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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方法大全-高管学术经历风险偏好与内部控制质量

2021-03-27 12:28:18

  本文选取了2014年-2018年上海证券交易所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A股公司作为样本,研究了高管学术经历、风险偏好及内控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高管学术经历可以提高企业的内控质量与降低风险偏好。高管的学术经历可以通过降低风险偏好以提高内控质量,风险偏好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本文丰富了“高阶”理论、风险偏好以及内部控制相关的研究,为提供企业内控质量提供了思路,帮助了投资者做出理性的投资决策。

  一、前言

  选题背景

  内部控制是为了在动态、复杂的经济环境中更好地实现企业目标而实施的一系列手段与程序,一般由企业高管进行设计。自《萨班斯法案》颁布以来,企业的管理者愈发重视内部控制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发挥的作用。有效的内部控制对提高企业的经营质量有很大帮助,有利于实现企业的经营目标,还可以鼓舞投资者与资本市场的信心。企业高管,尤其是董事会成员,往往能够决定整个企业的基调与文化,对企业的内部环境有很大的影响,而良好的内部环境则为有效的内部控制奠定了基础。由于高级管理人员承担着设计和维护内部控制的主要责任,企业内部控制的质量必然受到高级管理人员个人背景特征的影响。

  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多人在高校或科研机构工作后选择经商或自主创业(Dickson,2007),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文人下海”现象。学术经历作为高管背景的特征之一,将会对高管的风险偏好产生影响。Jiang&Murphy(2007)曾在研究中表明,有过学术经历的管理者,会更倾向于运用自己所具备的专业知识技能来帮助自己理智决策,而不是仅依靠简单的主观判断,在面对风险与不确定性时,也会采用更加稳健保守的决策。

  高管的风险偏好会对企业的风险管理产生非常大的影响。风险偏好不同的管理者会做出不同的反应以接受风险或是规避风险,而风险管理又与内部控制联系非常紧密,二者密不可分。2004年,COSO框架颁布,这一框架对内部控制的内容进行了完善、拓展与加深,对企业的内部控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风险偏好低的高管会倾向于做出更稳健的决策,从而提高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反之,风险偏好高的高管会采用相对宽松的内控手段,各项防控错失的力度不一定能到位。

  笔者希望通过本篇论文,运用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的方法,对高管的学术经历、风险偏好与内部控制质量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目前,关于内部控制质量的研究已经比较广泛,高管学术经历作为管理层的重要特征之一也被不少学者列为研究对象,但鲜有文献将其与高管的学术经历联系起来进行研究。髙管学术经历是中国改革开放来经济发展的产物,极少出现在西方国家,可以说是我国特有的经济现象(周楷唐等,2017),其对高管的决策行为所产生的影响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本文还引入了风险偏好这一概念研究内部控制质量,同时也对高管学术经历与其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对其在两个变量间起到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

  选题意义

  本篇论文站在了一个新的角度研究了影响企业内控质量的因素,从高管学术经历出发,并检验了风险偏好的中介效应。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来看,笔者希望以此进一步深入作用于内控质量的因素,协助企业的经营管理者结合风险偏好提高企业的内控质量,进而实现企业的稳健发展。从广大投资者的角度出发,本文可以帮助投资者从高管的学术经历出发,评估上市公司的风险偏好,以作出更加正确理智的投资决策。

  研究方法

  本文对已有文献进行梳理分析,指出目前研究的不足之处,并阐述了本文研究主题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还运用了实证研究法,从CSMAR数据库、WIND数据库以及迪博数据库获得相关数据,运用STATA、EXCEL等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构建多元回归模型进行实证研究。

