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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技巧大全-儒家传统文化笼罩下的《白鹿原》

2021-03-26 13:30:30

  《白鹿原》主要是以陕西关中的一个名为“仁义白鹿村”的地方作为故事发生地,主要是讲述了这个村落之中的白姓和鹿姓两大氏族之间以及其祖孙三代的恩怨纷争,以此表现出了陈忠实先生对儒家传统文化的价值观立场。本文拟从三个方向来进行探讨传统的儒家传统文化在白鹿原上的地位和影响:首先,对整个“仁义白鹿村”作整体关照,凸显儒家文化发展的机制和命运;其次,对以“耕读传家”为祖训的白家核心人物加以仔细剖析,揭示儒家传统文化内在的价值和观念;最后,对作品中的典型人物朱先生和鹿黑娃作更深入的剖析,探讨儒家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和历史意义。在儒家传统文化迷雾笼罩下的中国白鹿原,让我们更迫切地看到了儒家传统文化的两面性,既看到了光鲜亮丽的一面,又看到了丑陋不堪的一面,更让我们去思考一个问题,儒家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该如何发展。

  第一章“仁义白鹿村”的儒家烙印--祠堂、《乡约》

  在白鹿原上,日常对原上的乡民进行道德约束和思想教育的两个重要意象,分别是具有悠久发展历史的白鹿祠堂和由朱先生起草并得以实施的《乡约》。儒家传统文化在民间通常是以祠堂、族规、乡约、家训以及通过各种不同的社会行为方式对当地百姓群众进行道德和思想的教育,进而通过限制人们日常的社会活动方式表现出来,约束着白鹿原上老百姓们的道德思想和其日常行为的方式。“仁义白鹿村”自身烙印的解体象征着儒家文化的退场[1]。

  第一节祠堂的发展历史及其功能

  “祠堂”这个名称最早是出现在汉代时期。当时,祠堂都是建在墓所,曰墓祠;到后来,朱熹的《家礼》中就开始存在着立祠堂的这种祭祀制度。自此以后,称家庙为祠堂。一般来说,祠堂都是中国传统的文化中家族各房子孙用来祭祀祖先的重要场所。其实,祠堂在历史上有多种的用途,最主要的是它可以用于各房子孙祭奠自己的祖先,此外还经常可以作为家族内各房子孙操持婚、丧、寿、喜等其余重大问题解决和事项仪式举办地。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族亲们有时为了互相协商关于族内的重要问题和事件或者对特殊的事情都会通过惩罚的方式进行示众和教育,也经常都会有些时候选择在家族的祠堂进行。在古代中国儒家文化的传统思维和观念中,家族的观念相当深刻,往往一个姓的乡村就曾经生活着这个姓的一个家族或者几个姓的大家族,都会选择在这里创建属于自己一个家族的祠堂或者家庙来祭拜自己的先人或者祭祀仰慕的先贤。可见,对于一个伟大的家族甚至一个伟大的民族而言,宗法文化成为了人们立身处世的准绳,进而为了维护家族或者民族关系而存在的祠堂,其地位也是十分重要的。而在这个有着白、鹿两大姓氏的几十户村民组成的村落中,就有这样一个维系宗法关系的祠堂,那就是白鹿祠堂。

