展的控制权。虽然美国现已退出了TPP协议,但其在TPP协议里主导的数字贸易规则主张仍在国际上具有影响力,包括由原TPP协议中其他11个经济体重新签署的CPTPP协议,仍旧采用美国之前提出的数字贸易规则内容,并成为国际上数字贸易协议签订参考标准。

  表2.2美国自由贸易协定与“美式模板”

  自由贸易协定贸易规则体系美式模板

  美韩自由贸易协定跨境数字自由流动的原则“美式模板1.0”

  TPP谈判促进数字贸易、信息自由流动以及开放互联网“美式模板2.0”

  《美墨加协定》取消跨境数据收费和数据本土化限制,开放政府公共数据但禁止要求企业披露源代码和算法“美式模板3.0”

  2.2美国数字服务贸易

  图2.1美国国际数字贸易服务总额和世界占比

  数据来源:UNCTAD

  根据UNCTAD数据显示,美国数字贸易总额从2005年1184亿美元上升至2018年2709万美元,贸易总额在逐年增长。虽然在全球数字贸易比例中自2009年达到12.53%的峰值就开始逐年下降,但其增长速度超过了传统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同时美国拥有全球最大的云计算服务市场规模,占据全球云计算行业规模的60%左右,主导着全球云计算服务行业。

  图2.2美国通信、计算机服务等占服务进口的百分比

  数字来源: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根据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的数据显示,2000~2017年美国通信、计算机服务等占服务进出口的百分比始终保持稳定且比重大,未受其他经济体的影响,与其掌握核心技术和持续创新能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2.3美国数字产品

  图2.3美国高科技产品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的百分比

  数据来源: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根据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的数据显示,2000~2017年美国高科技产品出口占制成品出口的百分比有下降的趋势,数字技术与美国制造业的融合是否融洽待进一步的研究。

  产品附加值可持续增加是美国数字产品一大特色,以亚马逊Kindle为例。用户首先购买产品亚马逊Kindle,之后可以通过无线网络使用亚马逊Kindle购买、下载和阅读电子书、报纸、杂志、博客等其它电子媒介。亚马逊Kindle其本身性能就是融合了数字技术的高科技产品,同时作为可以承载数字出版产品的“容器”,通过售卖电子出版物促进了数字出版业发展,实现了“1+N”的贸易增长。

  2.4美国数字贸易企业

  美国企业在数字货物贸易中,有数字内容服务提供者线上电影租赁提供商Netflix,也有亚马逊Amazon为首的大型跨境电子商务平台。

  美国企业在数字服务贸易中,有数字搜索引擎服务提供商Google,网络社交媒介提供者Facebook脸书、LinkedIn领英和Twitter推特。

  美国企业在数据贸易方面,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云计算服务提供商,其中亚马逊Amazon、微软Microsoft、谷歌Google和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四家公司在2016年公共云服务的总支出高达全球数字贸易总数百分之七十以上。

  3中国数字贸易的发展现状分析

  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报告,201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91.9万亿元,数字经济规模为31.3万亿元,占比约为34.8%,且2018年数字经济规模相较于2017年同比增长20.9%,增幅比例大。数字技术从整体上优化了贸易产业链,在货物贸易方面,2018年跨境电商交易规模总额达7.9万亿元,占同年货物进出口总额的24.9%;在数字内容方面,2018年中国国内数字出版业整体收入规模为8330.78亿元,比上年增长17.8%;在数字产品方面,2018年ICT产品进口总额为237亿美元,出口总额为470亿美元;在数字服务方面,2017年中国新兴服务进口达到7171.7亿元,出口达到7329.4亿元,增幅都高于10%。全球化智库和韩礼士基金会发布的报告显示,2018年数字贸易在中国国内已经创造了4660亿美元,约为3.3亿元的经济效益,相当于十分之一同年数字经济规模,可见中国数字贸易在“数字中国”战略背景下还有进一步扩大的增长空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及战略都已经比较成熟,但是数字贸易相较于其他经济体还是较为落后,尤其是在法律法规方面,相关规则制定等都不太跟得上现有数字贸易动态,但在跨境电子商务相关领域,贸易态度明确立场坚定,与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相关协议,协同发展。我国数字贸易企业,主要以电子商务公司阿里巴巴集团Alibaba Group、全球最大的中文搜素引擎百度Baidu、中国最大的互联网综合服务提供商之一腾讯Tencent三巨头组成,整个数字贸易产业涵盖领域广,提供产品服务种类多,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3.1中国数字贸易法律法规

  由于我国在数字贸易领域起步较晚,相关的法律和制度体系建设还没有跟上发展进程,出现发展水平与法律监管不匹配的局面。无论哪个产业,没有健全完善的法律监管和制度规范,就不能保证产业拥有健康发展的可能。尤其类似于数字贸易领域,涉及个人信息数据安全等,如果相应的法律缺失或者滞后,那么是不可能营造一个安全放心的交易环境,这对数字贸易交易的双方都存在隐患,彼此利益不能得到保障,从长远来看会影响数字贸易产业发展。不过随着近年来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中国逐渐开始表达自己的贸易规则诉求,对于数字贸易议题的重视程度上升,因而中国数字贸易战略政策逐步完善。从2015年以来,中国逐渐注重对互联网和数字经济的关注,提出“互联网+”等战略,从政策上引导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融合,并在2019年提出的《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要加快数字贸易发展,提升贸易数字化,这是中国未来大力发展数字贸易的信号。

  表3.1中国数字贸易战略政策

  时间战略政策进展

  2015年十八届五中全会“互联网+”战略和国家大数据战略

  2016年国务院印发《“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

  G20杭州峰会通过《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

  2017年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倡议》

  2018年商务部电子商务和信息化司《中国电子商务报告(2017)》

  201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电子商务法》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数据来源:参考《2018世界与中国数字贸易发展蓝皮书》、Meltzer Joshua.Maximizing the Opportunities of the Internet for International Trade.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2016

  及官方公布文件整理得出

  以货物贸易为基础的电子商务在中国快速兴起,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与运用,中国跨境电子商务很快抢得先机,逐渐发展成为以跨境电商为核心的数字贸易大国。虽然整体的数字贸易规则仍在逐步落实,但电子商务相关规范策略已较为完善,营造了一个良好的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环境。2018年8月3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2019年1月1日正式实施,标志着中国电子商务进入更加完善的法制阶段。

  表3.2中国电子商务法

  时间法律法规

  2016年《关于深入实施“互联网+流通”行动计划的意见》

  加强智慧流通基础设施建设鼓励拓展智能消费新领域

  大力发展绿色流通和消费积极促进电子商务进社区

  2016年《电子商务“十三五”发展规划》

  加快建设电子商务信息基础设施,健全电子商务发展支撑体系

  加快培育新模式与新业态,推动电子商务发展提质升级

  加快发展电子商务要素市场,带动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加快创建电子商务新秩序,促进电子商务规范安全发展

  2017年《促进电子商务发展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16-2018年)》

  建设有利于电子商务发展的法规政策环境

  完善电子商务基础信息设施

  深化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建设,促进重点区域电子商务发展

  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电子商务合作

  2018年《关于完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

  促进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行业的健康发展,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

  从禁止搭售商品、保证押金退还、向“大数据杀熟”说不、保护个人信息方面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跨境电子商务是与其他经济体展开国际贸易往来,因此中国积极参与并推动建立多双边合作关系,开拓跨境电商的发展空间,提升影响力。2017年,我国提出“丝路电商”的方案,将跨境电商纳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与爱沙尼亚、匈牙利、越南、柬埔寨、澳大利亚和巴西等七个沿线国家建立了双边电子商务合作机制并签署备忘录。

  同时,中国也积极推进电子商务相关自贸协定和合作倡议文件,包括中国和格鲁吉雅之间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和智利签订的服务贸易补充协定,和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协议的电子商务议题谈判,和金砖国家电子商务工作组达成《金砖国家电子商务合作倡议》。在中国签订的与电子商务有关的自由贸易协定中,承诺将简化通关流程以保障货物物流可以保持通畅,并且货物零关税比例将达到90%以上。并且在全球贸易范围内中国也积极参与世贸组织、亚太经合组织、上合组织、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澜湄合作等多个国际组织进行数字贸易相关细则协商。综上所述,中国基于互联网从事的货物贸易具有比较优势,在电子商务领域有明确的贸易诉求,与之匹配的贸易协定也较为完善,但在数字贸易规则上与美国有很大差距,法律法规不能覆盖所有领域,内外贸融合调整滞后,需要进一步优化。

