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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技巧案例-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问题研究

2021-07-07 12:00:09

论文在线分享-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问题研究

  自推行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体制改革以来,刑事辩护作用日渐凸显,但我国刑事辩护率只有30%左右,要解决此问题,一是要充分发挥社会律师的辩护作用,二是完善和发展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故此,我们需要通过该制度来保证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有律师为其辩护实现程序正义,并通过律师辩护实现实体正义。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目前已取得较快发展,但在现实情况中,仍有许多方面需要改进,故本文从基础理论知识及实践运用情况入手,学习域外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有益经验,分析立法、司法两方面的现状,找出仍需完善的地方并根据我国实际提出相应的建议,以促进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进步。

  一、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概述

  (一)刑事法律援助的概念与特征

  在司法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是实现社会正义和司法公正强有力的后盾,它可以充分保障公民有效行使辩护权而不是仅仅有辩护权,在我国司法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何为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特殊原因不能委托辩护人,但符合法律援助条件而向援助机构提出申请,由其指派律师提供辩护。[陈晨.《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新论》.2014年.中国检察出版社]

  由此可知,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有以下特点:

  第一,援助服务的无偿性。在1956年《律师收费暂行办法》的规定中法律援助可以减免费用,而在2003年颁布的《法律援助条例》中第2条规定则是提供无偿服务[第二条规定“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公民,可以依照本条例获得法律咨询、代理、刑事辩护等无偿法律服务。”],由此可见,刑事法律援助的费用并不是一开始就完全无偿的,从减免到免费的过程使得更多的主体有了受援助的机会,使其合法权益均可得到保障,有效避免了法律援助机构因利益驱使作出的与援助律师相勾结从而损害被援助主体权益的不当行为。

  第二,援助形式多样化。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形式多样化,例如:提供法律咨询,当事人有相关法律问题可向援助律师咨询;提供非诉法律援助,根据当事人的要求以及自己的法律知识素养为其代拟答辩状等法律文书;代理诉讼活动,主要有刑事辩护和刑事代理等。

  第三,援助阶段的全程性。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援助律师早在侦查起诉阶段就可介入并持续到执行阶段,并且我国设立了值班律师制度,即在法院看守所等地设立律师值班在有需要时随时提供法律帮助。

  (二)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基本原则体现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是该制度的重要体现,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加强刑事司法人权保障的理念日益凸显,现实生活中,法律资源分配不均,导致群众的法律水平不一致,这就出现了一批法律上的“弱势者”,他们在自己的权益受到侵犯时不知道该怎们维护,从而使自己处于弱势地位,这就需要国家为其提供法律援助,保障其合法权益,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同样这也体现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有效辩护原则是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又一重要体现,主要指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追诉时可以自己或者由近亲属为之聘请辩护律师及时介入案件,针对案件本身结合被告实际,认真负责的给出辩护意见,以维护其合法权益。由此可知,有效辩护的关注点不仅在于可以获得辩护更重要的是获得的辩护是高质量高水平的,因此,正是有效辩护原则的存在,使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不仅存在,而且是在尽可能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有效保障基础上的存在。

  (三)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设置的必要性和意义

  1.有助于保障程序正义

  程序正义,又名“看得见的正义”,简而言之为公正的案件审判程序、公平的裁判结果。刑事审判程序多而繁琐,部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文化水平低,可能理解不了每个步骤为什么这样,国家通过为其提供法律援助,让他们充分参与到每个环节中去,了解每一个程序的运行方式,把诉讼双方放在平等的地位,使审判过程更加公开透明,增加了审判机关的权威性,实现程序正义。

  2.有助于强化保障人权

  在刑事审判中,提供法律援助体现了尊重和保护人权。2019年被评为十大刑事案件的张扣扣案就是典型反例,在那个年代作为被害人的一方因为没有法律援助的帮助,人权被漠视,丧失了有效辩护等诸多权利保障机会,才有了以后张扣扣私力救济犯下的错,若是我国法律援助制度适用完善,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样的悲剧将很难再重演。

  3.有助于实现诉讼平衡

  法律援助制度就是努力让被害人和被告人享有同等的诉讼地位。在刑事诉讼中,多是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公权力进行控诉,则被告相对处于弱势地位,为了保障控辩双方的平等对抗,国家为其提供无偿的法律援助,尽量克服他们在法律活动中的劣势,使其享有平等的诉讼权利。

  二、与域外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之比较

  (一)英美法系国家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1.英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英国是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发源地所在,亨利七世曾说过:正义应当同样给予贫困的人。一开始刑事法律援助并不是作为一种制度存在,而是由私人律师自发为有需要的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慈善行为,法律没有规定,直到二战以后《1949年法律援助与咨询法》的发布才开始构建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法律体系。