  白鹿祠堂一直都被认为是原上乡民们供奉和用于祭祀的神圣之地。“侯家老兄弟两个要占尽白鹿的全部吉祥,商定族长老大那一条蔓的人统归白姓,老二这一系列的子子孙孙统归鹿姓;白鹿两姓合祭一个祠堂的规矩,一直把同根同种的血缘维系到现在。”[陈忠实:《白鹿原》,北京出版社2008年版,第52页]这原上的长门白鹿两姓原本就是同一个家族的祖先,但是后来族长选任都是按照原来祖先立下的规定,也就是这个职务要由长门白姓的子孙承袭。传到了白嘉轩当族长时,在他的提议下,原本古老的白鹿两个祠堂得到了重新的修整,还在祠堂上增添了一个学堂,这也就是可以很好地满足原上的乡民孩子对于接受传统文化教育的各种需求。[2]可进入白鹿祠堂的人是需要有一定的秩序和规矩的,如果小说中一个人始终想要进入祠堂,想要有足够的资格和机会被自己的祠堂所重视和接受,那么这个人就已经做到了为人正直,遵守了一些世俗所认可的秩序和规则。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在小说中田小娥始终都想要进入白鹿祠堂拜祖却被白鹿村民拒绝的一个重要原因,那是因为在白鹿村民的眼中她严重地破坏了白鹿祠堂的秩序和规矩。在小说的文本或者是影视作品《白鹿原》中,都会看到有这样一个重要的情节和场景多次重复地在小说中出现:那就是全村的每个未成年男性在白鹿族长的领导和号召下,统统地聚集在这个白鹿祠堂进行重大事项的讨论和对示众的处罚。白鹿祠堂已经见证了许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其意义就是要为了让整个白鹿村的每个乡民们都能清楚地知晓自己的所作所为和举止是被自己的祖先所注视的,凡事都必须要仔细考虑下自己的所作行为和举止是否“对得起”祖先、是否合理遵守乡约中规定的条文和其他族法条律。之所以出生在白鹿原上的人,以及进入白鹿祠堂的人,能始终以强大的宗族生命力使得祠堂立于白鹿原上而不至于跌倒,就是因为它拥有着三种不同的功能,分别来说就是:祭祀自己的祖先、凝聚整个宗族;聚众议事、商定宗族重大事务;创办学堂、教化村民。[3]在一些特殊的日子里,都通常是由族长召集的人员和全体的村民一起进入祠堂祭拜白氏先祖。若是遇到一些特殊的突发事件,也是由族长亲自召集来一些人员共同商量处理事宜。例如,当这片原上闹出了白狼时,白嘉轩一宣布关于修补旧祠堂围墙的这件事,人们就纷纷集中到白鹿祠堂的院子里,筹议具体的事项。同样的,白鹿祠堂还是白嘉轩聚众议事和进行惩罚的一个重要场所,他还在白鹿祠堂的院子里当众惩治狗蛋和田小娥乱搞之事,更进一步表示进入白鹿祠堂也是要当众讲祠堂规矩的。那么现在树立起来的"仁义白鹿村"石碑,就是白鹿祠堂的守护人给乡民们立下的无形的社会规矩。这个社会规矩就是指的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也可能就是“仁义”二字。这二字可能就是中华民族维系自己的传统文化和社会秩序的根本所在。[4]由此可见,祠堂自古以来作为白、鹿两家族人民团聚和祭拜祖先的重要公共场所,所有的大事仪式都会选择在此祠堂举行,这一方面实际上是为了要帮乡民告知他们列祖列宗,接受神明的监督;另一方面则实际上是在警示和提醒一些乡民们,做人要真正合乎传统礼法,要真正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所以祠堂在历史上对于巩固和维系两个宗族之间的精神文化关系和发展有着一个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也是白家族人的重要精神文化信仰和精神依靠的根源所在,起到了团结和改善宗族之间的联系和指引宗族关系进一步健康发展的关键作用。