  3.2中国数字服务贸易

  中国数字服务最直观地体现在跨境电子商务上,其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新引擎。2014-2016年,受到国际经济形势低迷和国内制造业转型的影响,我国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从26.42万亿元下滑至24.33万亿元,于2017年回升至27.79万亿元,扭转了连续两年下降趋势。而从2013至2018年,中国跨境电商规模持续扩大,2018年达到7.9万亿元,六年增长5.2万亿元,同比高于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增值。

  图3.1 2013-2018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跨境电商交易额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电子商务交易平台

  在“互联网+”战略的背景下,跨地域之间贸易往来需求的扩张、网上交付的便利化、电商平台的多样性以及物流运输的便捷化等多个因素结合在一起,为电子商务在中国贸易市场的快速崛起提供了客观条件。中国作为制造大国和人口大国,电商行业的潜在价值不言而喻,“互联网+”思维的兴起,电子商务在数字技术的带动下,给传统零售业带来新的切入口。中国迅速把握了电子商务的黄金发展期,配套的政策及战略出台,并充分挖掘了电子商务产业的增长关键点,利用大数据分析等数字技术细分指标,探究增长原因,持续扩大竞争优势。

  根据中国国际电子商务网统计,将电子商务总指标细分为成长指数、参与指数、渗透指数以及环境指数(具体衡量标准如下表所示),从各个角度细究电子商务增长动态。

  表3.3电商细分指标构成

  分指数具体衡量标准

  成长指数网络零售产业自身成长进步情况,由网络零售企业数量、销售规模、营业收入、资产规模、从业人员等细分指标构成

  参与指数居民消费渠道变化情况,由网购活跃用户比例、人均消费额、用户在线情况等细分指标构成

  渗透指数线上线下融合水平提升情况,由网络零售企业数量、销售规模、营业收入、资产规模、从业人员等在零售行业中的占比等细分指标构成

  环境指数网络零售发展外部支撑环境改善情况,由固定互联网宽带使用情况、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快递业务量等细分指标构成

  图3.2 2015-2019年第三季度电商总指数和分指数

  数据来源:中国国际电子商务网

  根据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数据显示,2015-2019年总指数和细分指数都呈逐年平稳上升趋势。从总指数上来看,2019年三季度全国网络零售发展指数为139.5,同比增长1.0%;从分指数上来看,企业成长指数为112.5,同比增长1.1%,环比增长0.01%;渗透指数为180.9,同比增长0.8%,环比下降6.3%;参与指数为135.9,同比下降0.1%,环比下降0.3%;环境指数为130.8,同比增长3.1%,环比增长0.8%。通过对分指数的大数据监测,可以看出我国电商市场结构和市场主体动态变化,B2C网络零售市场优势进一步巩固;在线服务消费持续增长,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

  截至2019年三季度末,17家在境内外上市的我国网络零售和生活服务电商企业总市值达7.4万亿元,跨境电商平台零售进口额达775.5亿元,同比增长30.5%。跨境电商平稳发展,跨境零售进口增长迅速。截至2019年9月底,我国已与19个国家建立了电子商务合作机制,推动涵盖跨境电商、海外仓、大数据、物流建设等多个电子商务领域的项目进展,提升我国电商企业国际品牌形象,将丝路电商成为“一带一路”发展新引擎。

  3.3中国数字产品

  根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2018—2019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中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数字出版业整体总收入为8330.78亿元,相比2017年收入7071.9亿元,增长17.8%;相比2015年收入4403.85亿元,增长89.17%,在三年时间内产值约翻了一倍,且纵观2009至2018年各年度总产值(如图3.3所示),呈现逐年稳步增加的趋势,可见数字出版产业发展前景良好。互联网广告以高达3717亿元的总收入位列数字出版业第一,移动出版以2007.4亿元总收入位列第二,其涵盖了移动阅读、移动音乐以及移动游戏等多个细分类别,在线教育以1330亿元总收入位列第三,以其脱离地理、时间限制等特点的网课形式契合了当今青年人的消费习惯,广受欢迎。可见,我国数字出版位列收入前三的类别虽然整体规模大,但基本上是传统同产业的一个线上衍生,本身就具有巨大的消费需求,且消费群体大多是愿意接受新兴技术融合的青少年人,所以从线下实体内容到数字产品,于他们而言本身就是一种充满期待的尝试。而像在线音乐、网络动漫等对于内容创新要求比较高的类别相对来说占比就不那么可观,但数字出版业将可转变为线上的内容都数字化后,客观上存在一个饱和度,这时如果仍想通过将实体数字化的方式实现产值大幅度增长就会受到限制,因此中国数字出版产业未来的增长点在于创新创意的产品,这个才是在产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遇到瓶颈时的突破口,可是如果等到发展到客观产业最大规模需要一定的时间积累,但创新思维是可以融合在任何阶段的,通过与知识付费生态融合,可以打造客户专属的知识内容或者解决方案的服务,打造数字出版业未来持续健康发展。

  图3.3 2009-2018年我国数字出版产值

  数据来源: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2018—2019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

  图3.4数字出版产业收入情况(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2018—2019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

  2019年,工信部向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中国广电四家企业颁布了5G牌照,5G商用正式拉开大幕,中国步入5G时代。5G具备超高速、低延迟、低功耗、大容量、广覆盖、高可靠性的特点,将会进一步助力中国数字产品市场。移动带宽的增加将改善AR出版、VR出版的性能;大容量、广覆盖的特点将对移动互联网知识服务进行重塑,行走的数字图书馆成为可能;超密集网络异构的特点将提高数据流量,解决同频干扰;移动云计算技术将提升移动互联网端的数据计算能力,为数字贸易的跨境数据流动提供技术支持[张新新.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深度融合,推进数字出版高质量发展——2019年度数字出版盘点[J/OL].科技与出版:1-13[2020-02-19].https://doi.org/10.16510/j.cnki.kjycb.20200218.026.]。

  中国国际进出口博览会是推动数字贸易进出口发展一个很好的平台,以高科技数字技术产品和数据服务贸易等为标志的新兴数字贸易快速增长,通过整合上下游商家、海关、政府、金融机构、海外渠道,实现产品展示、在线交易、关检、物流、支付、服务于一体的全平台、线上化外贸闭环模式,解决了传统贸易中不透明、多环节、成本高、报关繁琐等问题,构建了一体化数字贸易产业链生态圈。

  3.4中国数字贸易企业

  随着新业态、新模式、新技术对传统产业冲击的不断加强,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全球企业的共识。其中提供电子商务、网络社交、云计算等服务的企业在中国迅猛崛起,最具代表性的市值最高的3家上市企业合称BAT(B=百度Baidu,A=阿里巴巴Alibaba Group,T=腾讯Tencent)三巨头,2018年度总营收和达到7301亿元。

  中国的数字货物贸易大多数都是通过像阿里巴巴旗下的大型跨境电商平台进行的货物贸易往来。电子商务公司阿里巴巴通过自身的电商平台如淘宝网、天猫、全球速卖通、阿里巴巴国际交易市场等平台进行导流,围绕其核心电子商务业务衍生系列服务,并配套营销服务及云服务,支付宝提供的金融业务不仅仅停留在满足网上购物需要,近年来不断开发的其他便利服务渗透在人们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影响了人们的消费习惯,企业自身形成完整的商业生态圈,并在2016年提出eWTP(Electronic World Trade Platform世界电子商务贸易平台)被写入G20公报,2018年度总营收为3452亿人民币,以26.6%的市场份额成为全球第一电商平台。

  中国企业的数字服务贸易、数据贸易在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上取得新的突破。在物联网方面,中国电信建成全球首个覆盖范围最广的商用NB-IoT网络,华为公司提出的NB-IoT技术方案获得3GPP标准,成为国际标准[《世界与中国数字贸易发展蓝皮书》]。在人工智能方面,百度作为全球最大的中文搜素引擎公司,除搜索服务之外,人工智能专利数量中国第一,全球第四。有面面俱到的百度AI开放平台,也有更贴近生活化的人工智能助手“小度”,2018年度总营收为1023亿人民币。除了百度旗下有很多人工智能产品,根据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科技产业发展报告(2019)》,截至2019年2月,中国共有745家人工智能企业,美国共有1446家人工智能,全球人工智能企业3438家,中国位列第二,占比约为21.67%。在数据贸易方面,以阿里巴巴、UCloud为代表的中国云计算服务商已为4万家创新创业企业提供云端服务。