  二、基础理论、文献综述及假设

  (一)、基础理论

  1.高层梯队理论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汉布瑞克与梅森提出了高层梯队理论:由于企业内部和外部的环境都十分复杂,且在不断变化,所以管理层几乎不可能对企业所处于的动态的、复杂的环境进行全面的认识,其观察和考虑到的范围会受到自身特质的影响,例如性别、年龄等。这些特质会影响管理层做出判断与并选择,并进一步影响企业的绩效与未来发展。国内外已经有不少学者针对管理层的特征进行研究,了解其对企业投资决策以及公司治理的影响。王虹等(2016)就曾检验了管理层薪酬、年龄、规模、学历、持股比例这五个特征与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关系。本文将研究高管学术经历这一管理层特征与风险偏好、内控质量之间的关系。国内外已有多篇文献表明,具有学术经历的高管具有更高的专业知识素养与道德标准,行为更加保守、决策更加稳健。

  2.风险偏好理论

  不同行为者对风险抱有不同的态度,这取决于他们的个体差异。一般来说,风险偏好分为风险喜好、风险厌恶和风险中性。决策者行为会受到风险偏好的影响,有人认为风险偏好基于个人的经历,具有稳定性与持续性;也有学者认为一个人对待风险的看法是在不断变化的,会随着环境因素或情绪因素的改变而改变(汪丽娟,2018)。高管是否具有学术经历是行为者个体差异之一,这会影响企业高管对待风险的态度,进而影响其投资决策与公司治理水平。风险厌恶型的高管会选择尽可能规避风险的保守的投资组合与运营方式,风险喜好型的高管则偏向于高风险高回报的决策。低风险能够最大程度地避免损失,但是会错失机遇,利润和绩效都会降低。高风险往往能带来高回报,也意味着企业高管作为代理方能收获更多的薪酬,但高风险带来的损失只能由股东承担。企业高管为了实现其高风险的目标以获得更高薪酬,有足够动机干预内部控制,使其权利凌驾于内部控制,导致内部控制失效。

  3.委托代理理论

  上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经济学家伯利和米恩斯提出了委托代理理论。该理论认为,由于工业革命带了飞速发展的生产力,持有大量财产的资本家数量激增,但财富的所有者未必具备有有效运作大量资本的能力,于是委托代理关系开始出现,所有权与经营权开始分离,职业经理人随之诞生。委托人追求的是自身财富的最大化,往往看重的是长期的投资回报,而代理人追求的是个人薪资回报的最大化,考虑更多的是在较短的任期内是否能实现高绩效以获得高薪酬,便有可能牺牲未来的收益以追求短期的利益,两者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在资本市场中,股东为委托方,公司管理层为代理方。企业高管作为代理方,需要对股东负责,以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但企业高管本身追求的是以最少的服务去获得最多的回报。因此,代理方有充分的动机去选择高风险的决策方案以获得高收益,或不采取强有力的内部控制以减少所需付出的劳动,但这些举动所造成的损失需由委托方承担,双方利益并不一致,这便构成了公司治理的主要问题,需要企业建立有效的内部控制以缓解这一问题。可是高管仍承担了建设内部控制的主要角色,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公司的内部环境与内控的有效性,所以委托代理问题仍然存在于企业内部,评估内部控制质量的有效性变得非常重要。