  第二节乡约的产生过程及其影响

  为了进一步更好地管理和约束乡民们的日常生活,除了有维系宗族关系的祠堂,自然也少不了约束日常生活规范的其他规定,即小说中出现的族规和《乡约》。白鹿村的族规自古传承下来,到了白嘉轩当族长时,在朱先生的帮助下,又添补了一个《乡约》,将其与原有的管理条文合二为一,共同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白嘉轩回到了白鹿村,就将《乡约》的文本以及朱先生的一封信,交给了白鹿新增学堂里的徐先生。徐先生还没看过,就击掌赞叹:“这是治本之道。今见先生亲书,示我帮扶你在白鹿村实践《乡约》,教民以礼义,以正风气。”就连鹿子霖在读罢《乡约》的全文后,也不由得心中感慨不止:“要是咱们白鹿村村民照《乡约》做人行事,真成礼仪之帮了。”白嘉轩作为白鹿原的族长,自然而然地就承担得起了监督《乡约》的制订和实施,因此,他就作出了更多的重要决策,来指导和帮助其更好地执行并起到了作用。随后,他又从别处请来了两位石匠,要求把《乡约》的全文镌刻在这两块青石板碑上,还要专门把这这两块石板碑分别镶在了祠堂正门的两侧,让碑的每一个文字与之前竖碑刻的“仁义白鹿村”五个字互为映照。因此,祠堂便也渐渐地成为了白鹿族人的学习和生活以及接受传统教化之重要场地。[5]在其每一部同名电影和改编的电视剧中,无数个镜头都可以展示出一个奇特的画面,即族长带着白鹿全村人民齐聚在一个祠堂里大声念诵《乡约》。祠堂还是白嘉轩选择教育孩子们和后辈的思想学堂,这一设计的重要性和用心也是说得十分明确:白嘉轩期待在中国传统的儒家宗法文化的教育和陶冶下,在历代先人的殷殷关怀和目光下,将这传统中国儒家文化的伦理和道德精神自幼就植根于这后世子子孙孙的身体和心灵中。原上“圣人”朱先生获悉白嘉轩立学堂后,称赞地说道:“你们兴办学堂才是大善事,无量功德的大善事”。《乡约》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在白嘉轩立祠堂这种凝聚人心的思想基础上更进一步地规范和约束了乡民们的政治思想,规范其他人的日常行为。

  陈忠实先生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缓慢的历史演进中,封建思想封建文化封建道德衍化成乡约族规家法民俗,渗透到每一个乡社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家族,渗透进一代又一代平民的血液,形成这一方地域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在该作品中,就是有一个以白鹿原的祠堂和《乡约》所依托支撑在一起的完整的封建道德思想文化体系。这个封建道德的体系背后又是一个儒家传统文化在依托支撑,是通过“仁义礼智信”观念在依托和感化着原上的乡民们。在古老的白鹿原上,儒家传统的文化就是以白鹿原的祠堂和《乡约》的两种表现形式影响着整个原上的乡民们,这两个思想文化意象在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和演化历程中,一直都是发挥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它们每时每刻都在提醒我们一定要在生活中做到十分敬重我们的祖先,不忘作为我们祖先的立身之本,凝聚我们的宗族,不忘回报圣贤之恩。[6]祠堂和《乡约》以代代相传的“仁义”为主要核心的弘扬儒家传统的文化,来教诲普通的老百姓一定要学会做人,即做一个真正的意义上仁义之言,行仁义之事的儒家圣人。但是这些祠堂和《乡约》后来仍然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和破坏,这也表明随着社会制度的发展和变革,儒家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也必然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和挑战。

  第二章深受“耕读传家”影响的教导者--白嘉轩

  第一节家风的含义及其影响力

  “家风”在汉语又称门风,指的是一个家族或家庭世代相传的一种生活风气、精神的追求、生活作风等,即一个人生活在家庭当中的一种生活风气。家风文化是一种家族代代相传沿袭和继承下来的一种家族传统文化,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历史的现代化进程和我国家族传统文化的发展传承中一直都发挥着十分重要的影响。该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就是继承和宣扬了白鹿原儒家思想中仁义立身的优秀品格,弘扬了高尚的人生观和以德报怨的精神,树立了一个勤俭修身养德的良好榜样和模范人物,进而教育和启迪了白鹿原上世世代代的后人如何学会勤俭做人。白家固有的家训就是从《朱氏家训》里面精心节选了保存下来的一段精粹的家训词章,因为白嘉轩希望自己的子孙后代可以在这篇家训中培养成为像朱先生那种的“圣人”,可见《白鹿原》自古以来一直就是一首被历代人们广泛传诵至今的经典家风家训长歌。家风进一步就体现在一个家族全体成员所特有的思想道德品质、审美的格调和家族整体的气质。书中塑造的核心人物白嘉轩,正是家风教育最大的受益者和坚定的践行者。[7]在白嘉轩的身上,我们既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家族正处在一个当代中国新旧社会变革的动荡时期,身为一个肩负全族希望的族长应该拥有的老成持重和言传身教的态度,也可以看到儒家传统文化那源远流长传承和延续下去的美好品德以及历史影响。传统的儒家文化对白嘉轩的影响,不仅仅表现在他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上,而且还表现在他独特有见解的价值观念上。[8]作为一族之长,他身上那种所特有的“仁义为上”的价值观念和由此而形成的崇高的人格气节,带领着白鹿村所有的乡民们守乡规、讲诚信、知礼仪、学做人。同时作为一家之长。他那种“耕织传家久,经书济世长”的传统家庭教育思想,教诲儿女要学会做人,做一个正直的人。