  表3.4百度Baidu产品

  业务类别产品细分

  搜素服务百度软件中心、百度地图等18项

  社区服务百度安全论坛、百度网盘等23项

  移动服务百度理财、百度手机助手等12项

  导航服务hao123、网站导航、百度口碑

  游戏娱乐91手游网、百度游戏等5项

  站长与开放者服务百度移动统计、百度推荐等25项

  软件工具百度音乐、百度浏览器等8项

  其他服务安卓网、百度认证等7项

  4中美数字贸易竞争力比较分析

  4.1模型及变量选择

  4.1.1模型选择—“钻石模型”

  迈克尔·波特(Michael E.Porter),商业管理界公认的“竞争战略之父”,提出研究一个国家某种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理论“钻石模型”(Michael Porter diamond Model)。波特认为,一个国家某种产业为什么在国际上有较强的竞争力主要有六种影响因素,前四个要素之间存在相互作用关系,包括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产业和支持性产业的表现以及企业的战略、结构、同业竞争的表现,通常被称为基本要素。此外还存在两大不定要素,政府行为和外部机遇,对四项基本要素都会产生影响,通常被称为辅助要素。

  图4.1“钻石模型”基本要素及辅助要素

  本文以“钻石模型”为理论来选择解释变量建立回归模型比较中美数字贸易竞争力,探究哪些变量对于提升竞争力有显著影响,进行进一步分析,旨在探索提升中国数字贸易竞争力的最优途径。

  4.1.2模型变量选择

  (1)生产要素

  生产要素指的是一个国家的生产要素状况,包括人力资源、天然资源、知识资源以及基础设施等。迈克尔·波特将生产要素分为初级要素和高级要素,前者包括自然资源、人口数量等,后者包括通讯基础设施、专业技能以及熟练劳动力等。由于初级要素属于国家的初始优势,短时间内难以有较大的提升,因此本模型选择的变量主要以高级要素为主。

  由于难以找到完全相同衡量标准的数据,通过整理不同网站获得近似标准数据,美国选用“人口每1%中25岁以上大专以上学历”,数据来源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中国选用“高等教育以上平均水平占总人口百分比”,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记为HR。为衡量资本资源的影响,选用“国内研发总支出”,记为RD,数据来源OECD。

  (2)需求条件

  需求条件指的是国内对于某个行业产品或服务的需求。由于ICT技术是数字贸易中的关键性技术,本文选择“国际贸易中ICT服务业进口额(年)”作为变量,记为ICT,中美两国数据皆来自于UNCTAD。

  (3)相关与支持性产业

  相关与支持性产业指的是相关上下游产业。在“钻石模型”中,优势产业与相关产业的发展是联动共生长的,如果优势产业与支持性产业发展相适应时,就会互相促进,如果优势产业超越或滞后支持性产业发展,就会制约优势产业的发展,因此相关上下游产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根据数字贸易在交付过程中涉及到的产业链,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服务业数字化优化流程,农业相对而言影响比例较小,因而与数字贸易相关性较强的产业主要是工业(包括建筑业)和服务业。因此本文选择“工业(包括建筑业)对于GDP贡献率增值”“服务业对于GDP贡献率增值”作为变量,分别记为L2和L3,数据来源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4)企业组织、战略与同业竞争

  企业组织、战略与同业竞争指的是强有力的国内竞争对手普遍存在于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中。在国际产业竞争中,成功的产业要先通过国内市场的不断地更新换代和创新发展,才会向海外市场延伸。迈克尔·波特提出不同的国家的“管理意识形态”不同以及国内企业竞争激烈程度导致竞争优势的差异,企业的组织管理、战略战术都会影响到本企业的综合发展,因此为从整体上衡量一个国家数字贸易产业竞争局面,本模型选用“数字贸易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年)”为变量,记为DD,“国际贸易中数字交付服务进出口总额”的数据来源于UNCTAD,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来源于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5)政府政策

  政府政策指的是政府部门通过政策选择,能够削弱或增强国家竞争优势。在模型中,美国以2013年USITC发布《美国数字贸易和全球经济》报告为分界点,2005-2012年记为0,2013-2017年记为1;中国以2015年发布十八届五中全会“互联网+”战略和国家大数据战略为分界点,2005-2014年记为0,2015-2017记为1,记为GOV。

  (6)机会

  机会是可遇不可求的,可以影响到四大要素发生变化。数字贸易具有瞬息万变和全球化的属性,本文选择“全球化指数”来衡量其贸易环境,记为GI,数据来源KOF Globalisation Index。

  表4.1中美数字贸易产业竞争力解释变量及被解释变量选择

  影响因素解释变量变量数据来源

  生产要素25岁以上大专以上学历(年/人口1%/美)

  高等教育以上平均水平占总人口百分比/中HR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中国统计年鉴》

  国内研发总支出(年)RD OECD

  需求条件国际贸易中ICT服务业进口额(年)ICT UNCTAD

  相关及支持产业工业(含建筑业)对GDP贡献率增值(年)L2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服务业对GDP贡献率增值(年)L3

  企业组织、战略与同业竞争数字贸易占比份额

  (数字贸易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例)DD UNCTAD&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政府政策政府政策GOV USITC

  机会全球化指数GI KOF

  本文选择Eviews9.0完成模型的回归和检验,建立的模型时间跨度为2005-2017年,选取HR、RD、ICT、L2、L3、DD、GOV、GI为解释变量,为模型的自变量;并选取数字贸易出口额(DT)作为被解释变量,为模型的应变量。由于该模型的数据多数为比例性质,GOV为虚拟变量,仅对被解释变量DT取对数,为LNDT。

  4.2美国数字贸易竞争力

  由于选择的自变量之间可能相关性较大,存在多重共线性,因此对模型进行逐步回归(Stepwise forward/backward),选择以显著性水平p值作为判别依据,假设检验水平为5%,经比较,Stepwise forward数据更优,如下图所示。

  表4.2解释变量逐步回归过程的变量选择(美国)

  Variable Coefficient Std.Error t-Statistic Prob.*

  L3 0.069312 0.012919 5.365094 0.0005

  GI 0.100981 0.010467 9.647857 0.0000

  DD 29.99903 3.594729 8.345282 0.0000

  RD-0.624629 0.226053-2.763201 0.0220

  Selection Summary Added L3 Added GI Added DD Added RD

  R-squared 0.980971 Adjusted R-squared 0.974628 Durbin-Watson stat 1.888117

  根据上表的逐步回归结果,最终确定自变量为L3、GI、DD和RD。在剔除模型中不显著变量后,建立回归模型,为使模型更加合理合理化,选择Covariance method:HAC(Newey-West)对异常数据进行调整再进行回归,如下表所示。

  表4.3解释变量回归模型结果(美国)

  Variable Coefficient Std.Error t-Statistic Prob.

  C 2.637940 0.740702 3.561404 0.0074

  L3 0.055581 0.011911 4.666383 0.0016

  GI 0.079982 0.014964 5.345041 0.0007

  DD 36.92499 3.058911 12.07129 0.0000

  RD-0.681292 0.155508-4.381076 0.0023

  R-squared 0.988781

  Adjusted R-squared 0.983172

  Durbin-Watson stat 2.091384

  F-statistic 176.2702

  由此可得:=2.6379+0.0556L3+0.0799GI+36.925DD-0.6813RD

  对回归数据进行F检验,针对:====0,给定显著性水平=0.05,在F分布表中查出自由度为k-1=3和n-k=8的临界值(4,8)=3.84。由上表得到F=176.2702,由于F=176.2702>,应拒绝原假设:====0,说明回归方程显著,即L3、DD、GI和RD四个变量联合起来确实对被解释变量“数字贸易出口额(LNDT)”有显著影响。

  对回归数据进行t检验,分别针对:=0(j=1,2,3,4,5),给定显著性水平=0.05,查t分布表得自由度为n-k=8临界值(n-k)=2.306。由上表中数据可得,、、、对应的t统计量分别为4.6664、5.3450、12.0713、-4.3811,、、、绝对值均大于(n-k)=2.306,这说明在显著性水平=0.05下,分别都应当拒绝:=0(j=1,2,3,4,5),也就是说,当在其他解释变量不变的情况下,解释变量L3、DD、GI和RD分别对被解释变量“数字贸易出口额(LNDT)”都有显著的影响。由于常数项在本模型中不存在经济意义,因此不对该项进行检验。