  英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经费是以国家财政部出资为主,社会捐款为辅。英国法律重程序重质量,所以采取了一系列做法来保障刑事法律援助的服务质量。第一,引入刑事法律援助合同制,按照合同所规定的标准提供援助服务和结算账款。第二,按专业质量和一般质量等进行等级划分建立不同层次的质量标准,且完善了等级质量评估机制。第三,加强建立质量监督小组,审查质量管理制度和方法。这些做法逐步提高了法律援助服务质量,保证了最佳的援助效果。

  2.美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美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和民事相区分,主要采用的是公设辩护人制度为主私人律师模式和合同制模式为辅。因公设辩护人的地位同检察官,在政府的财政支持下,设立公设辩护人办公室,而受经济水平影响,在经济落后地区,政府财政无力负担,变采取私人律师模式、合同制模式。有一种共存的情况就是当同案犯为多人均为需要援助的主体时,除了一名公设辩护人外还需法官另行指派私人律师为其提供法律援助服务。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的公设辩护人有具备刑事辩护资质的专门律师担任,他们有丰富的专业知识,熟练的业务操作能力,大幅度的以高了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质量和效率。[郭婕.《法律援助制度研究》2018年.红旗出版社]

  美国的刑事法律援助经费来源单一,完全由政府负担,联邦和州级政府各自对其提供经费支持,但由于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不足,政府所提供的经费就不一,这就导致有的地区因经费不足难以吸引优秀律师加入,使得各地公设辩护人水平不一,法律援助差距较大。

  (二)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1.德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德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与其他国家相区别的主要特点在于经费少,援助质量无法保障。对于援助质量,没有专门的监督机构,只是规定只有律师才可以提供刑事法律援助,而成为一名律师之前经过的两个州级考试便是最低质量的要求,基本不用考虑执业年限和经验,这就导致了援助律师水平不同,受援案件质量无法保障。

  而德国刑事法律援助的工作开支仅占非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四分之一。政府不提供大量的财政支持,主要是因为德国对诉讼费用保险的依赖程度高,通过诉讼保险制度,当事人可以用一小部分数额的投保费换取较大数额的风险保障,律师可从中获得相应稳定的收入,保险公司还可以盈利,同时又减轻了国家财政对法律援助工作的负担。

  2.日本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日本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援助范围非常广,凡符合条件(财政困难等法定条件)的受援人都有权申请,法院依据该申请选任辩护人,费用由国家负担。主要采用的是国选辩护人制度,国家与律师协会协商想要担任国选辩护人的律师选择律师协会登记注册,案子结束以后,由国家财政把费用下发给律师协会,再由律师协会支付报酬给国选辩护人。

  日本的援助经费由政府负担,主要分为诉前部分和诉后部分,诉前部分由法律扶助协会负责发放,而对于起诉后的由法官是案件的难易程度决定,报给裁判所,裁判所先发给律师协会,律师协会扣下相应部分后再发放给律师。

  (三)两大法系国家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异同点

  综合以上观点,各国均是在自己的国情基础上制定的相应援助制度,不难发现,他们都是以国家作为援助主体的,援助经费多是由政府负担,英美法系下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发展较早,是公社辩护人制度,重程序重质量,监督体系完善;大陆法系下,制度还不是很完善,监督体系不健全。

  三、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现状

  (一)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现状

  1.援助责任主体不明确

  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设立至今仍没有一部独立的法律,《法律援助条例》第三条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政府提供财政支持,根据各地实际情况确立本行政区域的法律援助机构。但在具体运行过程中,符合刑事法律援助条件后,公检法机关通知法律援助机构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指派律师提供辩护,则公检法机关作为最直接的接触机关,政府责任的落实稍显滞后。若是行政体系和司法体系不能很好的衔接恰当,国家政府的主体责任的落实不明确,将会使得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缺乏完好的运行体制,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设立的初衷大打折扣。

  2.案件范围狭窄

  范围狭窄主要是指受援主体范围小,除了《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几种法定情况,大多是以经济困难为标准,“经济困难”没有具体准确的标准,是各地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设定的,多是以最低工资标准为参考,这样“一刀切”的方法很有可能使刚刚达到温饱水平的人得不到刑事法律援助,笔者认为应综合家庭收入、拥有资产等情况综合考虑。例如加拿大安省通过测试当事人的现金、存款、房产等资产对其进行经济困难标准测试(审查),去判断是否符合援助条件。