  在“忠恕之道”和“君子理想”的警悟下,白嘉轩的这一生都始终遵从着一种“耕读传家”、“学为好人”的爱国主义思想观念。他以仁义为人生准则,明是非;以诚信和道德为基本教条,敢于坚持。白嘉轩始终把自己的腰板挺得直而又直,保持一种刚毅和昂首挺胸的精神状态,这种价值观来源于他独特的人生价值观。小说一开始就交代了白嘉轩为繁衍自己的家族而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的过程。终于,在六娶六丧之后,第七个妻子仙草确保了他传宗接代的宏愿得以最终的实现。这种坚持归根到底是他对延续生命和希望的极度渴望之情。[9]他自己在喜爱艰苦劳动,以身作则的同时,也教导自己的后代要时刻学会宽厚地待人,更要努力做到勤劳节俭和恪守本分地做人。白嘉轩是一个性格刻画的非常丰富的宗族文化人物形象和矛盾的审美结合体,作为整本书的核心人物,他具有十分丰富的人格特征和审美价值,既深刻地体现着刚毅、坚强的硬汉精神、正直的一面;又深刻地体现着对儒家的文化传统对道德规范的反动与保守。与时常投机钻营的鹿子霖不同,白嘉轩的思想和行为就从未完全脱离过对乡土和道德的人格约束。白嘉轩就是白鹿原上一切宗族势力的直接代言人,他的所作所为和他的道德观念就是宗族乡约和中国传统现代社会秩序的直接结合和体现,可以说他的身上“负载着这个民族最优秀的精神,也负载着封建文明全部的糟粕。”

  第二节白嘉轩所彰显的价值观

  在整个白家的人物关系中,作为核心人物的白嘉轩,他的价值观中有三个显著的特点:第一、勤劳节俭,务实能干。白家门楼匾上所悬挂的“耕读传家”就像是在时刻提醒着白嘉轩。深受儒家传统思想和文化熏陶的他便也十分顺从地遵循和实行着“守祖宗一脉真传曰勤曰俭,教子孙两条正路惟读惟耕”的传统思想。白嘉轩不仅坚持要送孩子去学堂读圣贤书,还要求他们去下地务农。文中写道:“当白孝文和白孝武,两人从朱先生的学堂学习归来后,秉承着‘耕读传家久,经书济世长’的观念的白嘉轩便让两个儿子同鹿三到地里去务农。”当农活过多的时候,白嘉轩也会亲力亲为,像一个普通庄稼汉一样同鹿三一起参与干农活,铡草、扶播种、轧棉花样样都是十分精通的,天天忙碌地不停。白嘉轩的这种勤劳和不怕苦的精神,不仅仅给两个儿子做了很好的榜样,对于乡民来说也还有着一种领头羊的示范作用。由此可见的是他的勤奋已经不仅仅是为了生存,而是被一种信仰所指引。第二、坚守信仰,秉公治事。当看到原上的乡民们为清朝的横征暴敛所苦,一向不愿意染指于政治领域的白嘉轩,竟然率先在原上发动“鸡毛传帖”与“交农事件”,领导原上的乡民们一齐对抗清朝官府;后来,面对原上持续不断的干旱,为了安抚乡民们焦灼的心,他下定决心去亲自扮马角,祈天求雨。整个白鹿村被称为“仁义白鹿村”,而白嘉轩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实现“仁义为上”的价值信仰,也都为整个白鹿原上的居民起到了榜样作用。这种种的义举正是在儒家传统的文化和道家思想的精神本质陶冶下,在这一片古老的黄土地上升腾起的民族精神之魂。白嘉轩的做法有值得注意的一个事实,就是虽然他勇于为民请命,但从来没有想过有意识地要求进入黑暗的官场,便多次地拒绝了田福贤、岳维山让他亲自出任履行乡约的一切请求,巧妙地将所始终信仰的“仁义为上”和所始终坚持的“独善其身”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身为一族之长的白嘉轩积极主张对祠堂进行翻修,改造成学堂,让原上的孩子们可以有书读,并且督促白鹿村所有十六岁以上的庄稼汉们背读和履行《乡约》,还对一些人的不体面和违背道德观念的行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以示族人,达到警醒的目的,这些都体现了白嘉轩作为族长的自觉意识下的责任感。[10]当狗蛋和田小娥的丑事在村里传的沸沸扬扬,白嘉轩当即依据《乡约》条文和族规对他们进行惩处。而当白孝文亦同田小娥有染时,白嘉轩仍是坚持秉公处治。惩罚的实施方式和格局表现的如同前次。在长篇小说第十七章,写道:“白嘉轩当众惩罚犯错‘丢了他的脸亏了他的心辜负了他对她的期望’的大儿子白孝文,实施家法,白嘉轩下手特狠,比上次抽打小娥和狗蛋还要狠过几成。他为他丧气败兴的程度远远超过被土匪打断腰杆的劫难,他用刺刷抽击这个孽种是泄恨是真打而不是在族人面前摆摆架式。”[陈忠实:《白鹿原》,北京出版社2008年版,第251页