  表4.4异方差Heteroskedasticity Test检验(美国)

  Heteroskedasticity Test:Breusch-Pagan-Godfrey

  F-statistic 2.012836 Prob.F(4,8)0.1855

  Obs*R-squared 6.520792 Prob.Chi-Square(4)0.1635

  Scaled explained SS 0.475652 Prob.Chi-Square(4)0.9758

  考虑到建立的是2005-2017年的时间序列模型,本文对回归后的模型进行Heteroskedasticity Test:Breusch-Pagan-Godfrey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在=0.05下,查分布表,得临界值(4)=9.4877。因为n=6.5208<(4)=9.4877,表明模型不存在异方差。

  4.3中国数字贸易竞争力

  由于选择的自变量之间可能相关性较大,存在多重共线性,因此对模型进行逐步回归(Stepwise forward/backward),选择以显著性水平p值作为判别依据,假设检验水平为5%,经比较Stepwise backward数据更优,如下图所示。

  表4.5解释变量逐步回归过程的变量选择(中国)

  Variable Coefficient Std.Error t-Statistic Prob.*

  GI 0.180176 0.040866 4.408988 0.0023

  RD 2.753965 0.333712 8.252524 0.0000

  DD 49.24641 19.50100 2.525328 0.0355

  GOV 0.454763 0.239270 1.900629 0.0939

  L3-0.141341 0.063284-2.233433 0.0560

  Selection Summary Removed L2 Removed ICT Removed HR

  R-squared 0.986289 Adjusted R-squared 0.979434 Durbin-Watson stat 1.553543

  根据上表的逐步回归结果,最终确定自变量为GI、RD、DD、GOV和L3。在剔除模型中不显著变量后,建立回归模型,为使模型更加合理合理化,选择Covariance method:HAC(Newey-West)对异常数据进行调整再进行回归,如下图所示。

  表4.6解释变量回归模型结果(中国)

  Variable Coefficient Std.Error t-Statistic Prob.

  C-2.923396 1.833146-1.594743 0.1548

  GI 0.247561 0.042656 5.803689 0.0007

  RD 2.584770 0.227608 11.35622 0.0000

  DD 34.43735 8.587390 4.010224 0.0051

  GOV 0.495396 0.122424 4.046559 0.0049

  L3-0.158215 0.032930-4.804625 0.0020

  R-squared 0.987602

  Adjusted R-squared 0.978746

  Durbin-Watson stat 2.038959

  F-statistic 111.5182

  由此可得:=-2.9234+0.2476GI+2.5848RD+34.4374DD+0.4954GOV-0.1582L3

  对回归数据进行F检验,针对:=====0,给定显著性水平=0.05,在F分布表中查出自由度为k-1=5和n-k=7的临界值(5,7)=3.63。由上表得到F=111.5182,由于F=111.5182>,应拒绝原假设:=====0,说明回归方程显著,即GI、RD、DD、GOV和L3等变量联合起来确实对被解释变量“数字贸易出口额(LNDT)”有显著影响。

  对回归数据进行t检验,分别针对:=0(j=2,3,4,5,6),给定显著性水平=0.05,查t分布表得自由度为n-k=7临界值(n-k)=2.365。由上表中数据可得,、、、、对应的t统计量分别为5.8037、11.3562、4.0102、4.0466、-4.8046,其中、、、、绝对值均大于(n-k)=2.365,这说明在显著性水平=0.05下,分别都应当拒绝:=0(j=2,3,4,5,6),也就是说,当在其他解释变量不变的情况下,解释变量GI、RD、DD、GOV和L3分别对被解释变量“数字贸易出口额(LNDT)”都有显著的影响。由于常数项在本模型中不存在经济意义,因此不对该项进行检验。

  表4.7异方差Heteroskedasticity Test检验(中国)

  Heteroskedasticity Test:Breusch-Pagan-Godfrey

  F-statistic 0.156040 Prob.F(5,7)0.9712

  Obs*R-squared 1.303643 Prob.Chi-Square(5)0.9346

  Scaled explained SS 0.378776 Prob.Chi-Square(5)0.9959

  考虑到建立的是2005-2017年的时间序列模型,本文对回归后的模型进行Heteroskedasticity Test:Breusch-Pagan-Godfrey检验。检验结果显示,在=0.05下,查分布表,得临界值(5)=11.0705。因为n=1.3036<(5)=11.0705,表明模型不存在异方差。

  4.4基于“钻石模型”中美数字贸易比较研究

  上文以“钻石模型”为理论依据建立回归模型,计算了中美两国数字贸易产业国际竞争力影响因素的差异,为进一步探究影响因素差异带来的结果,结合实际情况分析差异化原因。本文对数字贸易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测定有许多地方值得进一步推敲和改进,其一由于关键性数据“数字贸易进出口总额”数据不全,模型建立的时间跨度短;其二选择的解释变量是否能准确代表“钻石模型”要素;其三中美两国的部分数据并没有完全统一口径等,在一定程度上对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测定带来影响。

  4.4.1生产要素

  根据模型显示,中美两国的人力资本都没有对数字贸易竞争力产生显著影响。对于中国而言,主要是由于当前高等教育人才数量虽然在逐年增加,但数字贸易产业仍有很大的人才缺口。

  表4.8中美两国ICT细分行业就业增长率变化

  行业中国(2015年)中国(2018年)美国(2015年)美国(2018年)

  计算机硬件-0.61%-0.52%-1.84%1.30%

  计算机软件-0.67%0.18%4.89%2.68%

  计算机网络-4.39%-1.87%3.25%-1.27%

  互联网3.78%1.96%7.94%4.12%

  半导体-0.57%0.10%2.68%-0.07%

  电信-1.11%-0.44%0.38%-1.19%

  信息技术服务-1.37%-0.10%4.14%0.12%

  电脑游戏-1.65%-1.03%0.57%0.07%

  网络媒体-1.12%-1.63%1.38%-0.33%

  网络安全-1.10%-0.97%9.39%3.57%

  无线1.17%-1.28%-1.65%-3.98%

  数据来源:[32]马晔风,蔡跃洲.基于官方统计和领英平台数据的中国ICT劳动力结构与数字经济发展潜力研究[J].贵州社会科学,2019(10):106-115.

  根据数据显示,2015-2018年中国在多个ICT细分行业中出现负增长。2015年,除互联网和无线行业外,中国其他ICT细分行业的就业增长率皆为负值,2018年,除计算机软件、互联网和半导体以外,其余仍为负值;相比之下,美国多数ICT行业就业增长率良好,2015年,除计算机硬件和无线行业外,其余皆为正值,2018年,大部分都是正值,这与美国ICT产业规模和发展趋势情况相符。在数字技术向传统行业渗透的过程中,ICT行业的劳动力增长率并没有满足需求,必然会导致ICT劳动力在区域和行业层面的结构性失衡,进而导致支持数字贸易发展的核心支撑ICT技术供给不足,不能在数字贸易领域实现协同发展。

  根据模型显示,国内研发总支出每增加1个单位,中国数字贸易出口额相对比率增加2.5848,美国数字贸易出口额相对比率减少0.6813,这表明研究经费增加与中国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呈正相关,和美国呈负相关。按照“钻石模型”的理论基础,技术的进步会促进产业国际竞争力,但美国的数据呈现相反的效应,可能由于模型选择的时间跨度为2005~2017年,美国是一个崇尚创新的国家,其国内研究经费总支出始终在GDP中占有很大比例,1995年为2.41%,2017年为2.79%,其增长幅度为0.38%,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将国内研发总支出视为反映技术水平的生产要素(Q),数字贸易出口额视为总效益(TU),美国在国内研究经费支出增加已经经历过高速增长的阶段,现增长率平缓趋向于零,所以边际效益(MU)也趋向于零,逐渐变为负数,总效益(TU)开始下降,如图中蓝色线段所示,因而相对平缓的国内研究经费总支出变动对于数字贸易出口额的贡献率难以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中国由于起点低有巨大的增长空间,1995年为0.57%,2017年为2.15%,其增长幅度为1.58%,如图中红色线段所示,边际效用为正值,总效用曲线呈上升趋势,表现为国内研究经费总支出增加对于数字贸易出口额的正效应。