  (二)、文献综述

  文献综述:将与论文主题相关的文献分为以下三个部分:高管学术经历、风险偏好、与内部控制质量。

  高管学术经历:高管的学术经历将会对企业经营运作与公司治理的各个方面产生不同影响。学术经历:Francis等(2015)认为有学术经历的高管更倾向于规避风险,会采取更加保守审慎的战略选择。他还认为有学术经历的高管能够依靠所具备的专业技能进行职业判断,且对会计信息的质量要求更高,再加上较为自律,道德水准较高,能以此提升公司的治理水平。Marchica&Mura(2010)发现有学术经历的高管可以够降低公司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Pinkowitz&Williamson(1999)发现有学术经历的高管会选择更为稳健的财务政策,因而公司持有更多的现金,并将短期负债控制在较低水平。周楷唐(2017)认为高管学术经历能够降低公司的债务融资成本,这一点在融资贷款困难的公司中体现得更为突出。秦翡(2019)认为在高管团队中引入有学术经历的高管有助于提升公司的现金持有水平,提升公司绩效,这一点在非国有企业中体现得更为突出。沈华玉等(2018)认为高管学术经历可以提高企业的外部治理水平,降低公司固有风险,并降低上市公司的审计费用。苑泽明等发现(2019)高管的学术经历与环保投资占平均总资产的比例重呈正相关,能促进企业对环保投资行为的相应,且这一点在国有企业中体现得更加明显。。姜付秀等(2019)认为由于大众对学者道德方面的期待较高,且学术经历有利于培养人的社会责任感,高管的价值观会进一步作用于企业的行为,高管的学术经历可以提高慈善捐赠额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风险偏好:风险偏好体现了行为者对风险的基本态度,会进一步影响行为者的实际行动。管理层的的风险偏好将对企业的投资决策与公司治理起到重要影响。关于风险偏好的研究早已进入了经济与管理领域,国内外学者围绕这一概念已做出了以下研究:许引旺(2008)认为风险偏好更高的决策者越倾向于投入更多在研究创新领域,以获得更高的回报。Cen&Doukas(2012)认为公司CEO的风险偏好越高,会增加公司的盈余变动,两者呈正相关关系。郑春艳(2011)研究发现管理者风险偏好与企业盈余管理显著相关,管理者风险偏好水平越高,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越高。孔晨、陈艳(2016)以国有企业为研究对象,发现管理层越喜好风险,发生职业舞弊的可能性越大。程炯梅(2017)基于高管梯队特征,发现风险喜好型企业,越有可能采取手段隐瞒披露内部控制的缺陷。李叶婷(2019)发现,风险喜好型的高管更新倾向于发放现金股利,在非国有企业中,高管年龄对发放股利的抑制作用会比在国有企业中更强,这是因为在国企高管团队的年龄会更加受制度的限制。戴书松等(2020)认为,管理层越厌恶风险,采取零杠杆政策的倾向越高,代理效率越高,这种倾向就越明显。

  内部控制:从国内外已有的文献发现,关于内控质量的研究已比较完善。内部控制质量高低与公司治理结构是否完善有关:与法人治理结构的健全呈正相关(Doyleetal,2007)、与企业管理层的重视程度呈正相关(张继德等,2013)。上市公司的经营特征也对企业内控质量产生很大影响:上市时间更长的企业面临着更加沉重的历史包袱,所残留的历史问题也越多,并且越有可能遭到股东与政府的干预,所以越不愿意对外披露鉴证报告,内控质量也更差(Doyleetal.,2007;林斌和饶静,2009);处于成熟期的企业内部控制质量更高(张继德等,2013);张颖和郑洪涛(2010)等的研究表明,当企业的实际控制人为国有控股公司时,财务报告的质量会更高,内部控制的质量也更高;池国华(2014)研究发现包括董事会成员在内的公司高管背景特征(性别、年龄、学历、任职时间等)对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具有相关关系,且不同高管的背景特征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程度存在较大差异,相比其他高管,董事长对企业内控质量的影响更为明显。朱丹和周守华(2018)发现在适当的范围内,企业的战略变革程度越激烈,绩效越好,但超过了适当的程度,就会拉低企业的绩效,两者之间呈倒U型曲线的关系,而良好的内部控制可以使拐点右移,有利于提升企业的整体业绩。罗志俊(2018)认为高管团队成员间的薪酬差距越大,企业的内部控制就越差,但股权越集中这种效应就越不明显。

  (三)、提出假设

  根据已有研究,可以提出相关假设。高管的学术经历能给予管理层团队更加坚实的学术知识支撑,并作用于高管的价值观、道德观与社会责任感,这会促使上市公司的战略决策更加谨慎、信息质量与企业内外部治理水平提高,也会对利益相关者更为负责。结合高层梯队理论与风险偏好理论,提出假设一与假设二:

  H1:高管学术经历能提高公司的内控质量。

  H2:具有高管学术经历的高管风险偏好越低

  高管的学术经历会对其风险偏好产生影响,而风险偏好又会进一步作用于企业的内控质量。喜好风险的企业发放现金股利的几率更大,意味着会降低企业的现金持有量,也更有可能与掩盖其内控缺陷,降低信息的对称性。高风险的企业往往更有可能选择程度激烈的战略变革以追求高收益,高度变化的变革环境也对合格的内部控制提出了更高的挑战。结合已有研究、高层梯队理论、风险偏好理论与委托代理理论,提出假设三:

  H3:高管的学术经历能通过影响风险偏好来影响公司的内控质量。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了2014-2018年沪深A股的上市公司所为研究样本,并剔除以下数据:(1)剔除了金融、保险业;(2)剔除了ST公司。本文研究所用的数据来自于CSMAR数据库、WIND数据库与迪博数据库,运用EACEL、STATA等数据处理软件,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实证研究。

  (二)、模型设计

  为检验H1:高管学术经历与内控质量呈正相关的关系,本文构建了模型1:

  IC=α+β*Academic+γ*CONTROL+YEAR+IND+ε

  为检验H2:高管学术经历与风险偏好间呈负相关的关系,本文构建了模型2:

  Risk=α’+β’1*Academic+γ’*CONTROL+YEAR+IND+ε

  为检验H3:风险偏好在高管学术经历与内控质量之间发挥中介作用,本文构建了模型3:

  IC=α’’+β’’1*Academic+β’’2*Risk+γ’’*CONTROL+YEAR+IND+ε

  在模型1中,β表示高管学术经历Academic对内控质量IC的影响程度,若显著为正,表明高管学术经历能提高内控质量。在模型2中,β’1表示高管学术经历Academic对风险偏好Risk的影响程度,若显著为负,则表明高管学术经历能降低风险偏好。在模型3中,β’’1表示高管学术经历对内控质量的影响,β’’2表示风险偏好对内控质量的影响。参考温忠麟等(2014)对中介效应的分析,若β与β’’1显著,β’1与β’’2也显著则表明风险偏好在高管学术经历与内控质量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若β显著,β’1与β’’2也显著,但β’’1不显著,则说明风险偏好在高管学术经历与内控质量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

  (三)、变量定义

  本文的解释变量是高管学术经历Academic,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中的上市公司人物特征。高管学术经历是指公司高管有过高校任教、科研机构任职或者协会从事研究的经历。参考相关文献的研究方法,考虑到涉及中介效应的检验,本文采用沈华玉等(2018)的衡量方法,用高管有学术背景人数与高管总人数的比值作为度量指标衡量高管学术经历。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内控质量IC,采用了迪博指数进行衡量。程慧芳(2014)在研究中指出,迪博版内控指数的主要用于评价内部控制目标的实现程度,而厦大版的内控指数更偏向于评价内部控制系统是否健全。相对于厦大版本,迪博指数更能衡量企业内控的有效性。汪丽娟(2018)也同样使用迪博指数研究董事会风险偏好与内控质量之间的关系。

  本文的中介变量为风险偏好Risk。刘璇(2014)认为,高管风险偏好的度量方法主要分为四种:选择DARA或DRRA度量、使用量表形式测定、使用影响高管风险偏好因素度量,以及使用自定义变量度量。考虑到可操作性与数据收集难度,本文使用了第四种度量方法,采用自定义变量,用风险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度量高管的风险偏好。

  参考已有研究,本文采用以下变量作为控制变量:(1)是否亏损Loss;(2)股权集中度Cap;(3)成长能力Growth;(4)独董比例Indep;(5)净资产收益率ROE;(6)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兼任Duality。在稳健性检验中用每股收益EPS替换净资产收益率ROE.