  ]这次惩罚白孝文体现出白嘉轩的一视同仁以及对封建道德的坚决捍卫态度。这件事情发生后,白孝文的族长身份被罢免。后来由于饥瑾年,白嘉轩仍然没有救济沦为乞丐的白孝文,这也显示出了他在面对一些事情时,多少都有点不近人情,哪怕是救济自己的亲生儿子,都无动于衷,表现的过于狠心。[11]第三、以德报怨、以正祛邪。在整个白鹿原上,鹿子霖一直都视这个白嘉轩为自己的竞争对手。鹿子霖指使田小娥引诱白孝文堕落,还背地里买到了分家后白孝文的绝大部分家产,都只是为了羞辱白嘉轩。但当得知鹿子霖被逮捕入狱后,白嘉轩第一时间就是想办法如何营救,目的就是要在白鹿村乃至整个原上树立一种表率。面对鹿子霖的所作所为,白嘉轩都知道,却不与之计较,反而大度地救他于水火之中。白嘉轩对待黑娃也是仁慈,不仅给他起名为鹿兆谦,并且还主张让黑娃跟着白家两兄弟一起去学堂读书,希望黑娃可以养成谦逊的品行。但在处理田小娥和黑娃的事情上,因不主张田小娥进祠堂,被黑娃怀恨在心。成为了土匪的黑娃打断了白嘉轩的腰板,还狠狠地砸毁了村里的唯一的白鹿祠堂。后当鹿黑娃被当时是县保安团一营的营长白孝文擒获时,白嘉轩的第一反应就是去探监并且要托人情救出黑娃。白孝武对此行为表现出大为不解,他觉得当年白嘉轩的腰就是被黑娃这帮土匪所打断的,没有理由要去搭救黑娃。可是白嘉轩却不以为意,却说道:“瞎人落到这一步才能学好,我要是救下黑娃,他这回就能学好了。”朱先生称赞白嘉轩这是以德报怨。当原上瘟疫横行之时,危机中盼望可以生存下去的乡民们突然就没有了方向,也是白嘉轩当机立断地要去造塔镇压邪恶。在全族人都面临着旧秩序倒塌如何生存的困惑时,白嘉轩便去请教朱先生,让他制订一个“救世良方”,这才彻底稳住了曾经惶惶不安的人心和社会局面。朱先生夸赞地说道:“这心肠这肚量这德行,跟白鹿原一样宽广深厚永存不死。”在自己带领白鹿村以及白家不断地发展的整个漫长过程中,白嘉轩也曾多次承受了无数次的困难,但他还是把白嘉轩标志性的腰板挺得直而又直,从未被土匪所击垮,因此也更加成功地铸就了他那种独特的儒家文化价值观念。哪怕是大儿子的堕落和颓废、小女儿的叛逆和离家出走、原上祠堂被砸、瘟疫突然来袭等一系列的事情都不曾把白嘉轩击倒,反而将白嘉轩那种对儒家思想的虔诚信仰彰显的淋漓尽致。[12]经历了大半辈子风风雨雨的白嘉轩,大病一场之后,变化之大,白家人都快认不出了,这个人的皮肤和气色滋润柔和,脸上的皮肤和所有的器官不再是处于绷紧的状态,全都是表现出了世事洞达者的平和与超脱,不知何时增多的一头白发和那副眼镜更是添加了一种哲人的气度。[陈忠实:《白鹿原》,北京出版社2008年版,第573页