  图4.2 1995~2017年中美两国国内研发总支出占GDP的比例

  数据来源:OECD(2020),Gross domestic spending on R&D(indicator).doi:10.1787/d8b068b4-en(Accessed on 17 February 2020)

  图4.3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数字贸易作为传统贸易模式的更新升级,需要整合和可以利用的大数据信息会越来越多,云计算和物联网的算法也会越来越复杂,与之匹配的商业模式也需要与时俱进,数字技术的迭代更新是关键性要素,因此要提高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掌握未来国际竞争的主动权,要持续加大国内研究总支出,提升本国数字技术。

  4.4.2需求条件

  根据模型显示,需求条件对两国数字贸易产业国际竞争力都未显示显著影响,选取“国际贸易中ICT服务业进口额(年)”来衡量两国对数字贸易的需求是否具有代表性仍待进一步研究。

  数字贸易是依托有限或无线数字网络,通过数字交换技术,提供的一种基于数字化电子信息为贸易标准的创新商业模式。据此定义,ICT(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信息与通讯技术)是数字贸易可交易的基础与核心,技术难度大,进入门槛高,不同的技术水平决定了提供的数字贸易质量水平,随着ICT技术的不断进步升级,数字贸易也在不断发展。同比来说,两国ICT产品进出口总额都呈现上升趋势,但是美国对于ICT产品的进出口需求都大于中国。2018年中国ICT产品进口总额为237亿美元,美国ICT产品进口总额为426亿美元,约为1.79倍;2018年中国ICT产品出口总额为470亿美元,相比2017年277亿美元出现大幅度增长,2018年美国ICT产品出口总额为379亿美元,可见美国ICT产业更具规模化。

  图4.4 2005~2018年中国ICT进出口额

  数据来源:UNCTAD

  图4.5 2005~2018年美国ICT进出口额

  数据来源:UNCTAD

  图4.6中美2018年零售电子商务及预测

  资料来源:U.N.population statistics.com,Internetworldstats.com

  图4.7中美2019年互联网用户

  资料来源:U.N.population statistics.com,Internetworldstats.com

  根据梅特卡夫法则(Metcalfe’s Law),网络价值以用户数量的平方的速度增长。网络价值等于网络节点数的平方,即V=n的平方(V表示网络的总价值,n表示用户数)。网络上联网的计算机越多,增值部分以指数关系增长的越大,数字贸易发展的市场环境越好。因而从互联网用户数量角度考虑对潜在数字贸易需求,截至到2019年3月,中国的互联网用户从2000年的2150万增长到2019年3月的8.29亿,鉴于中国数字经济发展迅速,宽带无线网覆盖范围不断扩大,再加上拥有大量年轻和对网络环境有高要求的消费群体,中国互联网用户会在未来的几年内大比例激增,形成一个庞大的移动互联网消费市场,对数字贸易的需求也会更加明显。根据美国人口统计数据,2019年美国的互联网普及率已经达到89%,未来可增长空间有限,而中国仅覆盖58%的国民,未来有很大的增长后劲。从互联网普及率这一因素分析数字贸易需求,美国人口统计网站也乐观预测,虽然目前中美零售电子商务相差不多,但在未来几年内会拉开巨大差距。

  4.4.3相关与支持性产业

  根据模型显示,服务业对于GDP贡献率每增加1个单位,中国数字贸易出口额相对比率降低0.1582,美国数字贸易出口额相对比率增加0.0556,这表明服务业和数字贸易产业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中美双方在全球价值链中有不同的竞争优势,因而数字贸易在向制造业和服务业渗透过程中,两国呈现出不同的产业结构变化,美国呈现正相关,而中国呈现负相关。

  数字贸易以两种方式改变了全球价值链,一方面数字产品替代了传统货物或服务产品,自身形成数字产品价值链;一方面数字技术优化了中游产业链的产品或服务,改变了传统制造价值链中的部分环节,降低了贸易成本,因而制造业、服务业和数字贸易形成休戚与共的关系,与“钻石模型”中相关上下游产业对国际竞争力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理论相符。

  数字技术优化中游产业链可细分为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从货物贸易的角度来说,数字技术加速了流程自动化、模块化,制造业越来越多地生产相对标准化的组件,产业附加值降低。为直观地分析产业附加值,可引入“微笑曲线”。在传统商品贸易中,从生产到消费链需要历经上游、中游、下游多个产业链。从“微笑曲线”上来看,美国跨国公司巨头所在的本土企业由于具有品牌影响优势和核心技术竞争力,将产品生产过程中低价值产业外包,将企业的大部分精力着重于产品可获得最大附加值的阶段,牢牢把握着产业链两端的盈利大头。产品产业链每个生产阶段背后都影射着一个产业,如组装代工背后就是制造业,营销售后就是服务业。相较之下,制造业的进入门槛较低,且中国人口数量上具有比较优势,因此中国就承担了由进口原材料到出口制成品之间的中间环节的组装加工的国际分工,“微笑曲线”底端中游的制造环节往往是中国制造商获取薄利的区域。由于数字技术与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以生产环节所储备的知识和信息为基础优化中游生产环节,组装的生产效率提高,成本降低,使“微笑曲线”变得更加陡峭,中国企业的利润率下降。

  图4.8数字贸易使“微笑曲线”变得更加陡峭

  从服务贸易的角度来说,数字贸易也给中国带来了经济结构转型,根据需求供给的市场平衡,利润下降会导致愿意提供服务的那些产业链“中游”的厂商数量下降,如图5.8所示,供给曲线从S下降到S’,产品价格从P下降到P’,企业利润下降。趋于利润影响,许多中间环节的中国制造业企业开始向价值链两端延伸,即向产业链的“上游”和“下游”移动,数字化的产品和服务变得更加分散、更可交易,如图5.9所示,新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相交于新均衡点,拥有更高的价格P’和更多的产品数量Q’,出现更多更复杂的数字产品和数字服务。若数字化服务向上游产业链渗透,可以出现精密的设计软件和数据驱动服务,中国企业可以通过研发新技术打破美国掌握核心技术而垄断的局面,从源头上增加自身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如数字化服务贸易向下游产业链渗透,可以打造与设计软件相对应增强的售后服务以及嵌入软件的服务,新的数字产品和服务可以开拓新的市场,从而获取了“下游”产业附加值的市场份额。因而,中国企业自身数字化转型的同时,也不断向外输出数字服务,抢占更多货物贸易以外的全球数字贸易市场比例,全面提高本国数字贸易综合竞争力。但是优化市场经济结构需要一段时间,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时间短,技术研发创新能力弱,上下游产业所需的核心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难以跟上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因而制约了我国数字贸易产业国际竞争力,在计量模型中呈现出服务业与数字贸易产业负相关的关系。

  图4.9产业链“中游”的市场均衡

  图4.10产业链“上游”和“下游”的市场均衡

  与此同时,美国本身数字贸易就具有领先优势,继续发展制造业及服务业可巩固和扩大其既得利益。从发展制造业的角度来看,美国政府出台优惠政策鼓励美国企业将工厂建立在国内,如利用数字技术实现规模化生产,其本国生产成本下降的幅度若大于运输等外国投资建厂的跨国经营成本,既提高了经济增长又带动了就业率,一举两得。从发展服务业的角度来看,美国互联网巨头可以挖掘前制造环节的潜在价值,开发工业APP,打造云平台等,衍生后制造业环节的附加值,打造新兴产业,获取数字红利,继续扩大“数字鸿沟”。

  数字贸易的本质就是跨界,是数字技术与不同产业的深度融合,使产业的效能更优、规模更大,与相关性产业共发展,美国已因此获得数字红利;而中国服务业发展和全球数字贸易竞争力呈现负相关的结果,是目前产业结构不合理导致其未能和数字贸易协调发展,因而提高制造业和服务业大力发展的核心技术,加速产业结构优化刻不容缓,努力构建中国全球数字贸易竞争力。

  4.4.4企业组织、战略与竞争

  根据模型显示,数字贸易开放度每增加1个单位,中国数字贸易出口额相对比率增加34.4374,美国数字贸易出口额相对比率增加36.925,表明数字贸易占比份额对于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影响最为显著。建立合适的伙伴关系可以促进企业数字化创新和增长,扩大数字化价值网络,实现群体创新和增长。