  同时,笔者认为不仅仅是经济困难,残疾人、单亲家庭这样的有生活困难的情况均可加以详细的立法,使受援助的面更广。

  (二)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司法运行现状

  1.法律援助观念存在偏差

  从公民角度来看,首先,大家对刑事法律援助的认识不到位,很多人不了解法律援助的内涵与运行模式,甚至都不曾听说过,在落后地区这种现象尤为严重。其次,自古以来“贱讼”、“恶有恶报”的观念深入人心,在人民眼中兴讼是道德败坏的体现,一旦和诉讼扯上关系,则是腐败、道德低下,故此,诉讼现象并不多,那申请援助的情况就更少了。最后,法律援助是人们的一项权利,但是有人认为这是国家的一种“赏赐”,没有意识到这是自己的权利。

  律师们对法律援助也存在认识问题,且部分地区援助经费不足,律师获得的报酬较少,甚至连交通费都不够,这样则可能导致律师的工作积极性不高,还有一部分职业素养不够的律师认为自己肯去为他们提供法律帮助已经“足够”了,不会过多的考虑申请人的利益问题。

  由于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往往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有罪的,辩护人、援助律师是站在自己对立面的,不明白为什么要对违法犯罪的人实施罪轻,甚至无罪辩护,这可能导致侦查机关不会及时告知其有权申请法律援助的权利。

  2.法律援助经费较少且分配不合理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政府在法律援助方面的投入也不断增加,以上海市为例,2016年政府财政拨款为797.16万元,2017年为800.20万元,到了2018年更是直接增长到了893.97万元,2019年的预算是958.08万元。[HTTP://WWW.shanghai.gov.c/nw2/nw2314/nw2319/nw32905/nw32914/nw32994/nw33004/nw39918/]但是由于我国刑事案件数量庞多,即使资金投入不断增加,也不能满足总的需求。而且资金来源单一,基本上只是依靠国家财政,社会捐助等其他来源较少。

  我国地域辽阔,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东部地区较西部地区富裕,法律援助的经费支持也不均衡,资源分配不合理是援助工作的开展更加困难。

  3.法律援助监督体系缺失

  刑事法律援助的本质是为了让所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平等的享有辩护权,若是不能发挥它原本的作用,则将变得没有意义,所以对援助质量的监管变得尤为重要。我国的刑事法援工作现阶段只注重“量”而忽视了“质”,同时受援主体认为国家给了他们免费律师就已经很知足,即使结果不太理想人们也不会去想投诉等问题,这就更加导致国家对监管方面不重视。

  到现在,国家没有指定统一的量化监管标准,尽管各个省份都不同的制定了实施细则,但在实务过程中,落实还是很困难。

  3.法律援助律师队伍建设落后

  律师作为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环节中的重要一环,律师的质量好坏决定的案件最后的结果。目前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律师队伍由援助机构的专职律师进和各律所的社会律师所组成,由于法律援助案件的报酬少,大律师多不愿意,一般都是初入律师职场的新一代律师为了生计而接受,但是他们大多经验少、办案能力相对较低。这也侧面反映了我国法律援助律师的不稳定性,由于承办案件的大多是年轻律师,随着案件办理数量的增多、办案检验的积累,他们或是为了经济问题或是为了增加挑战性大多不会再去承办援助案件,可能这时仍会有新的律师来接替但是案件质量仍然不能保障。

  相对于社会律师,法律援助机构的专职律师在司法体制内工作,若是组建专门化的律师队伍更便于其的管理,由于我国援助机构律师比较少,社会律师还是援助主力,因为经费补贴不够很多律师基本上不会付出很大精力、敷衍了事,具体变现为只是去法院阅卷,不去看守会见当事人等。所以,我们需要组件专门化的律师队伍改善现状。

  四、针对目前我国法律援助现状提出的几点建议

  针对我国现行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发现该制度还很不完善,为了充分体现尊重和保障人权,发扬十九大精神,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提出了几点改善建议,以供参考。

  (一)明确国家的责任主体地位

  现在,政府作为该制度的责任主体是存在弊端的,毕竟《法律援助条例》只是一个行政法规,这与《立法法》的“诉讼制度”由法律规定是相悖的。同时公民作为权利的享有者,对应的义务主体应该是整个国家,而不是简单的一个行政机关,政府在履行义务时仍有很多的局限性。明确国家的主体责任也是国际人权立法惯用的,在美国和日内瓦有关法律援助的立法例里,均多次运用“国家”的概念。