  ]白嘉轩作为一族之长,就是传统秩序的捍卫者,带领着乡民们克服重重困难走向未来,带领着白家巩固了兴旺的家业。

  小说中,把鹿子霖作为白嘉轩的对立面去书写,对于白嘉轩用一句话概况就是:“这个人的腰杆太直了。”这一句话有很多的寓意,赞美之情和遗憾之意都在里面了。通过与鹿子霖的对比,总觉得白嘉轩和白鹿村是共存共生的,只要白嘉轩不倒下不妥协,任凭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白鹿原总会在他的带领下回归原有的安宁。祠堂被毁,白嘉轩就将其修复。石碑被砸,白嘉轩也将其修复。实质上,白嘉轩所修复的就是他所一直坚守的传统社会的伦理旧秩序。白嘉轩深受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在“耕读传家”的家训教导下,他支撑起了白鹿村以及白家的发展,是一个极其具有魅力和神秘色彩的人物。

  第三章白鹿原历史发展的见证者--朱先生、鹿黑娃

  《白鹿原》中所塑造的朱先生和鹿黑娃,二人作为白鹿原上历史发展轨迹的见证者,也是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朱先生的人物塑造在陈忠实先生的笔下就具有很浓厚的传奇色彩。鹿黑娃的人物形象就彰显出儒家传统文化具有二重性。

  第一节原上“圣人”的无奈离去

  朱先生是这本书中最具有智慧的一个人,每次看到众人遇事都有疑难不能决的时候,朱先生就可以只用几句简单的话就一定能把众人点醒。朱先生可以凭借一己之力,劝退20万清兵。但朱先生却是一个有很大争议的人物形象。一方面看来,他代表了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秩序,就连乡民们都认为朱先生是白鹿原上的“圣人”。但是在另一方面看来,当现代社会秩序如洪水猛兽般汹涌而来的时候,朱先生在面对这些事物的时候,几乎没有任何对话的可能性,因为他处于了一种尴尬的境界。朱先生作为中国儒家的传统和文化的重要传承人,在文中就是这个白鹿原上独有的祥和之物,可以说朱先生就是一只白鹿的精神化身。一方面,朱先生平生以来就有着善于解人之困惑、救人之危难的“好生之德”,这与一只白鹿始终在努力滋养和保护这片土地上的精神一脉相通;另一方面,白鹿文化作为一种十分具有东方特色和意义的儒家传统文化和符号,同朱先生终生所致力于始终坚守和大力弘扬的中国古代儒家优秀传统思想和文化息息相关。可见古老的白鹿文化有着更为深层次的儒家传统文化和内涵,其象征着的是影响着东方几千年的传承和发展的中国古代儒家优秀传统思想和文化。在文中人物的对话语中,充满了朱先生以及白鹿的一份敬意和感激,相传的一句话就是:全身雪白的白鹿跑过的每一个地方,麦苗自然会渐渐地变得绿油油了,浊水自然会变得十分清澈见底了,残疾人自然会变得十分健全了,丑陋的姑娘也自然会变得十分美丽动人了。就连用来镇压田小娥鬼魂的六棱砖塔都是因为有着白鹿的存在而得以安定,这塔上的白鹿又成为了正气、圣洁、不可挑战和侵犯的社会秩序的代表。因为白鹿塔的南北两面都分别刻着两只憨态可掬的白鹿,有了白鹿的生灵存在就等于可以有效地镇压和抓住田小娥的鬼魂,就等于可以有效地保住了白鹿村的安宁。这也极大地使得白鹿成为了人们维护整个原上白鹿村的正常社会秩序和其道德底线的庇佑之物,进而更成为了原上白鹿村的乡民们一起熬过痛苦的岁月和其克服一切社会艰难困苦的重要精神寄托和信仰之物。这独特的白鹿也堪称得上是造福一方的神灵。就连白嘉轩无意中偶然发现鹿子霖的一块坡上地出现了许多像只白鹿一样东西的迹象,不惜将自己的天字号水地鹿子霖对换,因此还背上了“败家子”的恶名。可见,白鹿这个生灵既可以抵御邪恶,还可以庇佑盛世。作者创造朱先生这样一个近乎完美的儒者形象就是彰显出儒学充满了仁义性,也必然包含了对这种仁义性思想的思考。[13]然而随着原上“圣人”朱先生的突然离去,这个神奇的生灵仿佛也消逝不见了。这样的安排也就意味着,在社会的改变下,皇帝没有了,也就意味着维护传统社会秩序的理论体系面临着逐渐土崩瓦解的残酷现实,而传统文化的力量却无力挽救这现实这种状况,只能任由它随着历史的发展进程而消散。随着各种政治力量的强势介入,白鹿原上乡民们那种原有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必然会受到极大的冲击和影响。在作品的最后,朱先生去世后的几十年,四五十个学生挖开他的墓室,就发现了一块刻着“天作孽犹可违,人作孽不可活”的砖头,这体现出朱先生有深刻的批判精神和对儒家传统文化的坚守。[14]朱先生将儒家文化的核心内涵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他的无奈离去凸显了作者对儒家传统文化出路的深刻思考。