  迈克尔·波特在“钻石模型”中对企业战略、结构和同业竞争的观点是强有力的国内竞争对手普遍存在于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中,因而只有国内市场互相竞争,为了保护自身市场份额而不断自我改进和创新。美国的创新氛围和忧患意识使得美国企业一直保持世界领先的高数字技术水平,像美国硅谷就集聚了Facebook脸书、Apple Computer苹果、Intel英特尔、HP惠普、Cisco思科等大量高新技术创新和发展的高科技企业。国内本身就激烈的市场竞争迫使各个企业不得不始终保持高效率高产出,海外市场则是这些企业竞争力的延伸,因而美国数字企业提供的高质量服务贸易是其激烈的国内市场竞争的产物,具有短时间内不可复制的独有优势。

  中国数字企业近年来快速崛起,尤其一些区域聚集了大量优质的数字企业。如杭州的云栖小镇,就汇聚着大量和云计算、大数据相关的企业。以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为首的大型企业虽然更为人们熟悉,但很多中小型数字企业也在激烈的市场环境下蓬勃发展。在上文梳理中国数字贸易规则中,中国与许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签署了协议和备忘录,很多中小企业都注意到了这点,中国本土企业在借助数字丝绸之路平台中走出去,顺势加快实施国家化战略,打造中国与世界开放互通的新格局,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共建共享数字经济红利。

  4.4.5政府政策

  根据模型显示,中国政府颁布政策,数字贸易出口额相对比率增加0.4954,有正向促进作用。前文已梳理两国数字贸易相关政策颁布时间及内容,美国开始制定政策的时间早且内容全面,中国起步晚且覆盖面窄。

  美国数字贸易产业发展迅速与其不断完善相关政策的意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一国的贸易政策体现其贸易诉求,为保护其已有的竞争优势,尽可能在更大的范围内主导符合自身核心利益的政策,扩大其势力范围。相比于发展中的中国,两国的贸易诉求有着很大的分歧。

  美国拥有核心数字技术,其竞争优势是基于服务业的数字经济及其相关产业,数字服务贸易和数据贸易尤其发达,由于数据本身蕴涵着巨大价值,数据存储本地化会侵害到美国相关企业的既得利益,因此美国在政策中倾向于数据跨境自由流动,反对数据存储本地化,保护知识产权等,旨在促进数字服务输出相关规则。

  中国作为第一制造大国和网络大国,其竞争优势是基于互联网的货物贸易,电子商务发展迅速,因此在政策中倾向于跨境货物贸易便利化,支持数据存储本地化,提出“低价值货物免关税”等诉求,旨在促进本国跨境电子商务持续发展。

  中美两国的产业基础不同、法律基础不同且核心利益不同,因而政策主张差异化明显,经整理归纳,如下表所示:

  表4.9中美不同的数字贸易规则诉求

  美国中国

  追求跨境数据自由流动争端解决机制

  反对数据存储设备及存储技术强制本地化消费者保护法律

  推动ICT合作完善金融支付机制

  限制出于保护本国企业目的的网络准入约束个人信息和隐私保护

  国民经济安全和公共利益例外数字贸易中的关税及其它税(如电子传输和低价值货物免税)安排

  对数字产品禁收关税

  资料来源:张茉楠,周念利.中美数字贸易博弈及我国对策[J].宏观经济管理,2019(07):13-19+27.

  及笔者整理

  图4.11中美数字STRI(服务贸易限制性指数)异质性指数

  数据来源:OECD

  数字STRI异质性指数是OECD基于数字STRI监管数据库的丰富信息,衡量这些国家是否拥有相同的监管规定而制定的。对于相互比较的国家和每一个行业,指数反映的是两国监管不同的衡量指标的(加权)份额。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指数(Digital STRI)可以解读为一种可识别、分类和量化影响以数字方式进行交易的跨部门壁垒的新工具,由监管数据库和索引两部分组成,体现了数字服务贸易的多样化和复杂的全球监管环境。其中中美双方的STRI异质性指数为0.5459,相较于美国和其他国家都在0.2-0.4左右,中国是最高的;但中国和其他国家平均在0.4-0.55左右,美国不算显著。

  美国作为国际上最早关注数字贸易,对其进行研究并制定规则措施,早已将数字贸易上升到国家层面的战略,并且通过与其他发达经济体联手,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推动本国数字产业发展,主张市场开放、降低壁垒和减少监管,拉大与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而中国希望不要过多冲击传统产业,主张适当的贸易保护、完善治理,使数字贸易逐渐拉动经济发展。因而,政策规则是保护国家核心利益的有力手段,中国要想进一步扩大数字贸易竞争力需要尽早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4.4.6机会

  根据模型显示,全球化指数每提升1个单位,中国数字贸易出口额相对比率提升0.2476,美国数字贸易出口额相对比率增加0.0799,这表明全球化有助于提升各国数字贸易产业国际竞争力。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抵挡的历史潮流,但数字贸易产业全球化还没有引起所有经济体的关注。目前国际上暂没有一套统一的权威法律体系来规范数字贸易产业发展,美日欧等发达国家为维护自身利益提出各种限制性措施,出现越来越多的数字贸易保护倾向,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对规则制定缺乏意识,“数字鸿沟”和“数字贸易失衡”不可避免,长此以往必然抑制全球数字贸易产业的良性发展。因而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为把握好全球价值链的绝佳发展机会,就是积极利用数字技术走出去。

  数字化服务贸易的限制指数是OECD对各个国家影响数字贸易服务的壁垒进行识别、分类和量化,旨在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一个有实证基础的指标,帮助他们识别监管瓶颈,设计政策。根据数据显示,中国数字化服务贸易的限制指数一直处于0.46至0.48之间,而美国始终保持在0.08292。

  图4.12中美数字化服务贸易的限制指数(digital STRI)

  数据来源:OECD

  美国虽然注重知识产权和个人隐私保护,但是相较于数字贸易跨境数据流动对于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其更偏向于后者,因此美国数字贸易发展环境还是比较自由开放的;中国数字贸易发展势头好且坚定不移地推动全球化发展,秉持着包容开放的态度,但数字贸易产业全球化意味着海量的数据流动,数据以及数据背后的个人信息安全不得忽视,由于高水平数字技术、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者大多来自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以中国为例的发展中国家在借助发达国家力量进行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推动效率提升时,需要更加关注潜在的安全问题,推动减少数字贸易保护主义的同时也要兼顾开放和安全之间的平衡,满足各国开展数字贸易的需要并尊重主体的数字主权,有序地推动全球数字贸易治理及发展。

  5中美数字贸易发展的“PEST-SWOT”比较分析

  5.1模型选择—“PEST-SWOT”模型

  上文以“钻石模型”为理论依据建立了计量模型并进行了分析,为更直观地比较中美两国的比较优势和不足,引入“PEST-SWOT”模型进行分类,并有针对性提出中国数字贸易发展对策。PEST分析是指宏观环境的分析,P代表Political System政治,E代表Economic经济,S代表Social社会,T代表Technology技术。SWOT分析方法是一种企业战略分析方法,S代表strength优势,W代表weakness弱势,O代表opportunity机会,T代表threat威胁,其中,strength优势和weakness弱势属于内部因素,opportunity机会和threat威胁属于外部因素。

  表5.1一般PEST-SWOT模型

  SWOT分析

  S-Strength W-Weakness O-Opportunity T-Threat

  PEST分析优势劣势机会威胁

  P-Political

  E-Economic

  S-Social

  T-Technology政治PS PW PO PT

  经济ES EW EO ET

  社会SS SW SO ST

  技术TS TW TO TT

  5.2美国数字贸易“PEST-SWOT”分析

  政治层面,美国签署数字贸易协定打造“美式模板”,扩大自身对国际贸易规则制定的影响力,通过与日本欧盟的势力范围相对接以形成较大的“数字贸易利益圈”,但最近美国与部分欧洲国家围绕“数字税”的摩擦加剧,美国互联网产业将会受到影响。同时,特朗普上台后就退出了TPP协定,不同总统对数字贸易的重视程度不同,也会影响在其任期内的产业发展趋势。

  经济层面,美国数字贸易中高附加值的数字服务比重大,但其总体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数字贸易成为拉动国际贸易的新引擎新动力。依照美国政府的惯常做法,为维护美国核心利益,会对他国展开贸易歧视调查,加征关税,升级贸易战。不过数字贸易打破了现有国际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家若能把握机会,可能会实现弯道超车。