  笔者认为要将刑事法律援助制度作为国家的一种责任,区分于政府责任,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集中国家力量来保障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运行,将法律援助制度上升到国家层面,保持案件衔接的连贯性,避免出现“国家责任,律师买单”的闹剧,促进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实现。

  (二)扩大援助范围

  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围随《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不断扩大,但是和其他国家相比相比,我国受援主体面还是较窄,为了更好的体现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体制改革精神,对于援助范围应该进一步拓宽。具体来说,不要仅仅关注经济困难的群体,还要重视重度残疾人、孤寡老人等弱势群体,他们可能经济上不是那么困难,但是法律意识不强,当他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不懂怎么维权,故应当加大对其的关注。

  将被害人、自诉人纳入援助主体,在刑事诉讼中,多是检察院向被告提起公诉,自诉人、被害人作为案件中直接的利益受损者,受到的伤害往往是最大的,我国在《法律援助条例》中将其纳入了援助范围,但是并未在《刑事诉讼法》中体现,所以仍需加强立法以扩大援助范围。

  (三)加强法律援助宣传

  因为人们对刑事法律援助的观念存在偏差,使得工作落实不到位,故我们要加强对法律援助的宣传,首先,要改善人们厌讼、贱讼的看法,加强司法宣传让其认识到自己的合法权益要用法律来保护。其次,改变人们“一分钱一分货”的看法,不要认为免费的律师就不会好好帮助他们,2017年,小王的哥哥曾因敲诈勒索罪被人民法院依法提起诉讼,法官询问其是否需要法律援助,其母认为免费的律师肯定不会好好给他的儿子辩护,于是自己用尽积蓄甚至去盗窃来聘请“大”律师,硬是把自己逼上了违法犯罪道路,故我们要改变人们的这种观念,最后,要改变律师观念,百姓有上述现象的一部分原因也是援助律师没有给他们足够的信任,我们要加强律师的职业素养,消除其“练手”的心态,使得律师对每一个案件负责,保证其尽自己的专业知识与职业素养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得到了公平公正的待遇。

  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法律援助的宣传方式也应该创新,可通过微信、QQ、等新媒体手段将刑事法律援助的有关知识宣传出去,这样不仅可以提高公民的认识,也可以节省经费。

  (四)加强财政对刑事法律援助的经费支出

  政府的财政支持是我国援助经费的主要来源,但是根据有关资料显示,这笔经费并未纳入政府财政报告之中,故笔者认为应当提高重视程度,将其作为一项必要支出纳入政府财政报告。可以建立刑事法律援助财政基金,由专人负责,加强监管合理审核。其次,我们可以呼吁组建援助资金基金会,由各大企业或者是优秀个人募集,最后,我们还可以像德国瑞典等国家学习,让公民购买诉讼保险,保证援助经费经费充足。

  除了开源还要节流,我们在扩大经费的同时,可以采用互联网技术,对一些简单的、共性的问题,进行视频咨询、提供帮助,这样可以减少交通费用等。

  (五)加强刑事法律援助监督体系

  要完善监督体系加强监管,笔者认为可以向我国其他行业那样采取“同行评议”,简单来说,就是找同行业的人去评议这件事或这个方案的对错、可行与否。我们可以找有丰富经验的律师、法官、检察官等来组成评议小组,以等级来划分评估,再随机抽取法律援助机构在一定时期内已经办结的、一定数量的案件卷宗,根据先行制定的规则与方案进行匿名评议,并给予一定的奖惩措施。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对手援助群体进行回访,组织相关部门人员,在申请法律援助时做好登记,在案件办结以后,可以通过电话等形式回访,让其说出满意之处与需要再完善的地方,也可制定相应标准,由援助主体对援助律师打分,同样进行奖赏,充分调动律师们的积极性主动性。

  (六)加强建设刑事法律援助律师队伍建设

  首先,建议提高律师数量,由于我国律师资源并不是很充足,部分落后偏远区县平均只有三到五名律师,律师资源不足就很难建立起刑事法律援助专职队伍,而提高了律师数量才会有更多的人像刑事援助律师分流,从而建立起援助律师专职队伍。

  其次,要提高律师的专业知识水平和职业素养责任意识,可以出台有关政策和大学法学教育相结合,注重培养学生的实务能力不要仅仅局限于书本知识,同时对于从业律师加强讲座知识教育,不断提高刑事法律援助律师的能力。

  最后,对援助律师进行定期考核,评选出优秀或者不及格的律师,根据能力不同进行等级划分,以便对于以后的案件承办提供参考,年轻律师办简单清晰的一些案子,经验丰富的律师办棘手复杂的案子,再根据案子的难以程度进行分段奖惩,以提高援助律师队伍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