  第二节原上“叛逆者”的回归之路

  在《白鹿原》中,黑娃也是一个人生经验相当丰富的人物,是白鹿原上的叛逆者。黑娃可以说是挣扎在底层的乱世英雄,在他的身上既可以看见传统儒家文化,还可以在电影中看见一种游离于传统儒家文化之外的另一种传统民间文化-侠匪主义文化。而鹿黑娃从小因为自己的父亲鹿三那种没读过书的极为简单并且粗暴的教育形式而形成了十分叛逆的性格,也因为看着父亲在白家任劳任怨干活,伴随而来的是另外一种自卑并且灰暗的心理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上,叛逆的性格加上挥之不散的自卑心理使得鹿黑娃形成了最初的人格。鹿黑娃对于白灵认自己父亲鹿三为自己的干爹一事表现出不置可否,在年满十七岁的这个时候,便毅然地回绝了其父亲让他可以继续在白家熬活的一切提议。只是因为鹿黑娃始终都说在白家自己就会有一种难以承受且无形的精神压力,即来自以白嘉轩为继承人所代表的白家整个家族以及代表的整个家族文化政治势力的巨大重压,他毅然决然地最终选择了离家去独自勇闯江湖,却在外与自己老东家的小妾田小娥私通在一起,还将人带回了白鹿村,这一做法在白嘉轩和鹿三看来都是辱没了先祖。然后鹿黑娃就派人开始闹交农,砸神像,还带兄弟用武器打断了白嘉轩的腰杆。但在处理鹿黑娃的结局时,陈忠实先生给他一个不寻常的下场。安排鹿黑娃成为了朱先生的一名学生,文中写道:“黑娃言谈中开始出现雅致,举手投足也显现出一种儒雅气度。”然后就是鹿兆谦选择回原上祭祖,修复祠堂,是在白嘉轩的主持下进行了相关的仪式,还是又皈依了那个曾经憎恶到要逃脱的文化堡垒之中。[15]当黑娃的思想重新进入正统的儒家文化之后,黑娃的精气神变得萎缩和荒芜了,这里便可以看出,鹿黑娃的内心是非常挣扎徘徊,他既感受到了儒家传统文化力量的没落趋势,又不知该如何走出这种的困境,是一个矛盾的个体。而后,黑娃的死更是传达出儒家传统文化在那个特殊时代背景下的危机,也透露出了作者对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当下的担忧与思考,即儒家传统文化在当代如何生存的问题。白孝文的回归也是同黑娃的回归一样略显突兀,在经历了许多事情之后,白孝文也像黑娃一样最终也被家族文化同化了。虽然白孝文的回归带有很强的功利目的,但两者的回归实际上隐喻的就是对同一种文化的回归。[14]在鹿黑娃离开白鹿村的当天晚上,白嘉轩就对白孝武说:“凡是生在白鹿村炕脚地上的任何人,只要是人,迟早都要跪倒在祠堂里头的。”白孝文和鹿黑娃的人生经历是从反叛、堕落、逃脱、到最后的回归,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陈忠实先生对儒家传统文化的强调以及爱恨交织的情感。例如黑娃的反叛,为中国儒家的传统和道教文化中落后的家族社会伦理和文化的发展敲响了一把丧钟;而对黑娃的回归,又充分体现了小说作者对黑娃在儒家传统和道教文化中那种仁义、从善、向上的生活态度和精神给予了的肯定和充分崇拜。鹿黑娃的一生是从反叛儒家礼制到回归儒家文化的一生,这个过程是大起大落,跌宕起伏的。白孝文则是经历了对儒家文化得固守,到反叛,再到最后的回归。鹿黑娃和白孝文的人生经历可以反映出作者对于儒家传统文化的态度,即对儒家传统文化中压制人性的部分进行严厉的批判,又对儒家传统文化中核心要旨的恋恋不舍。[15]朱先生的去世代表着儒家传统文化难以适应新的社会秩序而面临崩塌,那鹿黑娃的回归就代表着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还是难以消弭。一个人只有适应这个社会主流的观念,才能真正被接纳,这也体现出儒家思想的残忍性。同样地,白嘉轩对于田小娥黑娃的不接受也体现了该思想的顽固性。儒家传统文化仍是一个人的精神生活的支撑,决定着生命意义和人生的自我定位。不难看出作者在感情上对于儒家传统文化还是一种倾向于肯定的态度,但也表现出对儒家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发展充满了担忧。