  社会层面,美国互联网产业发达,拥有大量高素质数字产业人才,以及完善的监管服务体制,是世界公认综合数字贸易实力最强的国家,具有领先优势。但也正是其高水平的发展现状,全国互联网用户普及率高,市场逐渐饱和,可增长空间小。相较于中国的创新水平而言,美国创新氛围浓厚,会不断推陈出新。随着越来越多国家对数字贸易的关注度增加,跨国数字化治理矛盾也日益突出,各国政策壁垒与监管不同,会使得美国企业进入其他国家进行贸易的难度相对增加。

  技术层面,美国掌握核心数字技术,如上文“微笑曲线”附加值分析,其可掌握垄断利润。根据上文“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分析,美国国内研发总支出的边际效益将不断下降。根据产业的“马太效应”,即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美国的数字贸易产业领先优势会持续获得规模经济效应。根据“长尾效应”,尾部个性化的零散需求开拓了新的市场。由于贸易方式的数字化,处于产业的尾部企业参与全球贸易的门槛大幅度减低,他们可以关注个性化的贸易需求,专注于满足小部分人,逐渐开拓新的市场需求。

  表5.2美国数字贸易“PEST-SWOT”分析

  SWOT分析

  S-Strength W-Weakness O-Opportunity T-Threat

  优势劣势机会威胁

  PEST分析(S)(W)(O)(T)

  P-Political

  政治

  (P)PS

  “美式模板”在数字贸易规则制定过程中影响力大PW

  总统选举不能连任时,贸易诉求可能发生大幅度变动PO

  联合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在共同利益上加大合作PT

  美国霸权主义不得人心;

  “数字税”的兴起

  E-Economic

  经济

  (E)ES

  美国经济中高附加值的数字服务贸易占比大EW

  美国经济增长放缓EO

  展开贸易歧视调查,加征关税

  升级贸易战ET

  数字贸易打破现有国际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家可能实现弯道超车

  S-Social

  社会

  (S)SS

  美国互联网产业发达,具备完善的监管服务体制,综合实力强SW

  全国互联网用户普及率高,增长空间小,市场饱和SO

  相较于中国,

  美国更为浓厚的创新文化氛围ST

  各国数字贸易政策壁垒与监管差异,使其进入他国市场相对更加困难

  T-Technology

  技术

  (T)TS

  掌握核心数字技术,获取垄断利润TW

  国内研发总支出的边际效益降低TO

  产业的马太效应,强者愈强,弱者愈弱TT

  长尾效应,

  中小企业依靠贸易方式的数字化专注于生产经营本身,满足尾部个性化的零售需求

  5.3中国数字贸易“PEST-SWOT”分析

  政策层面,中国自G20峰会以后,加大了对数字贸易战略布局的重视,学者对数字贸易的研究也逐渐增多,阿里巴巴提出世界电子贸易平台为中国企业提供走出去的机会,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和交流也日益增长,为我国的数字贸易发展提供很好的上升渠道。但我国在国际上数字贸易规则制定上话语权较弱,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利用领先优势不断拉大与发展中国家的“数字鸿沟”,中国数字贸易的未来发展可能受到一定的阻碍和限制。

  经济层面,中国数字贸易的比较优势建立在以跨境电子商务为主的货物贸易上,中国中小企业可通过数字化转型参与到国际贸易中,实现产业结构数字化转型。但也正是数字技术向各产业的渗透,使得价值链收益分配向前后端移动,国际数字贸易中传统产业获得的附加值减少。同时,产业结构数字化转型也需要一定时间,若其转型的速度跟不上全球数字贸易的发展,转型带来的正向效应将被抵消。

  社会层面,中国互联网用户将在未来几年持续增长,移动支付的普及率也将进一步提升,对数字贸易的需求量日益增加,个性化需求不断多元,但是现有的人力资源结构难以匹配数字贸易产业的高速发展,不能完全满足需求。根据上文数据和分析,中国数字化服务贸易的限制指数高,若适当降低将促进数字贸易的发展,这可能是中国数字贸易发展的突破口。由于文化差异等因素,中国数字服务贸易限制异质性指数与大多数国家都高于同比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水平,因而数字贸易壁垒也将给中国数字贸易发展带来不小阻碍。

  技术层面,中国5G技术的创新与拓展尤为明显,但无论是数字产品所需的研发技术还是贸易过程中的数字技术都不足,难以获得产业链顶端利润。数字贸易全球化的特点将会引进全球范围内的优质数字服务,带动了本土数字技术发展,有机会在新领域中开拓新市场,不过借助发达国家数字技术实现本土数字化转型会带来巨大的安全隐患,需要格外留意。

  表5.3中国数字贸易“PEST-SWOT”分析

  SWOT分析

  S-Strength W-Weakness O-Opportunity T-Threat

  优势劣势机会威胁

  PEST分析(S)(W)(O)(T)

  P-Political

  政治

  (P)PS

  中国自G20峰会加大对数字贸易战略布局的重视PW

  在国际数字贸易规定制定上话语权弱PO

  提出世界电子贸易平台;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交流和合作日益密切PT

  美国等发达经济体通过“贸易战”等拉大与发展中国家的“数字鸿沟”

  E-Economic

  经济

  (E)ES

  以跨境电子商务为主的货物贸易蓬勃发展EW

  数字技术使得价值链收益分配向前后端移动,国际数字贸易中传统产业的附加值减少EO

  更多中小型企业将有机会参与国际贸易ET

  产业结构数字化转型期长,若跟不上全球数字贸易发展,正向效应将被抵消。

  S-Social

  社会

  (S)SS

  中国互联网用户增长趋势好及移动支付的普及率高,需求量日益增加,个性化需求日益多元SW

  人力资源结构不平衡,产业人才缺乏难以与数字贸易发展相匹配;数字贸易监管体系不完善SO

  中国数字化服务贸易的限制指数高,适当降低将促进数字贸易的发展ST

  文化差异,中国数字服务贸易限制异质性指数高

  T-Technology

  技术

  (T)PS

  5G技术的创新和发展PW

  数字产品的研发技术和贸易过程中的数字技术都严重缺失PO

  数字贸易全球化的特点引进了全球范围内的优质数字服务,带动了本土数字技术的发展,有机会在新领域中开拓市场PT

  借助发达国家数字技术实现本土数字化转型带来安全隐患

  5.4中美数字贸易发展的比较分析总结

  综上所述,美国数字贸易发展的比较优势主要集中在美国数字贸易发展时间长,无论是国内制定的法律法规还是国际上签署的贸易协定都比较成熟和完善,进而可以在保护好自身核心利益的同时,还能引导国际数字贸易规则制定的走向。再者,美国数字贸易竞争力主要建立在以高附加值的数字服务贸易上,发达的互联网产业、完善的监管服务体系以及高水平的信息网络基础设施等社会因素支撑,使美国企业掌握核心数字技术而持续获取垄断利益。

  相比之下,中国数字贸易发展的比较优势主要体现在国家对于数字贸易的战略布局相较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更为重视。同时,中国数字贸易的竞争力主要集中在以跨境电子商务为主的货物贸易上,互联网用户在未来几年持续增长,数字贸易需求量增加和个性化需求多元等社会趋势也驱动着数字贸易市场的发展。在数字技术方面,中国5G技术的创新和发展尤为突出,若能和人口红利相结合,将会推动数字贸易新增长。

  中美两国的国情不同,有些发展经验可以借鉴,有些发展动态仅需作为全球动态了解即可。结合本国国情,中国可以学习和把握的机会有如下几点:首先,技术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是核心要素,美国也正是数字技术的最大受益者,加大数字技术创新力度无疑是最优路径;其次美国在国际上数字贸易规则制定的话语权也不容小觑,中国要适时发出中国声音,保护自身利益;最后,美国数字贸易法律法规监管的完善为其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这与大多数新事物发展趋势相符,法律法规越完善,产业发展越有序,中国需要加强对法律法规的重视。

  美国的数字贸易发展有其得天独厚的机会,中国也不例外。一味追随美国的数字贸易发展经验,会使中国陷于被动的局面,也不可能实现超越,因而中国需要把握自身独有的发展契机,实现不可复制的增长机遇。首先,中国是一个愿意搭建平台的国家,从“一带一路”战略到进出口博览会等等,与其他国家互惠互利共同发展,打造中国数字贸易生态圈;其次,中国数字贸易企业根据“长尾效应”有机会参与那些未被满足的市场需求,打造新的发展领域,打破美国数字贸易强者愈强的“马太效应”;最后,中国要保持现有的比较优势,尤其在跨境电子商务方面,带动数字化经济结构转型,利用数字贸易打破传统贸易平衡,实现弯道超车。