  变量的具体说明见下表1。

  表1: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解释变量 高管学术经历Academic 有学术背景的高管人数/高管团队总人数

  被解释变量 内控质量IC 迪博版内控指数

  中介变量 风险偏好Risk 风险资产/总资产=(交易性金融资产+投资性房地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总资产

  控制变量 是否亏损Loss 当企业净利润为负数时Loss=1,否则为Loss=0

   股权集中度Cap 第一大股东持股份额/公司总股份

   成长能力Growth 营业总收入增长率=(营业总收入本年本期金额—营业总收入上年同期金额)/(营业总收入上年同期金额);

   独董比例Indpe 独立董事人数/董事会人数

   净资产收益率ROE 净利润/股东权益余额

   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兼任Duality 兼任Duality=1,否则Duality=0

   每股收益EPS 净利润本期值/实收资本本期期末值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Mean N max min St.D Med

  IC 649.00 11192.00 908.00 125.00 81.10 660.00

  Aca 0.09 11192.00 1.00 0.00 0.14 0.00

  Risk 0.04 12070.00 0.97 (0.00) 0.08 0.01

  Cap 0.34 11192.00 0.90 0.03 0.15 0.32

  Growth 0.58 11914.00 180.00 (1.00) 18.30 0.11

  Indep 0.38 11192.00 0.80 0.14 0.06 0.36

  ROE 0.03 12008.00 34.20 (66.50) 0.89 0.06

  Duality 0.25 11192.00 1.00 0.00 0.44 0.00

  Loss 0.10 12040.00 1.00 0.00 0.30 0.00

  上表为剔除异常值后的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企业内控指数IC的平均值为649,小于改组数据的中位数660,说明有一半企业的内控质量低于平均值,最大值为908,最小值为125,说明样本的内控质量存在较大差异。具有学术经历人数占高管团队总人数的比值Academic最大值为1,最小值仅为0,平均值仅为0.09,说明具有学术经历的的高管只占样本公司高管团队的少数。风险资产占总资产比重Risk比的平均值为0.04,远高于中位数0.012,说明有一半企业的风险偏好小于平均值,且最大高达0.97,与最小值差距明显,说明样本公司间风险偏好水平差异很大。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Cap的平均值为0.339,中位数为0.318,说明大部分企业的股权比较集中,但第一大股东未形成绝对控制权。营业总收入增长率Growth的平均值为0.58,中位数仅为0.11,说明样本公司间成长性差异较大。我国证监会要求:在上市公司董事会中,独立董事的比例不应少于三分之一。样本公司的独立董事比例Indep的平均值为0.38,中位数为0.36,说明大部分企业符合证监会的规定。企业净资产收益率ROE的中位数大于平均值,说明有一半的样本企业净资产收益率大于平均值,最大值中位数以及最小值之间的差距明显,表明企业间的盈利能力与差距较大。董事长与总经理兼任的比例Duality的平均值为0.25,说明在大部分企业中决策者对执行者的有效监督与制约作用可以较好发挥。大约有10%的样本公司亏损。

  (二)、相关性分析及多重共线性

  图1

  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本文先对模型中设计的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从表中可知,Academic与IC在0.0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支持假设H1;Academic与Risk在0.0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支持假设H2。在控制变量中,除了Indep,其他的控制变量均与IC有显著的相关性,也就进一步证明了模型中控制变量选择的正确性。

  为了避免模型估计结果不准确,本文进行了多重共线性检验:(1)控制变量之间:由图1可以看到:Cap,Growth,Indep,ROE,EPS,Duality,Loss彼此之间的相关系数的绝对值都小于0.5。一般地,两个变量之间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小于0.5,可以初步确定变量间不存在多重的共线性。(2)研究变量之间:为检验多元回归模型中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本文采用了1977年由Chatterjee等人提出的方差膨胀系数法(VIF)进行检验。一般地,当VIF的值大于等于5时,认为存在多重共线性。据检验结果可知,三个模型中均不存在VIF≧5的情况,说明本文实证分析所涉及的模型均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因此可以针对相关假设进行下一步实证分析。