  从影响整个原上的乡民的祠堂和《乡约》,到深受“耕读传家”熏陶的白嘉轩,再到原上“圣人”朱先生的离去和“叛逆者”黑娃的回归,陈忠实先生的描写都是极具深度的,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思考,究竟儒家传统文化该如何发展?

  第四章《白鹿原》的现代意义

  《白鹿原》无疑地真实反映了小说作者陈忠实先生对于儒家传统文化以及其他中华文化思想在当下中国政治社会发展下的深刻而抽象的思考,他试图以历史的眼光、民间的视角、个人的观念,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发展进行深刻的审视与观照。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发展史中,一个十分明显的事实就是,孔子创办的儒家文化地位日益得到了不断提高,并成为世代当权者、文人、乃至于普通老百姓的信仰和寄托所在。自然而然地,儒家文化在白鹿原上也是有着极高的地位。陈忠实先生为了更为完整地展现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和历史意义,选择了白鹿原这个地方作为故事的发源地。他对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生长的人民都饱含着非常深厚的情感。加之白鹿原正处于十分特殊的关中地区,本身就带有很明显的文化印记。[16]紧接着,他又选择将时间界定在一个新旧社会交替的半个世纪,在这个特殊时期,我们可以看到儒家传统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从白鹿原上的整个宗族的风俗习惯和思维方式,到以白嘉轩为主要领导核心的白家发展历程,再到作为作品中以朱兆濂为原型塑造的朱先生和黑娃的人生经历,都彰显了儒家文化在各个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影响和价值。儒家文化那种“以人为本、以仁为中心”的价值观念,集中体现为如何“做人”,进而为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奠定了十分重要的价值观念。正如作者就曾写道的“白鹿原上,最坚实的基础不是别的,而是几千年漫长的封建社会存留下来的那一套伦理规范,几千年文化积淀形成的那一种文化心理,几千年相沿流传的那一番乡俗风情。”读过这本书,我们可以讨论关于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和传统文化思想的发展,以及在这种文化氛围笼罩下的白鹿原发展历史的方方面面,我们应该明白如何有选择地保留和有批判地继承儒家传统文化,才能使步入现代社会的人紧跟时代潮流。[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