  6中国数字贸易发展对策建议

  6.1大力培养数字贸易相关产业人才

  各个产业的高等教育学者和从业者都是该产业未来发展的希望,具有数字贸易相关专业素养的高素质人才是提升数字贸易产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在国家层面,需要政府政策的引导,培养数字贸易产业发展的大环境,提升广大民众对于数字贸易的关注度,意识到其发展的重要性。

  在高校层面,围绕物联网、互联网等领域,开设专业课程,与企业合作提供实习机会,重点培养电子商务、数字媒体、创新研发的数字化技能人才。

  在企业层面,以配套政策引导更多关键共性技术创新资源产能汇聚,加强企业“造血功能”,开展数字技能培训等职业规划教育,实现人才战略,培育持续创新能力,致力于先进数字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匹配合适的企业文化,将企业的长远发展和持续盈利融为一体。

  6.2稳步提升数字技术持续创新能力

  首先,要持续增加在网络通信、数据中心、云计算等产业国内研发总支出,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保证数字基础设施和软硬件的部署。提升数字技术不仅是促进数字贸易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且还可以保障国家网络安全,我国可建立数据安全保障体系,确保个人信息传输和数据跨境流动的安全性,提升数据安全防护的完整性和可靠性,以安全高效的网络安全管理体系应对国际数字贸易竞争。

  其次,实现企业战略数字化,从企业的发展理念、企业文化、组织管理和治理、业务流程等深层次改造,辅以动态的绩效管理和鼓励机制促进内部数字技术创新和培育价值认同感,实现企业文化和技术协同数字化转型。

  6.3大力发展数字贸易上下游产业

  要在数字经济时代获取最大价值,企业要实现数字化转型,优化产业结构。根据上文对“微笑曲线”附加值的分析,由于数字化带来的技术发展解放和替代了劳动力,中国的劳动力优势被削弱,需要寻求新的参与全球贸易分工方式,因此企业向前后两端的数字化产品和服务转移,打造新形势下的数字贸易产业竞争力。

  结合“钻石模型”理论和模型计算结果分析,我国从以下三方面切入会带来显著正效应,第一可以打造高质量的数字产品,直接建立起数字产品产业链,探索新的市场机遇,开创新的商业模式;第二可以通过数字技术打通整个服务产业链,通过数字分析从海量数据中获取需求,快速并正确地制定政策,及时提供关键业务,并实时收取反馈信息进行完善,贯通整个核心业务流程,持续提升客户体验,提高客户贸易度;第三可以通过数字技术对传统行业赋值,加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实现企业产品与服务的优化和创新,降低成本,优化产能,打造“中国智慧建造”核心竞争力。

  6.4推动顶层设计和法律法规齐头并进

  根据“钻石模型”回归数据显示,中国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和数字贸易产业竞争力存在正效应,结合美国多年来成功的数字贸易发展规划,中国需要合理布局,提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发展战略。首先,在战略高度完善顶层设计,完善产业政策,明确数字贸易未来有价值的投资方向,筹备专业团队进行专项数字贸易研究并提出建设性方案,科学精准高效地推动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在《G20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以及《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产业政策的大方向,推进数字领域特色服务出口基地建设,持续加强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数字贸易方面的合作和交流。

  其次,在顶层设计下各类法律法规也要处处落实。依据“钻石模型”和“PEST-SWOT”模型的分析,我国数字贸易社会层面的发展机会就是降低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性指数和异质性指数。这就要求我国不能将数字贸易发展的关注焦点只落在电子商务上,也不能对数字贸易产业笼统地制定统一标准,而要细分产业中不同类别,依据不同领域的发展情况、竞争优势和发展潜力,定制化地完善数字贸易相关法律法规,实现差异化管理。同时既要注意法律法规和战略规划之间的呼应也有注意不同法律法规之间的衔接,形成一个完善的法律监管体系。

  最后,战略规划和法律法规都要与时俱进,随着产业格局而及时更新。健全的制度体制机制保障,合理的政府政策支持以及高效的营商环境,高质量地提高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

  6.5积极参与国际数字贸易规则制定

  世界范围内现在对数字贸易相关规则的讨论仍旧集中在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以及TISA《服务贸易协定》这三个主要的自由贸易协定上,但是这些协定之前都是由美国主导的,即使有些协议美国已经退出,但仍然存在美国贸易主张的影子,因此我国要深入研究这些已有的数字贸易的文本,全面了解各方的谈判立场和利益关切,首先要先将国内相关法律步步落实形成框架体系,市场机制和政策调控相结合,确保有一个健康的国内竞争环境,再在有关的贸易协定中发声,表达我国数字贸易诉求,营造一个内外协同的贸易体系和良好的外部条件。

  从特朗普政府数字贸易战略的发展趋势来看,中美数字贸易竞争越激烈,越有可能对中国施压。美国在多个报告中都指出中国数字贸易壁垒高,结合美国面对他国数字税的强烈反应,都预示着美国不会任由中国数字贸易发展壮大。中国不能永远被动接受国际贸易规则,要想掌握未来国际竞争的主动权,要先发制人。

  如果贸易规则中涉及本国核心利益,需要衡量利弊合理处理。如数据的自由流动能给国家带来巨额的经济利润,企业可以利用数据创造价值,政府利用数据行使管理职能,使各国充分享受数字经济红利,若中国始终采取数字贸易本土化措施,将会影响数字贸易产业对外开放程度,因此在未来的发展中,中国可以逐步放宽一些非核心利益的数据,实现分类监管,降低完全限制带来的损失,在自身数字经济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减少数字贸易自由化的限制条件,妥善处理好安全与开放之间的平衡,推动全球数字贸易保护主义减少,提升数字贸易产业竞争力。

  6.6扩大比较优势,挖掘数字贸易潜在市场

  中国的跨境电子商务已经走在了时代前列,具有领先优势。电子商务作为数字经济最突出的表现形式,中国需要未雨绸缪,预判未来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增长点或者转折点并为此做好准备,营造良好的跨境电子商务政策环境,拓宽贸易交易主体的范围,扩大交易选择空间,更加细化贸易效率,提高跨境电子商务的技术水平和行业标准,推动中国跨境电商向高质量方向迈进,实现从贸易大国到贸易强国的转变。

  当然也不排除中国跨境电子商务目前的领先优势会随着其他国家跨境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而缩小全球市场份额的可能,因而不断挖掘数字贸易潜在市场才是中国数字贸易未来长盛不衰的关键。根据“长尾效应”,中小企业可以依靠贸易方式的数字化专注于生产经营本身,满足尾部个性化的零售需求。中国的新兴企业可以通过分析一些比较冷门的大数据,来获取未被满足的市场需求。如果说未满足的需求很少,不足以支撑多个企业参与全球数字贸易产业链,企业可以创造需求,中国以支付宝、微信为主的移动支付快速发展正是改良了外国信用卡支付的消费习惯,帮助消费者养成了新的支付习惯,从而打开了自身产品的市场。当今时代,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利用数字技术来使生活更加便捷,提高生活质量,而且也愿意尝试新事物新技术,数字贸易发展有很好大环境。要想在数字经济时代立足,就要不断挖掘数字贸易潜在市场,或满足需求或创造需求。

  6.7通过平台走出去,搭建平台引进来

  数字贸易全球化的特点,必然涉及到贸易主体的走出去和引进来,需要平台来进行。中国数字贸易的发展可以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对沿线国家数字贸易市场提供服务,进行贸易往来规划布局,根据“一带一路”战略中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的“五通”作为数字贸易的发展导向,逐步主动加入其他国家与区域数字化经济体,与沿线国家一同实现数字贸易发展,从价值创造的竞争关系转化形成供应链上各个环节的商家,形成高效的数字贸易平台,通过各贸易环节智能联动实现互利互惠的数字贸易有机生态系统。同时,中国需要持续注重像“eWTP”以及中国进出口博览会等平台,在对外进行数字贸易出口的同时,也将优秀的数字技术数字贸易资源引起来,促进双边及多边数字贸易便利化,打造中国数字贸易生态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