  表2

  Mean model1 model2 Model3

  VIF 3.08 3.07 3.05

  (三)、回归结果与中介效应检验

  表3

   1 2 3

   IC Risk IC

  Academic 22.58733490*** -0.01645324*** 22.32637279***

   -5.28730911 -0.00489938 -5.31705123

  Cap 0.43522451*** -0.00005742 0.42023546***

   -0.05267293 -0.00004877 -0.05290532

  Growth 0.11373828*** -0.0000437 0.11181044***

   -0.03947859 -0.00003703 -0.0401685

  Indep 19.11471792 0.01837458 23.48142197*

   -13.29887815 -0.01231525 -13.35965647

  ROE 6.00763347*** -0.0007575 5.98504503***

   -1.05854271 -0.00097582 -1.05850116

  Duality -4.69413919*** 0.00137827 -4.66002069***

   -1.73611547 -0.00160367 -1.7395566

  Loss -68.54207710*** 0.00282011 -68.44375635***

   -2.64965568 -0.00245084 -2.65858053

  Risk -20.58255722**

   -10.32950207

  _cons -13.64368817 -0.01914910** -13.8461479

   -9.82473307 -0.00905693 -9.82600722

  Obs. 11189 11111 11111

  R-square 0.10732022 0.12811644 0.10756904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

  模型一的具体回归分析的结果如表的第一列所示。以高管学术经历为解释变量,企业内控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由回归结果可知,高管学术经历的回归系数为22.59,高管学术经历与内控质量在0.0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H1成立。具有学术经历的高管可以提高企业的内控质量:有学术经历的高管占高管团队总人数的比例越高,管理层便能更多地依赖于专业的知识与技能进行理性的战略选择与公司治理,可以更加全面地对企业的内外部环境进行分析,企业的内控质量越好。

  模型二的具体回归分析的结果如表的第二列所示。以高管学术经历为解释变量,高管风险偏好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由回归结果可知,高管学术经历回归系数为-0.016,高管学术经历与高管风险偏好在0.0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故H2成立。当有学术经历的高管占高管团队总人数的比例越高,基于更加丰富的学术知识,管理层的决策就越为慎重,企业的风险偏好越低

  根据多重共线性分析表,可以发现三个模型均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可以进行中介效应分析。接下来,本文会通过比较特定回归参数的大小以及显著程度,来分析高管的风险偏好是否会在高管的学术经历对公司的内控质量的影响过程中发挥了中介作用,并检验H3。参考温忠麟等(2014)的研究与Baron&Kenny(1986)的逐步法,本文关于风险偏好的中介效应分析包括了以下三个步骤:(1)分析模型一种被解释变量内控质量与解释变量高管学术经历的回归结果,分析其在回归模型中的参数以及其显著性问题。(2)分析模型二中介变量风险偏好与解释变量高管学术经历的回归结果,分析其在回归模型中的参数以及其显著性问题。(3)同时在模型三中引进解释变量和中介变量,分析模型中这两种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参数和显著性。

  结合回归结果,模型一中高管学术经历对内部控制的偏回归系数为22.59且显著;模型二中高管的学术经历对高管的风险偏好的的偏回归系数为-0.016且显著;模型三中高管风险偏好对企业内部控制的偏回归系数为-20.58且显著,高管学术经历对企业内部控制的偏回归系数为22.32637也显著。故可以判断,风险偏好的中介效应显著,存在部分中介。高管学术经历可以通过降低其风险偏好以提高企业的内控质量,有学术经历的高管会做出更为稳健的判断、倾向于规避风险,更愿意投资于内部控制的建设,建立更加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这有助于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假设H3成立。

  (四)、稳健性检验

  表4:

   1 2 3

   IC Risk IC

  Academic 21.03423892*** -0.01636606*** 21.44090052***

   -5.2092082 -0.0048983 -5.23590041

  Cap 0.35867339*** -0.0000523 0.34855526***

   -0.05204928 -0.00004889 -0.05223219

  Growth 0.10906168*** -0.00004336 0.10754248***

   -0.03889472 -0.00003702 -0.03955784

  Indep 3.02467977 0.01983734 6.31161099

   -13.11146676 -0.01232415 -13.16843975

  EPS 18.09662836*** -0.00147794 18.65280562***

   -0.94204952 -0.00090048 -0.96217067

  Duality -4.25673727** 0.00133263 -4.11137806**

   -1.71040638 -0.00160346 -1.71315599

  Loss -54.18128665*** 0.00175779 -53.55074375***

   -2.71472985 -0.00255354 -2.72821361

  Risk -17.96532458*

   -10.17321961

  _cons -11.85858007 -0.01931990** -11.99032216

   -9.67891619 -0.009055 -9.67619133

  Obs. 11191 11113 11113

  R-squared 0.13343816 0.12830989 0.13439655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

  本文选择替换控制变量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将回归模型中的控制变量中的净资产收益率ROE替换为每股收益EPS(净利润本期值/实收资本本期期末值)。由第一列的数据可知,模型一中高管学术经历对内部控制的偏回归系数为21.03且显著;第二列数据显示,模型二中高管的学术经历对高管的风险偏好的的偏回归系数为-0.016且显著;第三列数据显示,模型三中高管风险偏好对企业内部控制的偏回归系数为-17.97且显著,高管学术经历对企业内部控制的偏回归系数为21.44且显著。以上3个模型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均与先前表3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故结果稳健。

  五、研究结论及启示

  (一)、研究结论及启示

  有效的内部控制对企业的存续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且“文人下海”又为我国特有的经济现象之一。本文采用了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以高层梯队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与风险偏好理论作为理论基础,结合现有文献,分析高管学术经历、风险偏好与内控质量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提出相关假设并建立数学模型。本文以高管学术经历为解释变量,风险偏好为中介变量,内控质量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实证研究,进行了相关性分析、多重共线性判断、回归分析、逐步回归法检验中介效应,以及稳健性检验,最后得出以下结论:高管的学术经历可以提高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具有学术经历的高管占高管团队的比重越高,内控质量越高;高管的学术经历可以降低企业的风险偏好,具有学术经历的高管占高管团队的比重越高,企业的风险偏好越低;高管的学术经历可以通过减低风险偏好来提高企业的内控质量,风险偏好在高管学术经历与内控质量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得到以下启示:(1)公司层面:高管学术经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有产物,是管理层的重要特征之一,对其经济决策与公司治理有重要影响。高管的学术经历有助于降低企业的风险偏好,提高企业的内控质量。企业可以通过聘请有过高校任教、科研机构任职或者协会从事研究的高管,提高学术经历高管占高管团队总人数的比例,使高管团队具备更加坚实的专业知识基础,有更高的自律性与道德水准,从而使决策更加理性稳健,并进一步提高内控的有效性,实现企业的良好经营。(2)投资者层面:本篇论文的结论有助于投资者合理选择投资项目。广大投资者可以在投资前了解相关企业的高管情况,通过评估上市公司学术经历高管的比例来判断企业的风险偏好,并衡量企业内部控制是否有效,最终做出更加合理的投资决策。

  (二)、局限与改进

  本文的局限主要体现在对中介变量风险偏好的衡量。考虑到可操作性与结果更加直观,本文采用了风险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作为自定义变量来度量高管的风险偏好。这一指标不一定能准确全面地反映企业高管的风险偏好,没有考虑宏观经济环境与政策法规的影响。且据刘璇(2014)指出,该指标为企业层面的指标,是企业行为结果的体现,用该指标反过来衡量高管的风险偏好不够严谨。若是资源与能力允许,可以借助量表与调查问卷去获得更为直接精准的数据,以更严谨地衡量企业高管的风险偏好。